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劉少奇同王光美在成都

「看來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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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劉少奇同王光美在成都

劉少奇與周恩來

少奇同志幾次向毛主席彙報運動發展情況,並請主席回北京領導運動,均無迴音。幾天後運動發展更加熾烈,有的學校發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經過商量,決定飛到杭州,向毛主席彙報,當面懇請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託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領導運動。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主席意見,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雖然還在常委名單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顯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

這期間毛主席曾對少奇同志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我黨歷史上犯路線錯誤的人不少,改起來很難,希望少奇同志做一個犯了路線錯誤又能夠改正過來的榜樣。

1967年1月13日夜裏,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同志來我們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會堂談話。一見面,主席客客氣氣,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近況。少奇當面向主席提出兩點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我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主席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對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沒有正面回答。談話結束後,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門口,叮囑少奇「保重身體,好好學習」。

少奇預感到情況嚴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鄭重地對我和三個孩子做了遺囑。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話,說:「少奇同志發高燒,周總理叫我們通知你,請你回來一下。」

我一聽,腦袋頓時「嗡」了一下。我在鄉下,最擔心、最牽掛的就是少奇的身體。他已是近70的高齡老人,體質不好,工作緊張,又不知道自己照顧自己,我總感到可能要出事,現在連總理都驚動了,可見不是小毛病。接到這個電話,我真是歸心似箭。

我回來的第二天,總理親自打來電話,問了情況,最後交待我說:「少奇同志不恢復健康,你不能離開。」

為使少奇靜心養病,儘快恢復,我們安排他轉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沒幾天,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上海開會 。外出一勞累,就又犯了。上海會議散會後,我們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幾天,少奇同志的身體開始恢復。1966年元旦後的一天,天上下著雪,少奇要我把孩子們和身邊工作人員召集來,他要同大家聊一聊。這天,少奇同志顯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談心。他說:「看來,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須更抓緊時間多幹些事。只要馬克思再給我10年時間,我們是能夠把中國建設得真正富強起來的。」他有點動情地講了他關心、思考的一些想法。最後說:“到了那時候,我們就為中國的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也完成了黨和人民交給我的任務,可以瞑目了。”

劉少奇與周恩來

劉源:記得那天父親還說:如果我身體、精力不行了,我會馬上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好多美國總統卸任後去當教授、學者,我們應該向人家學習。我退下來以後,可以去大學教書,把我的經驗傳給青年學生,我可以教林業、教歷史。父親說的這些話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沒有說將來去大學教政治或哲學,而是說教林業、歷史。這有點出乎我意料。「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大約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愛琴從外地回家,父親又把我們幾個孩子叫來談了一次話。父親先談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讀、幹部參加勞動、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方面的內容。最後他說:今天我要對你們幾個大孩子說一說,我老了,幹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後,黨和政府會給一些撫恤,但你們不能靠黨和政府的照顧,要靠自己。你們的媽媽級別、工資不高,你們幾個大一點的孩子有責任幫助媽媽,把弟弟妹妹帶大帶好。特別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我們第一次聽父親說這樣的話。當時我很吃驚,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晚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的大字報,並且用了「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三家村’黑幫分子宋碩、陸平、彭珮雲負隅頑抗妄想堅守反動堡壘」這樣一個聳人聽聞的通欄大標題,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突然發表這些東西,事先和事後都沒有告訴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這幾篇東西在報紙上一登,中央正常領導工作被打亂,各級黨委開始受到衝擊。

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此沒有思想準備。6月3日,少奇同志緊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北京市和有關方面的彙報,研究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從6月3日起,中央常委彙報會幾乎天天召開,由少奇同志主持。

這時向北京大學和人民日報社派出的工作組已經進駐,是報毛主席批准的。確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也是報毛主席同意的。在這之後,各單位的黨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況。少奇同志對派工作組一事非常慎重。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認真討論,最後決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見,陸續向北京的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

少奇同志幾次向毛主席彙報運動發展情況,並請主席回北京領導運動,均無迴音。幾天後運動發展更加熾烈,有的學校發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經過商量,決定飛到杭州,向毛主席彙報,當面懇請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託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領導運動。

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亂打亂斗的事件。6月19日,清華大學出現公開鼓動趕走工作組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和了解運動情況。6月19日晚我去了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葉林同志當時就說讓我當清華工作組的顧問。

6月21日,我正式作為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去學校了解運動情況。

此後,根據中央精神,各學校的工作組加強了對運動的領導。社會秩序和學校教學秩序開始好轉。

7月18日晚,毛主席結束南方巡視,從武漢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後立即趕到豐澤園,想向主席彙報,門口不讓進,說主席需要休息。可是豐澤園門口停著好幾輛汽車,估計是陳伯達等人在裏面。

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懷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彙報會。會上,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遭到鄧小平等多數同志的反對。少奇同志同意多數同志的意見,並向到會同志宣佈,主席已回到北京,這裏的彙報會停止,今後直接到主席那裏彙報。當晚,毛主席在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彙報。主席這時沒有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問題。

大約在7月24日,毛主席召開了一個會,批評少奇、小平同志怕字當頭,壓制群眾。主席還說,清華大學工作組把一個喊出「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學生當成反革命,是錯誤的。第二天,主席在一個小會上明確表示,工作組幹了壞事,要全部撤出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全會期間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了個小會,發了脾氣,嚴厲批評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說:「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還說:“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麼不能反對!”當主席責問為什麼怕群眾時,少奇插話說:“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主席還批評少奇在北京專政,少奇說:“怎麼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少奇還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主席意見,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雖然還在常委名單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顯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

中,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單。當時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規定這次選舉結果不傳達、不公開。8月18日的公開,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討論。

