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65年夏，年近八旬的蔣介石終於拍板定案，決定「反攻大陸」。6月17日蔣介石在陸軍軍官學校召開中層以上幹部會議，正式決定進行「反攻大陸」。據稱，當時所有軍官都留有遺囑，以示死戰之決心。
1961年12月，蔣介石、宋美齡、蔣緯國在台北（來源：時代周報）
今年5月（2009年），台灣桃園縣政府以觀光為名開放當年的「軍事管制區」—慈湖，並在此解密了當年的“最高機密”—「國光計劃」，曾經的殘酷爭鬥又真切地映入眼帘。「國光計劃」是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秘密制定的「反攻大陸」計劃。本文以台灣最新解密的史料為基礎，以組織最為嚴密的「國光計劃」為核心，展現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兩岸的政治軍事較量。
伺機反撲：種種計劃層出不窮
新中國成立以後，自1953年起，大陸實行了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到1957年順利完成。大陸工農業生產都有大幅度提高，當時社會安定、民風良好。就是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1958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社論，明確地提出國民經濟要全面大躍進。1959年至1961年，大陸又發生嚴重的「三年自然災害」。由於中國歷經數十年的戰爭洗禮，經濟發展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加之解放後的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大陸政經形勢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當中。
據國民黨陸軍段玉衡少將稱，在1950年至1954年間，台當局致力於防衛台澎金馬，鞏固「復興」基地，創造有利“反攻”形勢。在這期間，台當局並未制訂詳細的「反攻大陸」計劃。而在大陸出現天災之後，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嗅到了可乘之機，積極在台秣馬厲兵，伺機反撲大陸，各種計劃紛紛出爐。在「國光計劃」正式啟動前的五六年間，台當局共制定了凱旋、中興、聯戰等作戰計劃。在1955年至1956年間，蔣介石指定陸軍“副總司令”胡璉邀集“國防大學”及實踐學社教官若干人組成小組，研擬對閩粵“自力反擊作戰構想”，蔣介石也曾聽取簡報一二次，此為蔣介石反攻作戰的開始策劃階段。
1957年5月至1958年4月間，蔣介石又令「國防部」遴選優秀軍官30餘人，以任務編組的方式編成“中興計劃室”，全部人員由「國防部」各廳局幹部兼任，並由“參謀本部”常務次長曹永湘兼任主任。下設作戰、後勤等處及若干作業組。後蔣介石又指示陳誠成立督導小組，專門聽取該計劃室簡報。據時任該計劃室處長的邢祖援回憶，該計劃制訂了詳細的作戰策略，包括一般戰備、特種戰備、登陸後作戰及反攻時機假設等內容。
1958年4月至8月間，台當局又成立「聯戰演戲計劃作業室」，該計劃室基本全部接受“中興計劃”的人員與檔案，仍屬臨時編組性質，由“副總參謀總長”余伯泉擔任主任委員、蔣緯國擔任秘書處主任。但是，該計劃室的性質卻完全不同，主要是制訂與美軍聯合作戰計劃以「反攻大陸」。該計劃對美軍完全公開，更邀請其參與有關計劃的討論。在作業上，也參照美軍聯合兩棲作戰範式，來制訂兩軍聯合兩棲登陸作戰的程序。邢祖援認為：“此種作業一面具有教育性的意義，一面也轉移美軍的注意力，使其認為國軍的反攻大陸計劃，系以共軍為假想敵的一種訓練、測驗之目的。”該計劃並未有急迫的時間性，僅有二三次由余伯泉向蔣介石報告。
