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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黃之鋒還沒有被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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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黃之鋒還沒有被抓起來?

2020年09月05日 16:12 最後更新:14:09

國安法亮劍,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說,反中亂港分子已“陣腳大亂”。

此事實。

然而,事實讓愛國愛港者振奮,事實也讓愛國愛港者困惑。

現存香港的反對派頭目,最為內地所熟知者,莫過於“禍港四人幫”——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何俊仁。

“禍港四人幫”出自新華社2019年8月23日的一則評論。熟知香港政治的人可能清楚,此四人,招搖過市,劣跡斑斑,可以代表香港反對派的一種,卻未必能代表香港反對派的全部,其是否所謂“修例風波”的“幕後大台”,也有爭論。

黎智英等人當然是不折不扣的反中亂港分子。然而,黎智英等人更像香港反對派的遺老,在不斷被邊緣化的反對派政治廣譜上衰變、掙扎,僅憑歷史上或有的虛無的“地位”及手上殘存的經濟、人脈、話語權等各種資源,修補著他們作為反對派“旗幟”的幻覺。

他們是“明日黃花”,亦如其垂垂老矣的自然生命,政途早已進入暮年末路。

在修例風波中,黎智英等人所扮演的角色,對形勢惡化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也通過各種對黑衣暴徒或明或暗的支持,使暴力暴動走向癲狂與氾濫,但他們更多時候更像“投機客”“收割者”,踏在香港青少年的“炮灰”上編織陰謀、實踐陽謀。其客觀表現出來的煽惑力沒那麼大,在“連登仔”心目中的地位也沒那麼高,他們是過氣且迂腐的“前輩”,甚至是反對派內鬥中要被拍死的前浪,遠不足以左右修例風波的前進方向。

可以說:黎智英等人在時代拋棄的同時,也被反對派不斷滋生的新力量所拋棄。在國安法公佈施行後,更註定了其人生最後一程的淒涼。

香港問題積重惡化,以致修例風波爆發。

修例風波作為香港的一場浩劫,不可能是反對派心血來潮,更不可能不給香港留下任何“後遺症”。

爆發並非偶然,影響必定深遠。其中有三個方面,恐還會潛存於香港社會,讓香港正反兩種力量陷入長期纏鬥的局面,並註定了解決香港問題的任重道遠。

1.自2016年“旺角暴亂”,香港本土激進勢力抬頭,香港反對派中的傳統力量逐漸式微,香港政治光譜中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的趨勢已成。修例風波作為本土派主導製造的一次政治運動,即深刻揭示並極大鞏固了香港政治的這一現實。香港本土派的動員力、組織力以及破壞力,或還在慣性發展中。

2.修例風波對香港有系統性、全方位的影響,但其犖犖大者,不是暴力抬頭,不是經濟受挫,而是“反動”理念的深度傳播、深刻輻射、深層次下沉。整個修例風波中,少至幾十萬人參與各種違法活動,讓香港社會的相當一部分從此附有“原罪”。在國安法下,他們將長期陷入焦慮和“被迫害的臆想”之中,構成香港社會政治基礎建設的最大變數。

3.2019年暴力暴動的“經常化”,大幅拉低了香港法治的下限;香港本就不高的政治文明發展成果土崩瓦解,曾經引以為傲的社會文明蒙上厚厚塵垢。國安法後,香港的正本清源之路,相比修例風波前,難度更大了。

這些分析,關乎一個重要的判斷:

左右香港局勢的,並非一兩個反中亂港頭目,而是香港社會一直存在,且還因修例風波得到放大、擴散乃至“激勵”的一種反中亂港的歷史慣性。縱是黎智英等人悉數被法律嚴懲,它也不會獲得教訓的啟示,依然有再次“突然”冒起並橫衝直撞的可能。

9月4日,香港警務處在facebook專頁,呼籲市民不要參加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活動。時隔半年之久,這一在修例風波中頻現的警方動作,如今再現,讓人警覺。

更何況,在黎智英等人之外,反對派早已培植出屬於自己的“新生代力量”,既衝擊著香港社會固有的政治秩序,也走出了反對派長期奉行的“政治套路”。這股力量,更年輕的力量,才是香港當前和未來危機四伏的根本。

