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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瑞卿跟林彪唱反調最後「身敗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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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瑞卿跟林彪唱反調最後「身敗名裂」

2020年11月26日 18:25 最後更新:11:20

[導讀]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

1964年6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檢閱北京、濟南軍區的軍事彙報表演。

羅瑞卿是林彪篡奪權力威脅最大的人,林彪把他作為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一夥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拚命地網羅黨羽,培植自己的親信爪牙,而對反對他們的人,則設法迫害,不惜置於死地,為其奪權掃除障礙。為了抓住軍權,林彪在軍隊中採用拉攏引誘和威脅相結合的手段,培植他的代理人。在他拉攏、威脅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個頂天立地的鐵骨漢子羅瑞卿失效時,他便180°轉彎,把羅瑞卿作為在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羅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輕時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曾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過。他跟隨毛澤東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陝甘寧邊區的抗日軍政大學當過教育長、副校長。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厚和善,抗大的師生都親切地稱他「羅長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任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長,兼任公安軍司令員、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59年開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毛澤東非常器重和喜歡羅瑞卿,也許這也是林彪嫉恨羅瑞卿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與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始於長征時期。當時,羅瑞卿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毛澤東經常和紅一軍團一起行動,因此,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就成了保衛局長羅瑞卿的重要職責。無論是在行軍途中,還是毛澤東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羅瑞卿總是形影不離地守護在毛澤東身邊,保衛毛澤東的安全。

新中國成立以後,羅瑞卿任公安部長期間,也十分關心毛澤東的安全,總是親自過問。每次毛澤東外出,他都跟隨同行,並親自佈置檢查保衛工作。毛澤東視察長江三峽時,想在三峽附近下江游泳,羅瑞卿就到三峽去觀察水情,發現那一段江面漩渦較多,勸阻毛澤東不要到那裏去游泳。1959年,羅瑞卿出差到長沙,一聽毛澤東在湘江邊要游湘江,馬上趕去檢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澤東遊江。隨後,他還親自做毛澤東的警衛,陪毛澤東遊韶山,並一直妥善安排毛澤東上了廬山。在節日期間,羅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為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後。許多領導人在節日裏都能攜帶妻室去天安門觀看焰火,他卻沒有享受過這種天倫之樂。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他仍以工作為重,以保衛毛澤東的安全為重,自始至終堅守崗位,可謂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保衛者。他還為了能在毛澤東遊泳時緊隨左右,在年近五旬時,還刻苦地學會了游泳。羅瑞卿那高大的身軀,那誠實、憨厚的面容,使毛澤東對他非常放心,以至羅瑞卿遭受陷害時,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羅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對他游長江外,還沒有反對過他。

1964年,羅瑞卿開展全軍群眾性練兵運動,用以提高軍隊素質,並親自領導組織北京、濟南等部隊的軍事表演,讓毛澤東觀看。毛澤東看後非常高興,當即表揚了羅瑞卿,並建議羅瑞卿在全軍普及北京、濟南軍區的經驗。

羅瑞卿受到毛澤東的表揚,引起了林彪的嫉恨。一心要爬上權力寶座的林彪,把羅瑞卿看成他在軍內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且,林彪長期以來在軍內推行個人崇拜,羅瑞卿對此持反對意見。