對於這一系列的「反攻計劃」，蔣介石基本上只是應付附和，基本上是做做樣子而已，並不是真正的「反攻計劃」。蔣介石認為，「反攻大陸」是極機密的事情，不能讓美國參與其中，尤其是在美國不支持其「反攻大陸」的情況下。因此，這些只是騙美國人而已，希望藉此轉移美國的注意力，並爭取到大量的美援。
最高機密：「國光計劃」啟動
1961年7月11日，蔣介石在日月潭召見「參謀總長」彭孟緝及“副參謀總長”馬紀壯時表示：“建設台灣為的是反攻大陸，否則我可以不幹。當前革命形勢對我有利，過去在台12年，雖有機會，但沒有現在的形勢有利，再不奮鬥打回去，則決回不去了。”蔣介石還分析到，“現蘇俄與北韓結軍事同盟，南韓形勢不穩定，東南亞寮國（台灣稱寮國為“寮國”—編者注）與蘇俄勾結，3個月內，東南亞一定有事，歐洲半年內也將有事。大陸災情嚴重，社會很亂，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裂痕日大”。「國光計劃」主任朱元琮也認為，在民國55年（1966年）前後數年，應該是台灣反攻登陸的適當時機。在這樣的考量下，為了真正研擬「反攻大陸」的相關作業程序，蔣介石開始思考啟動最高機密—「國光計劃」。
1961年4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縣大埔小灣秘密成立臨時任務性編組—「國光作業室」。蔣介石指派朱元琮將軍兼任主任，並調集陸海空三軍優秀作戰軍官31人、士官3人參與其中。
蔣介石對「國光計劃室」寄予厚望。在該計劃僅僅成立3周的時間裡，即率領「參謀總長」、“三軍總司令”視察大埔營區，並聽取簡報。在1961年至1972年的12年間，蔣介石共主持會談聽取簡報97次。其中在1961年至1965年的5年間，蔣介石共聽取簡報81次，其中1963年至1965年三年都達到20次以上。而且，由於參與該計劃的工作人員生活相對辛苦，為了安撫這些國民黨軍中的精英，國民黨當局給予「國光計劃」工作人員十分優厚的待遇。蔣介石在聽取第二次簡報後，便指示「參謀總長」彭孟緝每人每月發津貼2000元新台幣。蔣介石對該計劃室工作人員亦是十分禮遇，據朱元琮回憶，蔣介石對作業室工作人員“只有鼓勵，從無指責，並以‘議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其中，當忘利害之慮’相策勉”。
根據台「國防部」的軍令，海陸空三軍司令部分別成立光明作業室、陸光作業室和擎天作業室，以協助完成「國光計劃」。而三軍作業室也有相應的執行任務部隊，並將任務加以細化，其中陸軍包括“光華”、“成功”和“武漢”作業室，“光華”負責反攻第一階段的登陸作戰，包括建立灘頭陣地和立足戰區等，而“成功”側重於第二階段的建立攻勢基地，主要負責華南戰區，“武漢”則是專門負責特種作戰；海軍有啟明、曙明和龍騰作業室，“啟明”主要是指63特遣部隊，“曙明”指64地面部隊，而“龍騰”是指金門防衛部和95、71特遣隊；空軍有“九霄”、“大勇”等作業室，分別指空軍作戰部和空降兵作戰部。
據披露，「國光計劃」包含“敵前登陸、敵後特戰、敵前襲擊、乘勢反攻、應援抗暴”等五類26項作戰計劃、214個參謀研究案。據段玉衡將軍回憶，由於美國力阻蔣介石「反攻大陸」，因此蔣介石提出，先持續三四天炮擊，誘發炮戰，蔣向世界宣佈大陸向台灣挑釁，這便成為台灣發起「反攻大陸」的借口。然後，台空軍開始反製作戰，並在數日後展開登陸。蔣介石還聲稱，“美國協防條約中並沒有規定不准我反攻”。此外，所有計劃都詳擬到師的任務層級。以“國光一號”為例，該計劃分為三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是建立灘頭陣地，主要是以兩棲作戰方式，動用一個陸戰師，由艦至岸運動，在將軍沃突襲登陸；第二階段是建立立足地區，根據後續部隊的情況，計划動用8個步兵師，在30天內佔領泉州至漳浦地區；第三階段是建立攻勢基地，又分為3案指導進行，大體是攻取漳平、龍岩後，或攻南平，或梅縣、興寧、潮汕，或先攻取南平再攻梅縣等地，預計共動用14-16個師，在登陸90天內完成。
