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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卓琳婚姻:在毛澤東窯洞前辦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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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卓琳婚姻:在毛澤東窯洞前辦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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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卓琳婚姻:在毛澤東窯洞前辦婚禮

2020年10月30日 18:01 最後更新:11:20

1937年9月,鄧小平隨朱德率領八路軍總部抵達抗日前線———山西五台山。翌年1月,他接替張浩(原名林育英)任八路軍第129師政委,師長是劉伯承。劉鄧密切合作,經一年轉戰,開闢了晉冀魯抗日民主根據地,部隊發展到13個團,基幹武裝近3萬。

1939年夏,鄧小平應召回延安,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老戰友鄧發從中介紹,鄧小平看上了卓琳。

卓琳原叫浦瓊英,1916年生於雲南宣威一個開明的實業家家庭。父親浦在廷有3兒4女,其中3個女兒浦代英、浦石英、浦瓊英後來都參加了共產黨,成為終生革命者。浦家是一個大家族,到了卓琳這一輩,叔伯姐妹就有13個,卓琳最小。浦家婦女封閉在封建囚籠之中,有的因繼母虐待,落下終生殘疾;有的因丈夫討小,一生鬱悶;有的嫁出門後受夫家侮辱,吞金自盡……卓琳與兩個姐姐目睹這種種不幸,幼小心靈中常常萌發出反抗意識。

卓琳原叫浦瓊英,1916年生於雲南宣威一個開明的實業家家庭。父親浦在廷有3兒4女,其中3個女兒浦代英、浦石英、浦瓊英後來都參加了共產黨,成為終生革命者。浦家是一個大家族,到了卓琳這一輩,叔伯姐妹就有13個,卓琳最小。浦家婦女封閉在封建囚籠之中,有的因繼母虐待,落下終生殘疾;有的因丈夫討小,一生鬱悶;有的嫁出門後受夫家侮辱,吞金自盡……卓琳與兩個姐姐目睹這種種不幸,幼小心靈中常常萌發出反抗意識。

卓琳天資聰穎。其兄長從日本歸國,帶回許多革命書籍和共產主義內容的小冊子,三姐妹爭相傳閱,如沐春風,開始接受一些革命思想的啟迪。

進昆明上學時,比起宣威,卓琳感受到了更多的新鮮事物。她所在的中學裏,有位音樂女教師趙琴先,在課堂上小聲給同學們唱《國際歌》,經常講平等自由、勞工神聖、天下大同的理想,這對浦瓊英及她的同學張煜(解放後任遼寧省科委副主任)影響很大。有一天,這位音樂教師突然被捕。嗣後,城裏貼出佈告:某月某日槍決「女共匪」趙琴先。卓琳、張煜及浦家姐妹驚悸不安,坐卧不寧。到了那天,她們目睹了趙琴先大義凜然、英勇就義的場面:拖著沉重的鐐銬,渾身被打得血跡斑斑,高昂著不屈的頭顱,在刺刀叢中緩緩前行。刑場上,她們第一次聽到趙琴先放聲高唱《國際歌》,慷慨地倒在了血泊中……浦家姐妹後來才知道,這個可敬的音樂老師,是雲南省的共青團書記。

1932年,卓琳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學。

女一中是北平一所著名女校,校風淳樸,空氣活躍,卓琳在這個新的環境中生活得十分愉快。

對於卓琳來說,擺脫了封建家庭束縛的陰影,在北平高高興興地上學,痛痛快快地生活,又不愁吃穿,生活應該是完美無缺的。但是,那個年代,正值國難當頭,時局多變,民族危機感衝擊著每一個青年學生的心,對於卓琳也不例外。

1935年,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對卓琳來說,思想上產生了質的飛躍,她那顆純潔的心,從單單追求擺脫封建主義的束縛,從單單追求婚姻自由和個性解放,上升到更開闊的政治和思想領域,為她在不久的將來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礎。1936年,卓琳中學畢業,並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物理系,在全雲南省,卓琳是第一個考進北京名牌大學的人。

線杆子高,抬回家只能當柴劈。”

