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四人幫」（資料圖）
1984年鄧小平在國慶大典上發表講話
本文原載於《炎黃春秋》2002年第4期，原標題為「鄧小平的求實與反思精神」
恩格斯說過：「歷史從哪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裏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進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22頁）這就是說，歷史是第一性的，是思考的基礎，而思想的進程則是從對歷史的思考開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最初是從我們黨在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開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歷史起點。作為這次偉大轉變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能夠為我們黨和國家確立改革開放的總路線，與其“三起三落”不平凡的政治生涯過程，以及對歷史的求實和反思是密切相關的。
對「大躍進」的失誤，鄧小平坦言：我也有份
1958年，在我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過程中，黨中央的決策出現了重大失誤，「大躍進」運動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的挫折，人民生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對於這段時間黨的決策的失誤，鄧小平坦言：我也有份。
其實，追溯鄧小平對「大躍進」的態度，可以看出，他是不大讚成的。1957年10月，鄧小平在一個講話中，對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頭腦發熱的情緒就有了清醒的認識。他說：搞建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比較革命要困難得多，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多大的本事。所以，要把我們這麼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先進的工業國家，需要長期的刻苦的努力，需要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心一意地搞經濟建設。如果不一心一意，不好好學習，不總結經驗，我們也會在建設問題上栽跟頭。他強調指出，什麼時候都要從我們國家的實際出發。
但是，一年以後出現的「大躍進」運動，顯然是沒有從國家的實際出發。當大鍊鋼鐵運動在全國鋪開的時候，鄧小平正在廣西視察。看著那些小土群爐煉出來的所謂鋼鐵，這位曾經在法國鋼鐵廠干過這一工作的總書記很不滿意。
到了1961年，特別是在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提出糾正「左」的錯誤，鄧小平與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同志，立即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為儘快挽回「大躍進」造成的損失，迅速恢復國民經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儘管對「大躍進」運動鄧小平內心是不贊成的，但是，在後來總結這段歷史的時候，鄧小平還是勇於承擔責任，多次強調自己也犯過錯誤，在這段歷史上也負有責任的。
「這也許是我們黨內許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劇。只要毛澤東在思考，他們就習慣關閉自己頭腦中相應的那部分機器。」1980年8月，鄧小平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拉法奇問時說道：“錯誤是從50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
1980年4月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又一次對「大躍進」承擔了責任。他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
鄧小平對「大躍進」運動的總結，反映了他的求實態度和對歷史負責的可貴品質。因為有這樣的認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始終要求全黨，汲取「大躍進」的歷史教訓，從國家的實際出發，制定建設社會主義的大政方針。在這一點上，鄧小平起到了率先垂範的作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轉折後，中國開始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進程。然而，中國究竟與先進國家的差距有多大？到本世紀末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會是個什麼樣子？大多數人並沒有正確的認識。在粉碎「四人幫」後的兩年，曾經出現過與1958年「大躍進」相類似的“洋躍進”。如何避免1958年「大躍進」的教訓，制定出合乎中國國情的發展目標，是鄧小平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他認為，要在中國實現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
1979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執委會代表團時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兩天後，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只能達到發達國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提出，說明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有了比較準確的定位。
12月6號，在與日本大平正芳的談話中，鄧小平將「中國式的現代化」直接定位在“小康”。談話中，大平正芳問道：中國的現代化確實是十分宏偉動人的。但是我想知道，你們的現代化藍圖究竟是如何構想的？中國將來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鄧小平回答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後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
關於小康的含義，鄧小平後來有過多次闡述，最概括的解釋是「不窮不富，日子比較好過」。這實際上就是從溫飽到現代化的中間階段。
「中國式的現代化」和“小康社會”概念的提出，鄧小平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為我們黨科學地確立現代化建設的總體規劃及實施步驟提供了原則性的指導。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從我們國情出發，量力而行，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1982年黨的十二大，把小康目標進一步確定為全黨全國人民到本世紀末的奮鬥目標。
總結「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
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廢止「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
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在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談話時說：「可以說，從1957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1958年到1978年20年時間，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這種情況不改革行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一項重要的戰略決策，就是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此後，在黨內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錯誤方針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黨開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探索。這一重要戰略決策的作出，是奠基在對1957年以來「左」的錯誤，尤其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極「左」錯誤的歷史教訓總結上的。