同時，為了驗證反攻計劃的可行性與有效性，國民黨軍隊也進行了數次兵棋推演和實兵演練，包括緊縮裝載、快速下卸、商船艤裝、渡海測驗、空降多載演練等。在國民黨軍隊逃台後，士兵的數量下降，精神狀態不佳，加之美援的武器裝備並不能很好磨合演練，因此在軍演中常常出現車毀人亡的事件，其中以1965年的慘劇為甚。1965年6月24日，在台灣左營桃子園外海進行了模擬登陸演習中，有多達5輛兩棲登陸車被海浪打翻，數十人喪命。
該計劃有嚴格的安保措施，據稱當時「國光作業室」設有保防官，有特殊而嚴密的保密規定，即使同屬一處的參謀，如果不是奉命參與同一計劃的制訂，也不能詢問或打聽相互承辦的計劃，所以相互之間根本不知道所研究的內容。
保蔣困蔣：美力阻「國光計劃」實施
上世紀50年代，美國雖然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在台灣駐有軍事顧問團，美海軍的航空母艦在台灣海峽游弋，給予台灣大量的軍援裝備物資，並協助訓練國民黨軍隊。但是，美國出於自身戰略利益的考量，堅決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認為國民黨反攻大陸不僅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因此喪失台灣這塊基地。
因此，駐台美軍和情報人員極盡所能地搜集相關的情報，希望發現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的蛛絲馬跡，並加以阻止。據朱元琮將軍回憶，美國也曾風聞蔣介石的「國光計劃」，並暗中進行偵探。1951年7月上旬，在一次酒會當中，美國顧問團團長戴倫突然詢問台「參謀總長」彭孟緝，為什麼台空降團及陸戰隊不按年度計劃訓練，且兵工廠日夜加班修理武器？在同年的8月9日，美顧問團的成員不顧台憲兵的阻止，硬闖屬「國光計劃室」中位於三峽陽明營區的“成功計劃室”查看，並派直升機飛抵上空進行盤旋偵察。同時，美在台灣海峽的巡邏艦隻，密切跟蹤台灣外島的補運船隻，而陸戰隊的美籍顧問還每周清點兩棲登陸車的數量。
1963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在記者會中公開表示，台灣如果「反攻大陸」，需提前與美國協商。而據駐金門的王多年司令官在1965年1月4日報告，美國務院在金門派駐一個707小組，直接與美國務院保持聯絡，如台有「反攻大陸」的動作，美國務院便採取阻撓行動。在同年進行的“騰海二號”演習中，台一個陸戰師在澎湖登陸，美顧問團連忙派29人趕到港口及演習地點進行仔細觀看，而且派5人隨同國民黨軍艦查看。
為了掩蓋「國光計劃」，蔣介石指派余伯泉主持台美聯合「反攻大陸」的“巨光計劃”。朱元琮認為，也是為了爭取美國更多的軍援，“巨光計劃”提出如二戰中諾曼第登陸般龐大的反攻計劃，“提出的戰備需求實在驚人”。當然，僅僅是演戲的“巨光計劃”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結果，蔣介石對此也僅是聽聽而已，不曾有任何的“指示”，“那只是紙上談兵罷了”。
海戰大敗：「反攻計劃」擱淺
在「國光計劃室」成立之初，蔣介石曾下令在三個月內完成所有反攻作戰的一切計劃與戰備整備。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反攻大陸」的行動被一拖再拖。直至1965年夏，年近八旬的蔣介石終於拍板定案，決定「反攻大陸」。1965年6月17日，蔣介石在陸軍軍官學校召開名為“官校歷史檢討會”的中層以上幹部會議，正式決定進行「反攻大陸」。據稱，當時所有軍官都留有遺囑，以示死戰之決心。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國民黨軍隊在「八六海戰」及烏丘海戰中慘敗，準備長達五六年的「國光計劃」在即將出生前流產。1965年8月5日下午5點鐘，台灣當局為探測美國和大陸的態度和戰力，國民黨軍隊由左營秘密派出「章江」和“劍門”號（剛從美國接回四五個月，性能良好）兩艘艦艇，運送十幾位特戰人員到汕頭外海的東山島，進行偵察和破壞活動，在任務完成後再將其秘密接回。為了凸顯對此次行動的重視，國民黨將其命名為“海嘯一號”，特別成立了以海軍“副總司令”馮啟聰中將為首的5人督導小組，並進駐左營進行督導作戰，而戰術指揮也是史無前例地由將級軍官胡嘉恆少將擔任。該計劃除呈報台「國防部」外，還將其專送陸軍總司令部、空軍總司令部以及駐基隆的海軍62部隊。為了欺騙大陸的雷達系統，這兩艘艦艇先是繞道到香港外海，然後再向北行駛，讓大陸以為是香港的商船。