正視香港問題,必須正視這股力量,必須正視反對派客觀上已完成“反覆運算”的現實。而這股力量表面上的代表人物,就包含黃之鋒。

黃之鋒無疑是香港社會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他政治發聲最頻繁,政治活動最頻密,政治主張也最不加掩飾。自2011年創立“港獨”組織學民思潮,以14歲之齡步入政壇以來,他上時代週刊封面,被反華勢力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一路“高歌猛進”,現今正可謂香港反對派的“頭面人物”。

正因為如此,人們對仍然大放厥詞、高調表態的黃之鋒還沒被抓起來大惑不解。

國安法公佈施行前,人們認為他一定會被逮捕;國安法公佈施行後,人們認為他一定會被逮捕。然而黃之鋒就像“薛定諤的貓”,在香港社會裡糾纏、跳躍、閃現,似乎永遠處在“不死不活”的狀態,現今既沒有被逮捕,現今也可能隨時被逮捕。

有兩個問題需要作深入的分析:1.黃之鋒有罪嗎?2.黃之鋒必然會被抓起來嗎?

愛國愛港者的答案,是一定的。反對派和黃之鋒的答案,也是一定的。

6月30日,黃之鋒一手創辦的“港獨”組織香港眾志宣佈解散,其主要成員羅冠聰隨後潛逃並遭通緝,主要成員周庭8月10日也被逮捕。

作為香港眾志的靈魂人物,黃之鋒不可能是無辜的。他一直走在反中亂港的路上,在內煽惑不止,在外勾連不斷,最活躍,最囂張,最徹底,已是罄竹難書。羅冠聰和周庭之流,在其面前,充其量不過是嘍囉。而人們看得到的是,今天,黃之鋒還可以去中環山頂遛狗,還繼續在facebook讕言,仍然保持著挑釁和“戰鬥”狀態,好好地“活動”在大眾視野中。

對此,香港社會其實存在三種態度:

1.建制派:擒賊先擒王,必須要抓黃之鋒,不抓有損國安法的權威;
2.反對派:槍打出頭鳥,必然要抓黃之鋒,抓黃之鋒才能“殺雞給猴看”;
3.中間派:不是不抓,時候未到。

抓黃之鋒,已是香港社會的共同判斷:

必要,必然,必將。

黃之鋒還沒有被抓,實則有三重背景。

其一,或許讓人“大跌眼鏡”,便是國安法的設定。

國安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本法施行以後的行為,適用本法定罪處刑。

此條是關於國安法追溯力的明確規定。對此,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7月1日介紹有關情況時再次給出了明確的意見:

“香港國安法關於追溯力問題的規定與國際上刑事法律通常的規定是一致的,就是不溯及既往,這一點是明確的,也表明我們這部法律是遵循了現代法治原則。”

“不溯及既往”的原則一定是審慎確定的,合法合理,關照了香港的政治現實,卻未必合乎義憤填膺的人們的感情。因為“不溯及既往”的明確規定,實際上宣告了:

1.國安法生效前,所有的反中亂港行為無罪;
2.國安法生效前,所有的反中亂港分子的“身份”失效;
3.國安法生效後,反中亂港行為才按照本法重新定義;
4.國安法生效後,反中亂港分子才按照本法重新定位。

黃之鋒今天還沒有被抓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國安法選擇給了他有一條“生路”。

第二重背景,在於黃之鋒本人。

國安法公佈施行後,反中亂港分子有的“變臉”,有的潛逃,或有一些人也開始覺悟。他們表現出來的不同程度的“被動馴服”,客觀上減輕了特區執行國安法的壓力。

黃之鋒亦然,解散香港眾志,又因官司纏身法庭不允離境,無法再到國際社會勾連,其新的犯罪可能降低。或者說,他正以“策略性的調整”規避國安法的懲治,通過表面的偽裝偷取了尚且自由的空間。