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融入了鄧小平對20年「左」傾錯誤的反思。
早在1975年，鄧小平進行全面整頓時，就開始了對「文化大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這次整頓，雖然對「左」傾錯誤的撥亂反正是有限度的，但卻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全面撥亂反正的前奏。
「文革」結束後，1978年9月，鄧小平到朝鮮訪問回國後，沒有直接返京，而是在東北三省滯留了約一個星期。他先後視察了幾個地方，發表了五次重要談話。在談話中，鄧小平多次情緒激動地說出這樣的話：“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的人民太好了。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還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中國人民確實好，房子少，幾代人住在一個房子裏，究竟能忍耐多久。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鄧小平是一個在公開場合輕易不動感情的人，以這樣的方式講話，顯然是充滿了愧疚與自責。鄧小平是把自己放在黨的領導集體中的一員，來披露這種自責心態的。他說：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麼優越性？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迅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使黨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要實現這樣的轉折，就必須對20年來的「左」的錯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進行清算，總結經驗教訓。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不但一直把階級鬥爭作為取得民主革命勝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發展經濟的方針，先是「政治統帥經濟」，後來是“抓革命，促生產”。“在這個方針之下，經濟工作的目標，方法，管理，都可以變成含有階級鬥爭的意義。”（胡喬木：《中國為什麼會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因為階級鬥爭成為全黨的中心任務，到後來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更是用階級鬥爭取代一切、衝擊一切了。這樣，“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已經由發展生產力，一變而為純潔生產關係，再變而為純潔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不幸的是，這裏所說的‘純潔’的實際含義，是用空想的原則取代比較切合實際的原則。純潔的程度愈高，就意味著經濟愈停滯。這樣，雖然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願，但是在事實上，經濟建設在社會主義的事業中的地位愈來愈低，遇到人為的阻礙愈來愈多，‘抓革命，促生產’，只能成為一句空話。”（《胡喬木文集》264頁）
因為階級鬥爭成了中心，所以，正像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在這20年（指1957—1978年——引者）中我們並不是什麼好事都沒有做，我們做了許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等。但就整個局面而言，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是處於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
這20年間，我們的損失到底有多大？鄧小平從宏觀上曾有過論述。在同捷克斯洛伐克胡薩克談話時說：「拿中國來說，50年代在技術方面與日本差距也不是那麼大。但是我們封閉了20年，沒有把國際市場競爭擺在議事日程上，而日本卻在這個期間變成了經濟大國。」在1991年8月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時說：“人們都說‘亞洲太平洋世紀’，我們站的是什麼位置？過去我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現在比下也有問題了。東南亞一些國家興緻很高，有可能走到我們前面去。”鄧小平的這些論述，雖然並不是在專講歷史，但是，痛心中國失去20年寶貴的發展時間的心態已躍然紙上。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歷史的浩劫，一個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價，痛定思痛，理應成為一筆寶貴的財富。對此，鄧小平曾多次論述過：
「20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這樣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
「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
像這樣的論述，在《鄧小平文選》里曾反覆出現。這些論述，歸結為一句話：沒有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錯誤和實際災難引起的全黨反思和覺醒，就沒有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不解決接班人的問題就要亡黨亡國
王洪文的叫嚷引起鄧小平的高度警覺：不解決接班人的問題就要亡黨亡國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給毛澤東呈上一份請示報告。報告建議：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年，鄧小平71歲。
這一舉措等於斷了「四人幫」搶班奪權的路。急紅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無忌憚地叫嚷：“10年後再看”。是年，王洪文剛滿40歲。
王洪文的話傳到了中南海，引起了鄧小平的警覺。在71歲與40歲的比較中，71歲是處於劣勢的，這是顯而易見的。鄧小平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換對王洪文這句話的看法，說：10年之後，我們這些人變成什麼樣子？從年齡上說，我們鬥不過他們啊!幾個老革命家從王洪文的話中覺察到黨和國家面臨一場潛在的危機，那就是：老一輩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塵寰，誰來接班？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讓「四人幫」或「四人幫」派系的人執掌黨和國家的大權，那我們的黨、我們的民族將繼續一次災難。
從此，接班人的問題伴隨著王洪文的那句話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鄧小平的腦海之中，一刻也沒有忘記過。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大批老幹部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然而，王洪文“10年後再看”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在舉國上下的一片歡呼聲中，鄧小平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回到領導崗位的老幹部大都年高體弱，精力不濟，幹部隊伍呈老化趨勢；另一方面，林彪、「四人幫」派系的人還存在相當勢力，他們等待著有朝一日重新翻過來；反對新時期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的人也還大有人在。有鑒於此，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黨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後，鄧小平就開始提出：老同志要退讓，要有意識地選拔一批德才兼備的年輕同志來接班；要趁老同志還在時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