然而，國民黨軍隊的這一系列舉動早被大陸的情報人員和雷達偵知，並將其鎖定。8月6日凌晨，「章江」和“劍門”號進入解放軍的埋伏圈，兩軍隨即發生海戰。在人民海軍的猛烈攻擊下，「章江」和“劍門”號先後中彈沉沒，艦上近200官兵喪生，“劍門”號艦長王韞山被解放軍俘獲。而聞訊趕來營救的國民黨空軍和艦艇到達時，見到的只有兩艦漂浮的碎片和油污。這就是著名的「八六海戰」。據稱，蔣介石聞訊之後大發雷霆。蔣介石「八六海戰」的傷口尚未撫平，“烏丘海戰”的大敗又接踵而至。1965年11月14日，國民黨運送補給的艦艇被解放軍伏擊，國民黨“永”字型大小炮艦被擊沉。至此，國民黨海軍受到解放軍的重創，海上優勢蕩然無存。而這兩次海戰對蔣介石的打擊也是致命的，年邁的蔣介石再也沒有「反攻大陸」的信心和勇氣，開始逐步放棄“自力主動反攻”戰略，開始調整為“攻守兼備”、“待機反共”的策略。
在這樣的情勢下，「國光計劃」也開始慢慢淡出蔣介石的視野。1966年2月，「國光作業室」更名為作戰計劃室，改由作戰次長督導，編製仍為四處一室，但將原屬聯五的“巨光作業室”改編為作戰計劃室的第二處，將原來第二處敵後作戰業務併入第一處，而原業務管制則移入第四處，工作人員額定軍官48人，士官3人，但副主任減為3位。1967年10月20日，為配合台「國防部」的精簡政策，該機構工作人員減至36人。同年12月1日，為加強保密工作，減少參與攻勢計劃的作業人員，「國光計劃室」大幅縮減下級單位人員編製，由原來的207人縮減為105人。蔣介石聽取簡報的次數也大為縮減，1970年以後，蔣介石再未聽取過彙報。1972年7月20日，「國光作業室」被徹底裁撤，併入台「國防部」作戰次長室，存在長達十幾年的「國光計劃」亦被束之高閣。
華而不實：「國光計劃」註定失敗
雖然台當局將「國光計劃」形容為“最完備的反攻準備”，但是仔細檢視該計劃，似乎並不是國民黨形容的那樣完美，其中很多的因子註定了「國光計劃」不可能成功。
第一，兩岸實力的差距和得失民心的程度決定了國民黨「反攻大陸」永遠不可能成功。時任台灣“副總統”的陳誠坦承，當時台灣的“國力”只能支持初期登陸作戰，登陸作戰後便要以戰養戰，即以3個月的準備，打6個月的仗。朱元琮認為，這“實難做到”。
第二，「國光計劃」的保而不密緻使大陸對國民黨軍隊的行動了如指掌。雖然國民黨當局將「國光計劃」列為最高機密，但是，據前“海軍司令”葉昌桐回憶，當時一位負責保密防護的官員告訴他，才剛剛開完會簡報的案子，第二天中國大陸就透過廣播公開。葉昌桐也認為，泄密到這種程度，登陸軍上岸形同瓮中之鱉，根本不能打。而著名的黑貓中隊在飛赴大陸上空進行偵察任務時，竟然能聽到飛行員的父親喊話的聲音廣播。
第三，國民黨對美援的過度依賴嚴重掣肘該計劃的實施。時任「光明作業室」主任的王河肅承認，“若無美國的武器裝備和經濟支援，以當時台灣的能力與大陸對抗，其成功率為幾，不難獲知”。而時任“啟明作業室”主任的吳文義少將指出，“在作業期間最感困難的事，是計劃所用兵力後，支援作戰的能力感到不足”。在突擊登陸時，所需的登陸小艇如LCVP、LCM及登陸運輸車LVT-4等多數不能滿足突擊登陸需要，而美國為了阻止蔣介石「反攻大陸」，刻意不向台當局提供這些裝備。
半個多世紀的烽火硝煙已經一掃而過。回首兩岸歷史，深感和平的寶貴和時間的輪迴。當前，兩岸關係已經邁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兩岸理應珍惜和平發展的美好機遇，通過建立政治互信、加強交流交往，最終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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