國安法公佈施行後,黃之鋒依然大言炎炎,然其所作所為,都在努力往“言論自由”上靠。憑藉這一點,他以為“有恃無恐”。

第三重背景,在於反對派的保護。

香港的反對派,因為外國反華勢力的介入,整體上就是傀儡和棋子。而我們所知的反對派人物,都不是真正的“幕後大佬”,都是安排露面、可以露面、需要露面的兵卒。

戴耀廷如此,黎智英如此,鄭松泰如此,黃之鋒也是如此。

被反對派和外國反華勢力“造星”成功的黃之鋒,他們認為有巨大的煽惑力和動員力,是可以長久保留在香港的一面反動旗幟和定時炸彈,他們需要“保護”他。

他們認為,只要讓黃之鋒相對超脫,不與具體的反中亂港行為產生聯繫,不直接參與具體的反中亂港活動,黃之鋒就會“安全”。

他們認為,黃之鋒不能單純地當作“炮灰”利用,他的“價值”就在於“存在”、持久的“存在”,他是以“時間換空間”戰略的最佳執行者。

黃之鋒不會領會國安法的苦心設定,反對派也不會接受國安法正在塑造的香港局勢,他們一直在法律邊緣行走,準備伺機而動。

但,黃之鋒未必不希望不被抓。

原因很簡單。

1.國安法生效後,黃之鋒的犯罪活動會收斂,縱是黃之鋒被捕,刑罰也未必很重;這對一個早就決意搞政治的人來說,代價並不大;

2.作為一名年僅23歲的政客,他以為自己還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折騰,而每一次被捕,都可能加大其政治資本與籌碼,推高其虛妄的政治地位;

3.他的被捕勢必引起國際反華勢力對國安法的新一輪更猛烈的攻擊,無論當下還是長遠,他們都認為“利大於弊”。

建制派期待警察在抓黃之鋒的路上,黃之鋒可能也在期待警察在抓自己的路上。

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恰在於此。

最危險的人物,可能還不是黃之鋒。

以靖海侯的觀察,因“旺角暴亂”獲罪正在香港石壁監獄甲級囚牢服刑的梁天琦,更可能是香港最大的危險源。

修例風波中響徹街道、校園、樓宇,被印上各種“港獨”旗幟的口號,正是出自其口。香港本土派的激進暴力路線,他也是始作俑者。

而他,今年只有29歲。

一名曾為梁天琦大學室友的朋友對靖海侯講,這人在同輩中具有極高的“威望”,是香港不少年輕人心目中的“英雄”。

2024年,梁天琦將出獄。

關於這個人,以後專文解剖。

香港路,漫長。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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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觀點可能存在的誤讀

2022年03月06日 10:59 最後更新:11:05

香港疫情嚴峻,形勢未明。5日再增3.75萬宗確診病例,防控戰仍處艱難時刻。

這兩日,紫荊雜誌社、新華社先後刊發專訪文章,介紹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國家衛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對香港疫情的看法。

此時,梁萬年給出觀點無疑十分及時且重要。

一方面,中央高度關注,希望全面瞭解香港疫情及防控工作現狀,以便提供全面有效支持;另一方面,香港高度關注,希望真正釐清疫情形勢及防疫工作安排,以便理順機制人心。

對香港社會而言,梁萬年的觀點不僅代表梁萬年自己,代表援港防控專家本身。特區政府及市民均會將其觀點理解為中央的看法,從中找尋努力方向和施策依據,平衡或調整對疫情發展的預期。

專訪文章中,梁萬年談觀察、談認識,有思考、有建議,亦表述謹慎亦信心十足。透過其所給出的一系列觀點,已可初步窺探香港疫情現狀及香港當下防疫工作的走向。

同時,如梁萬年所言,目前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工作尚處調研瞭解情況的第一階段,尚未向特區政府提供系統性的抗疫方略建議。這個時候,香港社會也有誤讀梁萬年觀點的可能。

這些誤讀,或體現在:

1.認為香港防疫抗疫的目標尚未確定;

2.認為香港穩控疫情並沒有「時間表」;

3.認為香港必然拋離內地防疫模式;

4.認為香港現有防疫做法將基本不變。

剖析這些「誤讀」之前,不妨再對梁萬年觀點作簡單梳理。

專訪中,對香港疫情和香港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梁萬年大概有以下認識:

1.當前香港防疫的階段性目標,是減少感染、發病,減少重症、死亡;

2.達成階段性目標,需要把有限資源和精力投放在重點人群、重點區域和重點機構上;

3.老人是重點關注群體,要解決其聚集性感染問題、疫苗接種率不高問題;

4.要強化分診機制,有效甄別病人,及早把有可能成為重症和危重的高危病人篩選出來,提前給予相應的干預和治療;

5.要發揮方艙醫院等社區隔離治療設施作用,防止輕症轉重症;

6.要重視教育市民,通過各種渠道向市民傳遞防控知識技能;

7.要加強特區政府各部門工作協同,對不同系統和部門的疫情信息進行有效聯動整合,做好疫情研判分析;

8.最終的決策靠香港特區政府,特區政府履行抗疫主體責任,全體港人是抗疫主力軍,全社會廣泛動員和參與進來,才能夠取得抗疫的最終勝利。

除了這些分析和初步建議,專訪中,還有兩個方面更讓香港社會關注,乃至因此產生了遐想。

一則,梁萬年在專訪中並未提及「動態清零」、「全民檢測」、「封城」等;

二則,梁萬年在專訪中對香港市民及特區政府都給予充分肯定。

在新華社刊發的文章中,梁萬年的原話是:「雖然新冠疫情現仍處在上升階段,但我們對這種疾病的認識在深化,香港有較好的醫療資源條件,城市治理和管理能力也比較強,尤其是有中央的支持,有特區政府的堅強領導,有社會各界團結一心,這些都是戰勝疫情的有利條件。」

這兩個方面,也正是「誤讀」梁萬年觀點的主要致因。

現就這些「誤讀」之一分析之。

1.香港防疫抗疫目標是否已調整?

香港現在日增確診病例數萬宗,第五波疫情以來累計已達42.7萬宗。香港醫療資源早已透支,已建和在建隔離治療設施(共7萬多床位)即便全部投入使用,也無法滿足所有患者需要。因此,目前香港被感染的絕大多數人只能居家自救自愈,密切接觸者也只能居家觀察。

因此現實情況,很多香港市民認為,香港及中央都不得不放棄「動態清零」的目標,也正是因為調整了目標,所以梁萬年才提出將「四個減少」作為當前防疫的階段性工作重點。

這種判斷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夠準確。

(1)香港已感染人數太多,不能悉數隔離收治是必然的。這裡應有的認識是:一方面,不能全部隔離收治,不代表部分隔離收治失去了意義;另一方面,因為暫時無法做到全部隔離收治,所以必須基於現實調整階段性工作重點,但這並不代表調整了香港防疫抗疫目標。

(2)總書記2月16日的指示很清楚,「盡快穩控疫情作為(香港)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國家領袖在指示中明確了「盡快穩控疫情」這一目標,就意味著這一目標不可能改變,也不容目標下調。

可以說,從著力「四個減少」出發,以「盡快穩控疫情」為要,向實現「動態清零」而去,是香港防疫抗疫工作不變的路線圖,目前香港防疫防疫的戰略目標沒有調整,優化的只是策略方法。香港走向或實質性走上「與病毒共存」的道路,絕非中央所樂見、所容許。

2.穩控香港疫情是否沒有「時間表」?

面對記者相關提問,梁萬年在專訪中並未給出具體的短期目標。因此,很多香港市民認為,中央對盡快穩控香港疫情沒有給出時間表。

於此方面,總書記2月16日的指示已經很清楚,核心關鍵詞就是「盡快」二字。並且,他指出這是「壓倒一切的任務」。

都知道,香港今年要進行特首選舉,7月1日即是香港回歸25週年紀念日。而此前為了香港專心防疫抗疫工作,還推遲了特首選舉安排。

顯而易見的是,「盡快」肯定不是一年兩年,「壓倒一切」也不可能一直持續,導致特首選舉無限期推遲和特區回歸史的重大慶祝活動受阻。特區政府應該了然於胸的是,有個「時間表」已擺在面前,那就是最晚「七一」前實現穩控香港疫情的目標。並且,這「穩控」二字的含義也絕不是群體免疫,就是基本意義上的「動態清零」。

3.香港防疫抗疫是否已完全拋棄「內地模式」?

