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歷史轉折關頭(1975－1982年)》(韓洪洪著)生動再現了胡耀邦同志在這段崢嶸歲月里，為黨和國家事業嘔心瀝血、勤懇工作的身影，描述了胡耀邦同志在整頓中國科學院、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發動和組織真理標準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出任中宣部部長、推動農村改革、平反冤假錯案等重要歷史事件中的言行和作為。
胡耀邦在中宣部部長任上，為文藝界撥亂反正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為召開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第四次文代會)做出決策，並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使得第四次文代會在1979年年底勝利舉行，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文藝復興的新時期。
1978年召開的中國文聯三屆全委擴大會議上，把籌備召開第四次文代會作為決議提出來，並交由文聯、各協會籌備恢復小組負責。但是由於當時中宣部的主要領導仍然執行「兩個凡是」的觀點，抵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認為“文藝黑線專政論”可以批判，但“文藝黑線”問題卻不能否定，以致文藝界一些老同志都不能回到文藝工作的崗位，引起文藝界的思想紊亂和不滿，第四次文代會的籌備工作，也遲遲不能進行。
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長後，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帶到了中宣部。在1978年12月底的兩次就職講話中，胡耀邦就針對宣傳部門如何管好文藝工作，明確提出:宣傳部門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做「雙百方針」的促進派。過去，我們在這方面是不成功的，“文革”前就是當把關的審查委員會。「四人幫」藉此打倒了文藝戰線上許多老同志，這種惡劣作風不徹底清算，百花齊放怎麼搞得好呢！
1979年1月2日，剛剛恢復工作的中國文聯舉行迎新茶話會。這是首都文藝界十多年來未有過的盛會。出任中宣部部長才一周的胡耀邦正式與文藝界近三百多位知名人士見面。他先請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長的黃鎮宣佈:文化部和文學藝術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雖然在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過程中，犯過這樣和那樣“左”和右的錯誤，但根本不存在“文藝黑線專政”，也沒有形成一條什麼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林彪、「四人幫」強加的誣陷不實之詞，應該徹底推倒，還歷史的本來面目。這就第一次公開、徹底否定了“文藝黑線”論。
接著，胡耀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代表黨中央向作家、藝術家發出熱情的呼喚:「我們偉大祖國奔向四個現代化的時代列車，現在已經開動了！黨的三中全會公報，就是這列列車的汽笛聲。」“在這個列車啟動的關鍵時刻，請同志們盡情地大膽地唱出奔向四個現代化的最強勁的進行曲，請同志們用你們手裏的琴弦撥出時代的最強音！”
他著重談到黨的宣傳部門要樹立新風，建立黨與文藝界的新關係。他說，林彪、「四人幫」把我們黨和文藝界的關係徹底破壞了，他們設置了數不清的清規戒律，他們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國文藝界辦成一個“管教所”。我們要砸爛這個“管教所”，要建立新的，也就是要恢復毛主席創立的黨和文藝界的正常關係。
這個新的關係是什麼呢？就是黨的宣傳部門應該是文藝界同志們前進過程的「服務站」。這個「服務站」大概要有這幾個部門:一個是文藝“問訊處”——指出文藝的方針、路線，給文藝創作以指南；一個是“資料室”——為文藝創作提供過去和現在的資料；一個是“休息室”——歌手們口渴了，有一杯涼白開喝；第四，還有個“醫療室”，假使我們的文藝工作發生了“感冒”，嗓子啞了，總要搞些“清涼劑”；第五，還要有個“修理室”，歌手們的樂器壞了，總得需要修理修理。這後面兩個就是同志們講的文藝評論和批評。這兩個我們不懂，請一些專家和人民群眾來做，採取群眾路線的方法來幫助我們把百花開得更鮮艷。
胡耀邦的講話，受到文藝界人士熱烈歡迎。
在這次迎新茶話會上，張光年分別向胡耀邦和黃鎮簡略地談到了在4月召開文代會的設想，胡、黃均表示贊成。1月15日，中國文聯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召開第四次文代會的報告。
在文藝界和文化部門的有關負責人會議上，胡耀邦最後做結論說，關於文藝界的一些問題，請允許我多做一些調查，再發表意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今年(指1979年)一定要召開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參加的人約3000人左右，文聯和各協會的籌備組要積極做好準備工作。要寫好一個工作報告，總結30年來的經驗，特別是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經驗。