鄧小平事務繁忙,沒空兒和卓琳細談。臨上前線時,他只跟組織上說了一句:「你們幫我做做工作嘛!」就匆匆走了。

傳奇色彩,是一個戰將凝固如碑的聲望。組織上派人與卓琳談話,詳細介紹了鄧小平的情況,卓琳細細聽罷,終於含笑點了點頭。

1939年初的一個夜晚,延安楊家嶺,在毛澤東的窯洞門口舉行了一次聚餐。毛澤東和江青、劉少奇、張聞天和劉英、博古、李富春和蔡暢……當時在延安的高級領導人,能來的都來了。在這個晴和、美好的時節,有兩對新人成家:鄧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許明。包括新人在內,大家都穿著土布做的八路軍軍服,腳踏布履,膝上打著補丁。用木板在黃土窯洞外搭成桌子,桌上是黃燦燦的小米飯。這小米,便是「黃粱」。《證類本草》卷引《唐本草注》:“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粗於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逾於諸粱。”誰能料想,聚餐的人群里有兩位人物:毛澤東、鄧小平,正是決定中華民族在20世紀前途和命運的兩位巨人。

那個平靜而歡樂的黃粱喜宴上,孔原大醉,新婚之夜挨了新娘許明的數落。宴散之後,劉英對張聞天說:「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張聞天答道:“酒里有假!”原來,是李富春與鄧發袒護鄧小平,暗裏弄了一瓶白水充白酒。

幾天之後,卓琳與鄧小平一塊兒啟程,聯轡東去,奔赴太行山。馬背上的這一對聯轡而行的新婚夫婦,當時年華正好,新郎倌35歲,新娘23歲。

一、夫妻像兄妹

1939年9月初的一個傍晚,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的窯洞前,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聚餐會。在這個聚餐會上,兩對新人舉行了婚禮,一對是鄧小平和卓琳,另一對是孔原和許明。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和夫人劉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暢一同來為他們祝福。大家一起喝了酒,吃了飯。簡單的紅燒肉熬白菜,大家吃得是那麼香,那麼有味道。

新娘卓琳,穿著一套新做的卡其布的制服,顯得格外漂亮。

婚後不久,卓琳就跟隨鄧小平回到了抗日前線——太行山。

大家都為鄧小平娶了這樣一位年輕漂亮的妻子而高興。彭德懷說:鄧小平你可真會找老婆,你們怎麼長得跟兄妹似的。

婚後不久,卓琳就跟隨鄧小平回到了抗日前線——太行山

二、有趣的對話

一貫以書為伍的卓琳開始了新的血與火的生活。在八路軍總部她擔任婦女訓練班的隊長。鄧小平則趕回了位於遼縣桐峪村的一二九師師部。

這段時間,只有鄧小平來八路軍總部開會時,夫妻倆才能見上一面。卓琳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有一次她問鄧小平說:你回去以後可以給我寫信嗎?

鄧小平:寫什麼呀?

卓琳:就寫你每天都幹了什麼。

鄧小平:那好,我讓秘書寫個底稿,印上十幾份,每月寄給你一份。

聽鄧小平這麼說,卓琳趕緊說:那還是算了吧。

卓琳是一個愛說愛笑、性格非常開朗的人,而鄧小平則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婚後不久,卓琳就非常鄭重地向鄧小平提出了意見。

卓琳說:我這個人好說話,可周圍又沒有其他的人,我跟誰說呀?所以我只能跟你說。我這個人是比較落後的,你聽了我說的話,有意見就給我提意見,我對的地方你也告訴我。

鄧小平沒有回答。

卓琳又繼續說:我說話你不說話,我們這樣相處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說點話呀。

鄧小平說: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脾氣,你願意說話你就隨便說,我有意見我就提,沒有意見就這麼算了。

一場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不過卓琳很快就想通了。對待鄧小平這樣一個老幹部,老讓他說些家長里短的話肯定是不行的。他也說不出什麼。夫妻之間只能慢慢相處,慢慢了解。

三、夫妻情深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說:從表面上看,爸爸、媽媽的性格差別很大,但實際上他們有很多的共同之處。他們兩個人都是非常真誠的人,都是非常純粹的人,他們沒有那麼多的心計,他們對生活的要求也比較簡單。