1979年7月29日，鄧小平在接見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全體代表時說：「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儘管有人不通，但總是已經確立了。現在我們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呢？是組織路線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政治路線確立了，要由人來具體貫徹執行。由什麼樣的人來執行，是由贊成黨的政治路線的人，還是由不贊成的人，或者是持中間態度的人來執行，結果不一樣。這就提出了一個要什麼人來接班的問題。」接著，鄧小平提醒大家：1975年王洪文說10年後再看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現在也還有10年後再看的問題。”鄧小平指出：“現在擺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有意識地選拔年輕人，選拔一些年輕的同志來接班。”“老同志要有意識地退讓，要從大處著眼，小道理服從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體問題就不通了。”他還告誡：一定要趁我們老同志在的時候解決接班人問題，挑選好接班人，培養幾年，親自看他們成長起來。老同志在，問題比較好解決，因為我們對人們的思想狀況、政治狀況比較清楚，能夠看出來哪些人是擁護黨的路線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講黨性的。如果我們不在了，問題還沒有解決，就要天下大亂。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亂不起來。
在需要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還存在著阻力。少數老同志的心態較為複雜。他們受林彪、「四人幫」迫害，靠邊站了多年，如今剛出來工作，又要讓位，一時難以轉過彎來；還有些老幹部擔心年輕人經驗少，資格嫩，壓不住陣腳；等等。總之，接班人和讓位的問題雖然提出來了，但落實起來，十分艱難。用鄧小平的話說：“確實是障礙重重，這個障礙有些是有意識的，有些是無意識的。”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會上，鄧小平就培養接班人問題的緊迫性，講了幾條「對高級領導幹部來說不是那麼愉快」的意見：(一)現在我們國家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不是四個現代化的路線、方針對不對，而是缺少一大批實現這個方針和路線的年富力強、有專業知識的幹部。確定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還不夠，還要有人干，誰來干？反正靠我們坐辦公室畫圈圈不行，沒有希望。我們老同志的經驗是豐富的，但是在精力這個問題上應該有自知之明。(二)林彪、「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勢力還存在，有些受毒害的青年人至今不悔悟。1975年我出來主持工作，王洪文說，10年後再看。10年後，從年齡上說，我們鬥不過他們，在座的老同志也鬥不過他們，你們能活多久啊？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這個問題，將來我們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會有大批林彪、「四人幫」派系的人上來接班，會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災難。(三)因此，對於我們的老同志來說，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認真選拔好接班人，要讓路，要準備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現在的廟很多，每個廟的菩薩也很多，老同志蓋住了，年輕人上不來。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這是一個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戰略問題。如果我們在三幾年內不解決這個問題，10年後不曉得會出什麼事，我們這些老同志就向黨和人民交不了賬。
老同志如何交班？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初步思路：有人說，青年人壓不住台，幫他們壓嘛！前幾年我提出搞顧問制度，但並沒有完全行通，許多人不願意當顧問。看來，顧問制度還是一個出路，應該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我們還沒有正式討論，今天我先發個議論吧！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繼三中全會之後，又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上，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作了重要講話，鄧小平指出：「不進一步解決組織路線問題，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證。」他又一次用王洪文那句“10年後再看”的話作例子，向全黨呼籲：當前最重要的還是選好接班人。時間緊迫，再不及早妥善解決這個問題不行。5年以後，再開中央全會，在座的相當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時再考慮接班人問題就晚了。對於一些優秀分子為什麼不能上來，怎樣解決擋路的問題，就非常需要認真想一想，採取有效的措施。我們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內，要是辦不好這件事，就交不了賬了。
鄧小平「退隱與復出」
五中全會討論了黨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廢止領導幹部職務實際存在的終身制；全會還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相對年輕的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全會結束不久，中央政治局會議又通過了《關於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選人的決定》，為一批年富力強的幹部進入中央領導階層騰出台階。應當說，這些舉動在實現領導幹部年輕化方面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總的來說，步子動作還不夠迅速和大膽，還存在這樣那樣的顧慮和阻力。1980年8月18日，即將決定中央人事變動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前夕，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變革作重要講話。他說：“這項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幹部接班)當然要有步驟地進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錯過時機，老同志不在了，再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晚了，要比現在難得多，對於我們這些老同志來說，就是犯了歷史性的大錯誤。”他再次針對一些老同志的擔心和顧慮進行說服：“有些同志說，幹部還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好。1975年，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錯誤做法，我說過這個話，……但是我們不能老守著關於台階的舊觀念。”“有些同志擔心年輕人經驗不夠，不能勝任。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經驗不夠，只是比較而言。老實說，老幹部對於現代化建設中的新問題，不是也沒有什麼經驗，也要犯一些錯誤嗎?”“同志們回想一下，我們中間許多人當大幹部、做大事，開始的時候還不是二三十歲?”
