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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死前為何揭發江青和張春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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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死前為何揭發江青和張春橋

2020年10月20日 17:44 最後更新:11:41

康生

「文化大革命」結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與事卻依然耐人尋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揭發江青和張春橋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對於康生此舉的動機有不同說法:有說這是他慣於投機的本性使然;有說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應;粉碎「四人幫」之初,有人甚至公開宣稱,這是康生同「四人幫」有過鬥爭的證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黨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問題”的材料時,曾看到過康生揭發江青、張春橋的有關內容。現就我所掌握的資料,談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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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

毛澤東和康生在延安

林彪和康生

康生

1938年,中共主要領導人在延安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後排左起:陳雲、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康生寫給江青的親筆信

1974年12月,在周恩來總理即將於23日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讓人用擔架把他抬到周恩來總理那裏,揭發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接著,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聞生給毛澤東帶話揭發此事,顯得十分急迫。一年之後康生病死。康生原本是江青集團的核心人物,可他為什麼要在臨死之前急切地去揭發江青和張春橋呢?康生的目的究竟何在?

要解開這個謎團,只要重溫一下1974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勢,就可以弄明白。這一年的形勢,主要圍繞「批林批孔」運動和四屆全國人大的人事安排展開。

1974年初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矛頭實際上是指向周恩來的。江青通過其操縱的寫作班子在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復禮”等儒家思想為名,含沙射影地對周恩來前一階段所採取的正確措施,特別是落實幹部政策、重新安排一批老幹部出來工作,進行猛烈攻擊。

正當江青一夥起勁攻擊周恩來等人的時候,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後抱病沉寂一段時間後,突然活躍起來。他積極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動,把中央黨校寫作班子的負責人和一名教授推薦給江青。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說,康生同志有功勞,康生同志立了一功……

5月間,康生雖然病情加重,但這段時間對江青的陰謀活動,一直熱情支持,積極配合。

毛澤東和康生在延安

然而,江青一夥的好景不長。1974年下半年,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多次嚴厲批評江青一夥。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並且當眾宣佈:“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在此前的3月20日,毛澤東還在給江青的信中說:“過去多年同你談的話你有好些不執行”,“我死了,看你怎麼辦?”這期間,毛澤東還點名批評了江青的親信、國務院科技組負責人遲群,說他是“北京一霸”。

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近期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此前,毛澤東曾提議復出的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夥的策劃,到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誣告說,總理住在醫院裡日夜找人談話,常去的有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北京現在有「廬山會議的味道」,誣陷周恩來和鄧小平。毛澤東當即告誡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12月23日,周恩來帶病與王洪文一起到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毛澤東再次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說,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職務。

毛澤東在對江青一夥多次批評的同時,重申由周恩來主持黨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這樣,對挫敗江青一夥「組閣」陰謀,保證四屆人大順利召開,起了重要作用。

面對這種形勢,對於康生這樣一個十分熟知黨內鬥爭、善於窺測政治動向的人,很清楚今後形勢發展的趨勢。一向老謀深算、善於投機鑽營的康生,對江青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轉變。他急忙與江青一夥拉開距離、劃清界限,轉而靠近周恩來和鄧小平,並作出一系列姿態:他拒絕江青的探望,氣得江青大哭大鬧;他一改冷漠態度,詢問和關心起周總理的病情;他拖著病體讓人用擔架抬到周總理那裏,揭發江青和張春橋都是叛徒;他託人帶話給毛澤東,揭發江、張的叛徒問題;他托鄧小平「在中央講講解決黨校問題」以示“尊重”等。

林彪和康生

其實,康生「揭發」江青和張春橋與「四人幫」拉開距離也好,靠攏周恩來和鄧小平、表示友好也罷,並非真心實意。他在臨死前對一個親信的談話,道出了他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1974年12月26日,康生在病床上召見了中央黨校負責人,此時他講話已經很困難,語句含糊不清,有的話還需要貼身秘書複述。康生斷斷續續地說,下部長瘤子,淌血,不行了。黨內鬥爭複雜,你不了解,遲群犯了錯誤……我們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裏。靠我不行了,但我不甘心死……康生說“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裏”,到底所謂何指?1975年1月5日,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屆人大後又出任了第一副總理。其後,在周恩來重病期間,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著黨政軍大權,這既是康生所不願意看到的、“不甘心”的,也是他所預料到的。聯繫局勢的這種發展,再來想康生此前所說“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裏”的真正含義,就再清楚不過了。而康生在這之前急著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的意圖也就一目了然了。康生於1975年12月16日死去。

然而歷史是無情的,也是公正的。儘管老奸巨滑的康生臨死前「揭發」過江青和張春橋,幻想死後留下一個好名聲,但他卻沒有逃過歷史的公正審判。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黨公佈了康生直接參与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反革命罪行。康生最終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落得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而康生臨死前“機關算盡”所玩弄的“揭發江青、張春橋”這一招,沒能蒙蔽世人的眼睛,反而留下了他慣於看風使舵、投機鑽營的最後佐證。

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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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寫給江青的親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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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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