1960年,林彪拋出「頂峰論」和“最高最活”等極“左”口號,羅瑞卿當即針鋒相對地指出:“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把革命導師的理論說成‘頂峰’,這本身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會同意。”1961年,林彪又提出“背警句”、“立竿見影”等口號時,羅瑞卿明確表示自己同意羅榮桓元帥的觀點,尖銳地指出,死背硬記,從書本中找現成答案,搞“立竿見影”,而不去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這種學習方法違背了理論聯繫實際的革命作風。在戰略方針上,林彪主張消極防禦,說:“不要看地形,看地圖就行了。”而羅瑞卿反駁說:“地圖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為此,羅瑞卿還做了大量的實地勘察工作。當林彪喊出“革命化”、“騾馬化”的愚昧口號時,羅瑞卿說:“我軍要擁有現代化一切最新技術設備”,並為發展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付出大量辛勤的勞動。針對林彪空喊政治,在軍隊搞“文”不搞“武”時,羅瑞卿強調:搞好軍事訓練是一件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現在要靠訓練來準備打仗。林彪誣衊1964年群眾性練兵運動“衝擊了政治”,是“單純軍事觀點”,鼓吹“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羅瑞卿反駁說:“不能亂沖一氣。政治是統帥,政治工作也要保證軍事任務的完成。否則,天天講突出政治,業務工作總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因為羅瑞卿總是反對林彪,林彪對此感到十分惱怒,但由於毛澤東對羅瑞卿很信任,林彪就不敢對羅瑞卿過分發作。於是他和葉群就利用請羅瑞卿一起看電影等手段和羅瑞卿套近乎,妄圖把羅瑞卿拉上他的賊船,但都被耿直的羅瑞卿不卑不亢地拒絕了。特別是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任國防部長後,由於這位怕風怕光的部長的身體原因,許多事務實際上都是由羅瑞卿來具體抓。劉少奇曾公開表示過,羅瑞卿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因此,在羅瑞卿被誣陷和關押期間,林彪把羅瑞卿和他的意見分歧都當成羅瑞卿「反革命的罪證」,像一磅磅重型炮彈一樣轟向羅瑞卿。

江青要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但不給領章、帽徽

導致羅瑞卿遭受迫害的另一個致命的因素就是他得罪了當時的「第一夫人」、“迫害狂”江青。

話給羅瑞卿,說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羅瑞卿參加。誰知羅瑞卿“不識抬舉”,對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其實羅瑞卿對江青本來就很反感,江青曾經要羅瑞卿發給她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一套,但不給領章、帽徽,因為她沒有軍籍。江青感到她的話對一直跟隨毛澤東身邊的耿直的羅瑞卿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她想出風頭的路也被羅瑞卿堵死了。因此,江青對羅瑞卿懷恨在心,一直在暗中想方設法置羅瑞卿於死地。

江青在羅瑞卿這兒碰壁後,並沒有動搖她以文藝界為突破口而大出風頭的野心,這時,她又選中了林彪。在對待羅瑞卿問題上,二人狼狽為奸,可謂是不謀而合。從此二人勾結起來,終於把羅瑞卿一步步地推向深淵。

1965年秋冬之際,林彪開始行動了。他叫秘書打電話授意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寫一個關於近年來海軍兩種思想鬥爭的情況,重點是羅瑞卿的表現。林彪的老婆葉群則親自打電話給李作鵬,說羅瑞卿「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正在組織新班子”,要李作鵬“從海軍的角度”寫材料。接著又給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打電話:“你要徹底揭發羅瑞卿在空軍的活動。你聽到劉亞樓(前空軍司令員)生前對羅瑞卿有什麼意見要講。”這是明顯的示意、出題目。接著葉群又說:“林總講,你是跟羅長子還是跟林總?”

聽到這裏,吳法憲完全明白葉群的示意。他馬上表忠心:「我當然跟林總,跟羅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嗎?請你告訴林總,我一定跟他,你們可以看我今後的行動。」

葉群很高興,就說:「林總已經把你的級由六級調升至五級。」就這樣,吳法憲心甘情願地上了賊船。不惜踩著羅瑞卿的身體往上爬。葉群和吳法憲捏造了所謂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葉群的“四條意見”:一、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二、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三、今後林彪不要再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羅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羅瑞卿真的講了這四條,那就確有伸手要軍權的嫌疑。吳法憲按葉群授意,從1965年底到1966年3月,發了兩次言,寫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羅瑞卿講了這“四條”,因此,“充分證明羅瑞卿確實有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這是死無對證的指控,因為劉亞樓已於1965年5月去世。

這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林彪對羅瑞卿採取了突然襲擊。當時羅瑞卿正在雲南落實中央軍委的軍事部署。他正忙於工作時,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馬上到上海去開會,卻沒有透露會議的內容。羅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準時到達上海機場。前來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一位負責人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