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鄧小平這個講話。
11月10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了9次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政治局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會議認為華國鋒同志繼續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是不適當的。許多同志提議鄧小平同志任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但鄧小平認為，從年輕化角度考慮，他擔任黨中央主席不適宜，他推舉了年輕的胡耀邦。鑒於軍委主席暫無其他適當人選，他可以擔任一段時間，以便培養新的年輕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鄧小平的意見。1981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胡耀邦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的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
十一屆六中全會標誌著中央領導層的重大人事變動，實現了平穩的交接。但是，就全國範圍來說，老同志讓路，中青年幹部接班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還存在一定阻力。鄧小平為此繼續奔走呼號。六中全會剛落下帷幕，鄧小平想到讓路接班的問題太迫切、太重要了，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留下來開會。他說，對我們這次六中全會，外國人反映說，是用和平方式解決交接班問題，解決中央人事的大問題，稱讚我們很順利、很穩定地解決了這樣的問題。但是，全國範圍的幹部接替問題，如果再過三五年不解決，那就可能造成一種混亂，要來一次災難。解決這樣一個大問題，老同志要開明，要帶頭。不這樣，解決不了問題。他還不客氣地批評：有相當一部分老同志還沒有解決任人唯賢還是任人唯親這個問題。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老同志讓路、讓中青年幹部上來的問題時把它喻為「一場革命」，並疾呼：“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
在實現領導幹部年輕化的實踐中，鄧小平提出的設立顧問委員會的設想也逐步得到實現。
1982年7月30日，十一屆七中全會舉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即將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經過修改的新黨章草案規定：中央和省一級設顧問委員會，以發揮許多富有政治經驗的老同志對黨的事業的參謀作用，鄧小平在會上說：“這次黨章有些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比如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問題，已經接觸到了，但沒有完全解決，退休制度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設顧問委員會是一種過渡性質的。”他還說：“也許經過三屆代表大會以後，顧問委員會就可以取消了，如果兩屆能夠實現，就要10年。”
9月1日至11日，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拉開帷幕。會議審議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佈在中央和省級設立顧問委員會。大會根據新黨章的規定，選舉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72人。9月13日，中顧委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小平為顧問委員會主任。會上，鄧小平就中顧委的性質和任務作了重要講話。他說：「這是解決我們這個老黨、老人的實現新舊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我們的中央委員會能夠逐步地更年輕一些，同時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們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線之後，還能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
中央顧問委員會成立以後，協助黨中央維護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鄧小平在中顧委成立之時就預計：全國範圍內的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10年。從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10年。10年來，黨的幹部離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並順利執行，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已取得如期進展，同時，顧問委員會歷時兩屆，委員們大都年事已高，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一種過渡性的組織，其使命已完成。鑒此，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中央顧問委員會向「十四大」提出：「十四大」後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十四大」高度評價了中顧委10年來所做出的功績，並經過充分討論，決定從「十四大」起不再設立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省、直轄市、自治區顧問委員會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爾德·湯因比，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得出了這樣一個很富有神秘色彩的結論：賦有創造性的個人的行為可以描繪成包括「退隱和復出」的兩重行為：退隱的目的是為了他個人得到啟示，而復出則是為了啟發他的同類。“退隱可以使這個人物充分認識到他自己內部所有的力量，……復出是整個運動的實質，也是它的最終目的”。（湯因比《歷史研究》，上冊第27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二版。）
根據這一結論，我們對這種「退隱與復出」可以做出這樣的理解：真正的英雄在成長過程中往往會遇到挫折和挑戰，伴隨挫折而來的是退隱；在退隱過程中，他通過求實反思得到進一步的提高，之後得以超越同類、成功地應戰。“挑戰、退隱，超越後復出、應戰”這樣一個不斷往複、深化的過程，也就造就了一個時代的英雄。
鄧小平就是從「退隱與復出」的過程中，融入了對歷史的求實與反思，因而成為一個時代的偉人，一個時代的英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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