胡耀邦作出召開第四次文代會的決策後，文藝界的同志都很振奮，一些老同志更是感慨萬千。夏衍說，文代會19年未開了，打倒「四人幫」也有兩年多了，去年文聯的擴大會議就說要在適當時機召開，可是，為什麼老是說準備，始終就是不下來？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就是原來的宣傳文化部門撥亂反正工作做得不好。三中全會後，耀邦同志當了中宣部部長，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思想路線，第四次文代大會召開的願望，才得以實現。
胡耀邦親自參與總結文藝戰線30年來經驗的工作，多次與文藝界的同志們座談，交換意見。胡耀邦說:文學藝術是精神生產，我們領導文學藝術的缺點，與領導物質生產的不成功之處有類似之點，那就是三個字:「瞎指揮」，或者說是統得過死，集中過多，指揮又不高明，這不是哪一個人的過錯，哪一個人的責任問題，而是我們在執行雙百方針上有問題。文學藝術的題材問題，為什麼要劃那麼多框框，加以限制。社會主義的理想、精神，是無比的廣闊、深遠，我們的生活、事業，是無比的豐富多彩，為什麼限制只能寫這樣，不能寫那樣呢！又如對文學藝術作品的審查，過去都是少數人審查、甚至是一把手審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藝，是不是按照藝術規律辦事。有的人獨斷專行，像韓復榘辦案，抹臉就放人，瞪眼就法辦。過去，我們就是吃了這個大虧，把《劉志丹》打成反黨小說，誰審查的，還不是康生一個人拍板定的調！
胡耀邦在和文學藝術界的同志座談時，為了清除「四人幫」散播的文化專制主義流毒，幾次向大家推薦讀馬克思寫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他說，這是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他還興緻勃勃地朗誦了這篇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有一種存在形式呢？”
胡耀邦說，大家看看馬克思講得多好啊！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對文化專制主義。我們社會主義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為什麼還要通過審查制度，讓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藝術作品，只能表現一種色彩呢？他還說，我們不搞審查，但要像商務印書館的書一樣印上「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我們提倡作家的作品要“文責自負”，至於有錯怎麼究，大家可以討論討論，我看可以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和要作家加強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去解決。
根據胡耀邦的意見，在京的《文藝報》和有關刊物以及上海的同志一起連續舉行了學習周恩來1961年重要講話的座談會。《文藝報》編輯部還在1979年3月舉行了文學理論批評工作座談會。
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長後，積極推動文藝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他認為:「這不是馬馬虎虎的工作，是個大的政治問題。這是關係到全黨全國人民安定團結的大問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
1979年3月，茅盾寫了一封信給文聯籌備組的林默涵，說希望第四次文代大會能開成一個團結的會，開成一個大家心情舒暢、真正百家爭鳴的會，開成一個向21世紀躍進的大會。他希望把全國知名的老作家、老藝術家、老藝人都請來參加這個會，特別是70歲到80歲的，最好應該來的一個都不遺漏。另外，他還建議中組部過問一下對老作家、老藝術家落實政策的問題。他舉出浙江的老作家陳學昭至今還沒有人管。
這封信轉到了胡耀邦的手上，他看了深有感觸地說，文藝界不知有多少為革命作過很大貢獻的作家、藝術家遭受了冤屈，還沒有回到文藝戰線上來。他說，鄧穎超同志就叮囑過他，過問一下陽翰笙同志工作的事。胡耀邦立即指示，要中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國文聯聯合召開文藝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座談會。
這一座談會3月底在北京舉行。會議以後，茅盾的建議，都在文代會的籌備工作中得到落實。全國文藝界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進度也大大加快，尤其是在幾個大案中受到迫害的一些知名人士，迅速得到了平反昭雪，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這就為第四次的召開做好了堅實的組織準備。
到1979年9月，第四次文代會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周揚的報告起草好了，胡耀邦看後，決定將報告初稿，仿照制定中央文件的辦法，發給大家討論、修改，組織一兩百人參加，以文化界為主，宣傳部門和理論界都要有人，以便走群眾路線，集思廣益，使報告成為一篇既有理論探索和研究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規律，又實事求是地總結我國文藝界30年經驗的大文章。胡耀邦還決定周揚、陽翰笙、林默涵、夏衍都參加即將召開的第四次文代大會的領導工作。這就為茅盾在大會上致開幕詞、周揚作總結報告、陽翰笙作文聯會務工作報告、夏衍致閉幕詞、林默涵任大會秘書長，定好了框架。
1979年10月30日，茅盾宣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開幕。
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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