梁萬年在專訪中,確實沒有提及「全民檢測」及「封城禁足」等做法和概念。據此,香港不少人也因此認為,中央有關方面對香港實行全民檢測不再提建議,且並無建議特區施行封城或局部封城的計劃。

實際情況是:

(1)梁萬年已坦言,目前專家組的工作是調研,還沒有到提出建議的階段;

(2)是否「全民檢測」,亦如其他防疫方略,「最後靠的是特區政府的決策」;

(3)「全民檢測」即便目前在香港已錯過最佳時機,但不代表此前不該進行、此後不能進行。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特區政府在第五波疫情暴發之前即有「全民檢測」的詳細計劃,暴發之後即有「全民檢測」的系統安排,香港疫情不至於到今天難以收拾。

更直白點說,不是「全民檢測」不可行、不管用,而是由於特區政府工作前瞻性不夠、謀劃性不足,對「全民檢測」半信半疑、將信將疑,讓這一強有力的防控手段錯過了最佳時機、失去了最大效能。

梁萬年等中央援港防控專家,基於香港實際,提出的當然是適合香港的內地防疫經驗。香港不存在拋離內地模式、完全另起爐灶的可能。否則,中央派有經驗的專家到香港幹嘛來了呢?!

可以預見的是,內地的成功防疫經驗,將更廣泛地體現並應用於香港防疫工作中。

就最後一個可能的「誤讀」,需要專章說明。

專訪中,梁萬年高度評價香港市民的健康素養水平,對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也給予了肯定。

於此方面:

1.特區政府不能據此認為,中央對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是完全滿意的;

2.香港社會不能據此認為,香港目前的防疫抗疫做法將保持基本不變。

特區政府須認識到,這是梁萬年對特區政府的鼓勵和期望。自己的工作幹得好不好,特區政府自己最清楚。

從大的方面看,第五波疫情失控,正是工作不力所致,這是最大的失敗。如果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內地,特區一眾高官下場將如何,他們心裡應該很清楚。

而從最近三件小事看,更反映特區政府於此方面,還存在諸多嚴重問題。

1.此前為了更全面掌握疫情形勢,特區政府調整了檢測確診程序,容許市民可以用快速檢測結果自行上網登記申報。

可相關調整已逾一周,特區政府早該建立的登記申報系統還未上線。直到今天還在說「暫時未能確實快速測試登記平台的推出日期」。

特區政府口口說自己處於戰時狀態,難道這就是戰時狀態應有的響應和作為?

2.中央全速援建香港方艙醫院,歷時近一周就在青衣建成一座,多少人為此夙夜辛苦、連日不休,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

青衣方艙醫院共3900個床位。而從2月28日建成到現在,只有150人入住。是沒人要住嗎?是沒人符合資格住嗎?

中央提供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應當全速落實。不能相向而行,爭分奪秒,何以盡快穩控疫情?

3.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抗疫,送物資、送人手,抓援建、抓捐獻,甚至為了香港市民吃上新鮮肉,還專門組織了38名內地屠宰人員來港支援。

而內地屠宰人員2日已經到港了,至今仍未開工,原因就是香港食環署工作協調不力。

一方面市民買不到新鮮肉,一方面支援人員開不了工,特區政府又做了什麼呢?

諸事諸般,都反映特區政府在扛起主體責任上,責任壓得還不夠實,動作還不夠快,合力尚未形成。而特區政府如果將梁萬年的肯定,作為自己還幹得不錯的理據,甚至視為可以慣性延續的理由,那就是錯得離譜了。

特區政府相關人員不妨換個角度想想,如果特區各方面工作都做的很好,又何須中央派人支招支持呢?

3月4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七次協調會。

他表示,特區政府的負責官員要勇於擔當、勇挑重擔、發揮好組織領導作用,以投身抗疫的實際行動來踐行就職誓言。

是其是,非其非。特區政府當然已經很努力了,但履職盡責要用實幹實績來檢驗。無疑,梁萬年在為他們加油鼓勁,而他們還需真正證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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