八屆十一中全會沒有重新選舉黨中央副主席,但從此少奇、恩來、朱德、陳雲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起,只說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沒有任何程序、手續,黨的八大選舉產生的少奇等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職務,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

8月18日大會後,紅衛兵運動迅速掀起。我們家的幾個孩子也參加了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有幾次紅衛兵組織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還興緻勃勃地講,以為是參加了「革命行動」。有一天吃完飯,少奇把孩子們叫過來,拿出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你們破‘四舊’,我不反對,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國家主席,必須對憲法負責。許多民主人士,跟我們黨合作了幾十年,是我們多年統戰工作的重要成果,來之不易,不能讓它毀於一旦。”他還說:“《憲法》是我主持通過的,我要對你們講清楚,要對你們負責。”

不堪回首的歲月

王光美:1966年10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少奇、小平同志做了檢討。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書面檢討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發少奇同志檢討的時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並發動群眾批判。

我記得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志在會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談一談。當少奇同志從主席房間裏出來時,發現江青、陳伯達在偷聽。

這期間毛主席曾對少奇同志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我黨歷史上犯路線錯誤的人不少,改起來很難,希望少奇同志做一個犯了路線錯誤又能夠改正過來的榜樣。

少奇同志一開始是誠心誠意按主席的這個指示去做的。

我曾問過少奇同志:你是怎樣提出反動路線的?少奇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對毛澤東思想。」

有一次我對少奇說:「你辭掉國家主席等職務,我和孩子們勞動養活你。」少奇說:“已經向中央提過,總理說有個人民代表大會問題;不能再說了,不要讓組織為難。”

視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長時間側著臉同一個人談話,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情況。少奇作了回答,並向主席表示:「現在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我也要到群眾中去鍛煉鍛煉。」主席說:“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這次在天安門城樓上,少奇見到了小平同志。他問候說:「小平同志,怎麼樣?」小平同志說:“橫直沒事。”少奇說:“沒事,學習。”這兩個共產黨員當時同處在委曲求全、勇擔責任的處境中,他們的心境是多麼坦蕩!沒想到這寥寥數語,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對話。

面對形形色色毫無根據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動情地對我和孩子們說:「我過去常對你們講,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還得加一句話,就是對一個人來說,人民誤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1967年1月13日夜裏,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同志來我們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會堂談話。一見面,主席客客氣氣,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近況。少奇當面向主席提出兩點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我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主席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對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沒有正面回答。談話結束後,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門口,叮囑少奇「保重身體,好好學習」。

這期間,少奇同志對我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還說:“主席的偉大,不僅是在關鍵時刻,他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更重要的是有些設想暫時辦不到時,不堅持己見。”少奇對毛主席的熱愛是真誠的,儘管形勢這麼險惡,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誼。我更是盼望著主席早點為我們說句話。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報上,污衊朱老總和陳雲、小平等同志,語言不堪入目。回家後我講給少奇同志聽,並說:「我實在看不下去了。」說著拿起安眠藥瓶向少奇示意。他搖了搖頭說:“不能自己作結論。主席說過,羅長子要不是自殺,問題還不至於那麼嚴重。”直到這時,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華大學做檢查。少奇和我預感到這是一個嚴重信號。4月9日中午吃飯的時候,平平、源源、亭亭三個孩子回來說,外面空氣緊張,到處傳言清華大學組織了30萬人大會,明天批鬥王光美。少奇聽了十分氣憤,大聲說:「錯誤我自己擔,為什麼不讓我去檢討?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

我忙說:「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應該我去向群眾做檢查。」少奇說:“你是執行者,決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當反革命。我過去不是反革命,現在不當反革命,永遠不當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過問中央工作,從那以後,錯誤仍在繼續。將來,群眾斗群眾的情況還會更厲害,不改,後果更嚴重。責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預感到情況嚴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鄭重地對我和三個孩子做了遺囑。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少奇平靜親切地望著孩子們,肯定地說:「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除非把我槍斃或斗死。你們,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要在各種鍛煉中成長。你們要記住:爸爸是個無產者,你們也一定要做個無產者。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

少奇從來沒有對孩子們說過這樣嚴肅沉重的話,因為孩子們還小啊!

4月10日清晨,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扣了我們的三個孩子做人質,到中南海揪我。周恩來為保護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書與我同去,晚7時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後,我對少奇同志講了批鬥會的情況。當少奇同志聽說那麼多老同志同時陪斗,憂心忡忡,心裏很不好受,晚飯一點也沒吃。

7月18日一早,孩子們急急慌慌跑來告訴我們,聽說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開批鬥少奇和我的大會。我預感到這次批鬥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離死別。

離批鬥會的時刻愈來愈近了。我們默默地做準備。少奇為我取出衣服用品,幫助我整理。自從我和少奇結婚以來,他整天忙於工作,生活上歷來都是我照顧他。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為我收拾東西,幫我做生活上的事。預定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靜靜地坐著,等待來人帶我們走。少奇平時不愛說笑,這回他說了一句:「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在這樣嚴峻的關頭,他仍是坦然和樂觀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會兒,造反派進來了,大聲命令我先跟他們走。我連忙站起來,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來和我緊緊握手。我們四目相對,充滿關切。這時少奇輕輕對我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我走後不一會兒,少奇也被拉走了。後來知道,這次批鬥是江青、陳伯達、康生乘毛主席、周總理不在北京之機,直接策劃的。具體組織實施的人是戚本禹。

在批鬥的同時,專案組抄了我們家。批鬥會結束後,我被帶到後院,少奇被帶到前院。從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卻見不到面。當天分別時少奇說的「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就成了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摘自《王光美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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