話。這裏警衛森嚴,在一間房間裏他見到了幾位熟悉而又深為敬重的老戰友,但他們談話猶猶豫豫,欲言又止。最後,他終於知道了,正在開的會議是對羅瑞卿的突然襲擊,並且這是中央的決定。羅瑞卿急於知道會議情況,卻自始至終被拒之門外。

這次會議是林彪策劃誣陷羅瑞卿的一次緊急會議。從1965年12月8日開始,到15日結束,由林彪主持。毛澤東11月末在杭州聽取葉群利用海軍的材料對羅瑞卿的問題的彙報後,他不能容忍有人竟違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針,於是不顧和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忍痛割愛,於12月2日在一份報告上對羅瑞卿問題作了如下批語:“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林彪得到這個批示,如獲至寶,肆意地歪曲事實對羅瑞卿進行陷害。會議揭發批判了羅瑞卿的所謂的「反黨篡軍的罪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卻能夠出席會議,並在會上作了“最有分量”的發言。葉群這個被譽為“渾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其實對羅瑞卿是懷恨已久的。60年代初部隊評職稱時,葉群向羅瑞卿伸手要大校軍銜,而羅瑞卿卻按規定給她評為上校,沒有滿足葉群的權欲。1965年春,林彪關於“突出政治五項原則”發到部隊前,羅瑞卿建議改掉文件中提到葉群名字的地方,此事又使葉群十分惱火。這次能在中央會議上對羅瑞卿開火,葉群當然火上澆油。她說:“羅瑞卿掌握了軍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他的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後又會要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洞……”對她的一派胡言,鄧小平在會上公道地為羅瑞卿申辯,但在那種情況下,顯然無濟於事。因為葉群他們為了加強“罪證”的分量,曾逼劉亞樓的遺孀翟雲英作證,處於失去丈夫恍惚之中的翟雲英表示沒有聽說所謂“四條”,只承認她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他們抓住這一根稻草,叫秘書代翟雲英寫了證明。同時,葉群還授意李作鵬也憑空誣告羅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陰謀活動,想佔領海軍這個陣地”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與會的人已無法為羅瑞卿辯解,於是林彪在會議上宣佈撤銷羅瑞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一切職務。對羅瑞卿的迫害開始了。

在江青的配合和參與下,林彪加快了對羅瑞卿迫害的步子。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連續召開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並指定羅瑞卿在會上做檢查。如果羅瑞卿不承認林彪羅列給他的一系列罪行,檢查就不能通過。因此,會議開得很特別,沒有確定日期,停停開開,每當羅瑞卿要陳述真相時,他們就宣佈休會,這其實是在逼供,他們根本就不想給羅瑞卿申辯的機會。羅瑞卿當時的處境正如他的女兒點點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敘述的那樣:「看見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背過臉去,賣身求榮者鼓噪淹沒了仗義執言的呼聲,心地善良的人被迫閉口不語,或違心附和,反覆無常的人則高舉順風旗,臉上堆滿獰笑,血口噴人。他好像被推進茫茫黑夜中,黎明沒有盼頭;他好像被推上懸崖絕壁,卻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彷徨,迷惑無法解,他意識到有人在逼他,逼他離開這個世界。」

1966年3月18日深夜,羅瑞卿感到孤寂、鬱悶、悲憤,覺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決心以死來抗爭。他給妻子郝治平留下一張字條:「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你,為了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之後便從他住房的樓頂縱身跳了下來。然而,歷史也許知道有那麼一天他會沉冤得昭,他沒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當他躺在醫院裡,睜開眼看見旁邊流淚的妻子時,一再囑咐她:“要把孩子養大,不要讓他們斬草除根。總有一天,黨會把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黨,相信光明一定會到來。

但是,他面臨的,卻是更大的不幸,林彪說他是個「身敗名裂」的敵人,以自殺這種形式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叛國”的“罪行”。羅瑞卿被送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張硬板床,一張小方桌,一個難得見到陽光的小窗戶,嚴密的看守。這位沒有坐進敵人監獄的大將卻坐進了“自己人”的監獄。斷肢的疼痛使他晝夜難眠,更嚴重的是心裏的絞痛,而林彪則幸災樂禍,並要一步一步地把羅瑞卿逼到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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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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