大女兒鄧林說:媽媽是個好人,樸實、誠懇、大方,與爸爸相濡以沫,共苦同甘。

1952年鄧小平從西南局調到中央工作後,他們的家搬到了北京。

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後,鄧小平對妻子提出了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風頭,言行要謹慎。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來就是一個不愛出風頭的人。

妻子理解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盡職盡責地擔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擔子,做自己分內該做的工作,從不干預政治上的事情。從那時起,她就給鄧小平當秘書,負責整理鄧小平的檔案和文件。鄧小平任總書記10年間,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時期。而這10年,他只有兩個秘書,一個是王瑞林,一個是卓琳。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又有一些組織請卓琳出面工作,她還是謝絕了。她曾對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黃鎮的夫人朱霖說:我的任務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讓小平操心,讓他專心致志干好工作。

在生活上,卓琳給予了鄧小平無微不至的照顧。鄧小平一年四季穿什麼衣服,蓋什麼被子,每天晚上吃幾粒安眠藥,都是她來安排。

卓琳關心鄧小平,鄧小平也十分愛護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擔心傳染給鄧小平,就囑咐警衛人員:不要讓老爺子到我的房間,免得傳染給他。鄧小平那天要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出門前他特意囑咐工作人員:給卓琳找個醫生看看。會議結束,鄧小平一進門就問:卓琳怎麼樣了?他不顧警衛人員的勸阻,徑直來到卓琳的房間,仔細詢問病情,囑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時吃藥。夫妻情深可見一斑。

四、患難見信任

在政治上,鄧小平講的是「不爭論」,在家庭也是這樣的。在孩子們的印象中,幾十年從來沒見父母親紅過臉,或者爭論什麼問題。鄧小平跟卓琳沒有任何矛盾。鄧小平平時都在外面忙工作,家裏的事情都是卓琳管。卓琳怎麼管,鄧小平從來沒有意見,因為他很信任卓琳,他們倆的觀點也很一致。卓琳怎樣管理這個家、管理孩子們,包括財務方面的問題,鄧小平從來不過問。

1966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把鄧小平一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艱難歲月,更顯出夫妻間的情深意切。

看到一些家庭、一些夫妻們彼此間或劃清界限,或離婚,或互相揭發批判對方,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非常擔心。她叮囑卓琳: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們夫妻這麼多年,你應該是了解他的,你可別犯糊塗哦!

卓琳非常堅定地說:媽媽,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會的。

一句話,道出了夫妻間無限的信任和理解。

1969年10月,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勞動,卓琳隨他而去。

江西對鄧小平來說,是一個刻骨銘心的地方。在他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兩次最痛苦的磨難都是在江西度過的。第一次是在1933年。當時,毛澤東受到王明「左」傾路線的排斥。鄧小平因為支持毛澤東的路線被撤銷職務,受到黨內處分,被強迫勞動。他的家庭又在此時發生了離異。沉重的打擊改變了鄧小平的性格。他從一個開朗、活潑、談笑風生的青年,變成了一個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卻又是剛毅果斷、堅忍不拔的人。那一年,鄧小平29歲。

36年過去了,鄧小平已經是65歲的老人了。再進江西,是第二次被打倒,專機押送、監督勞動,一住就是三年多。

在江西,鄧小平夫妻倆互相體貼,互相幫扶,互相照顧,以克服一切困難的勇氣,以在困境中保持不變的樂觀精神,以頑強的生存能力,相濡以沫和互敬互愛,共同度過了那段艱苦的歲月。

五、永遠關愛

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被軟禁,卓琳陪著他一同住進了東交民巷17號。在與家人子女音訊隔絕的狀態下,兩位老人相依為命,開始了他們又一次的禁錮生活。

世事多變,鄧小平幾經磨難,不變的永遠是夫妻間那份理解、那份真誠、那份關愛和危難時的相互扶持。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當國人、家人還沉浸在悲痛之中,當人們還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達最深切的哀悼之情時,卓琳向家人、向子女們提出了一個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決定為準,你們不能提出高於中央標準的要求。

鄧小平晚年,一直珍藏著兩個心愿: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親眼看一看中國人民的小康生活。

卓琳替鄧小平實現了這兩個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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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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