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雲南一個師政委兼地委書記，因為鬧離婚被其妻用槍打死，影響很壞；貴州省綏陽縣縣長李民在山東解放區已結婚，到貴州後，採取欺騙的手段，與一位青年學生結婚，他的妻子從山東來到貴州後，進不了縣政府，孤兒寡母只好在縣城流浪。
鄧小平起草的西南局批轉川西區黨委關於處理匪特結合封建勢力進行破壞的經驗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過好勝利關，不做李自成」，是當年離開西柏坡前往北京“趕考”的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的一個共同回答，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小平等人主政西南的成功實踐。
新中國成立初期，大西南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十分特殊，鄧小平及其領導的西南局面臨著十分嚴峻的考驗——
政治上，西南曾是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巢穴，各種矛盾相互交織，社會情況十分複雜；國民黨在潰逃時潛伏的大批殘餘勢力，同地方封建勢力勾結，組織土匪，發動暴亂，企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能否剿滅土匪、肅清匪特、滌盪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凈化社會環境，迫切地擺在了新生的人民政權面前。
經濟上，西南是一個十分落後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生產萎縮、物價飛漲，投機猖獗、市場混亂，交通梗阻、民生困苦。新生人民政權有沒有能力把經濟形勢穩定下來，把生產恢復起來，從而在政治上站住腳，這是當時比剿匪更加困難的新的嚴峻考驗。
民族關係上，西南是少數民族最多、最複雜的地區，如何實現少數民族的解放，增進民族團結，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鞏固西南邊疆，這是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
更為嚴峻的是，面對複雜的局面和艱巨的任務，當時西南地區黨員、幹部總量不足，加之在勝利面前，黨內部分同志滋生了不願再艱苦奮鬥，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的錯誤思想和行為。
針對這些問題，以鄧小平為首的西南局把加強黨的建設作為執政的根本保證，為加強黨的思想、作風、組織和制度建設等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為我們黨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過程中搞好黨的作風建設、提高拒腐防變能力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整頓黨員幹部的思想作風是建設西南的百年大計
隨著西南的解放，大西南回到了人民的懷抱。在取得勝利的形勢面前，西南黨內部分同志經不起進城的考驗，進而發展到貪污腐化，有的甚至對自己的婚姻也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鬧著要「改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行為也逐漸多起來，統一戰線中狹隘的關門主義思想也有所抬頭。
早在湖南常德時，鄧小平就對進軍大西南的黨員幹部敲響了警鐘，他指出：進城後一定要發揚革命傳統，紀律嚴明，愛護群眾，要萬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後的享樂思想。李自成的失敗就是前車之鑒。1950年元旦，鄧小平起草了一份熱情洋溢的感謝電，指出：在歡慶勝利的日子裡，第二野戰軍的指戰員們首先想到的是華北地區、華東地區和華中地區的父老鄉親，深刻銘記第三、第四和第一野戰軍及華東、華中、西北的黨、政府和人民所給予的熱情幫助和鼓舞。感謝電通篇用事實說明了一個道理，即二野取得的所有勝利，都是在黨的正確領導、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兄弟部隊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勝利應歸功於人民。
1950年1月，鄧小平在二野三兵團一次師以上幹部會上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即「仗打完了沒有？」他指出：“當前，九十萬國民黨部隊尚待改造，六千萬基本群眾尚待發動，數十萬土匪尚待清剿，廣大農村的政權還沒有建立，破產的城鄉生產還沒有恢復，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可我們有些同志卻認為仗打完了，該享樂了。這是何等的危險和可怕！”
6月，鄧小平在《關於整風問題的報告》中，對西南地區整風運動的緊迫性、目的和意義都作了精闢論述，對西南地區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的根源進行分析，指出了克服黨內不良傾向的方法和步驟。他指出：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要進行一次整風，中央指出目前我們黨內主要錯誤是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在西南來說這個問題比其他地區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還有兩種傾向，一個是統一戰線中的關門主義，一個是正在發展的蛻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風中加以克服的。他並就這些不良傾向作了具體分析：
關於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問題。首先表現在征糧工作中的強迫命令。有的部門為完成任務，不擇手段，隨便扣押捆打，採取遊行罰跪等錯誤作法，甚至有個別逼死人的。在稅收工作中，部分地區提出只要有交易行為，就得收稅。如有收草鞋稅、10個雞蛋收3個、3斤酒收1斤米的事。其次是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如個別地區在接管國民黨政府公糧時，部分幹部工作中粗枝大葉，不認真核對糧倉中的庫存，只加上一張封條，就算接管了，造成許多「空倉」，致使國家財產遭受不應有的損失。重慶某廠軍代表，由於官僚主義和驕傲自滿作風，嚴重脫離群眾，影響工人的主人翁思想發揚，發生了車間秩序混亂、工人磨洋工、坐廁所、松馬達、關紗車等現象，壞人乘機破壞機器，嚴重影響了生產。
為什麼會產生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錯誤傾向呢？鄧小平透徹地分析道：進入西南以來，工作是很繁重的，絕大多數同志，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如果「工作看起來忙得很，但是實行的是命令主義，違反了政策，脫離了群眾，完不成任務，損害了黨的信譽」，這就叫做“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
因此，鄧小平緊緊抓住重慶某廠軍代表犯官僚主義錯誤、嚴重影響生產這一典型事例，指示重慶市委、西南工業部和西南工會辦事處，要一查到底，使西南各地黨組織受到教育。在上級領導的發動下，工人群眾批評了軍代表，也作了自我批評，提了一百多條意見。廠里召開了臨時職工代表會，軍代表作了兩次檢查，使職工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宣佈給軍代表撤職處分時，許多工人哭了，紛紛挽留軍代表，並檢討自己的缺點錯誤和對國家財產不負責任的態度。通過這次事件，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覺悟，加強了生產管理和勞動紀律，推動了生產的發展。
關於統一戰線中的關門主義問題。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但是，在奪取政權以後，是否還需要統一戰線，在部分幹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疑惑、動搖。比如：有的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存在門戶之見，使黨變成狹小的圈子，從而喪失了領導作用；有的同志從個人而不是從全局考慮問題，怕自己吃不開，因而對於統一戰線發生抵觸。具體工作上，對於黨外人士的職位安排，有的同志不服氣；在工商業問題上，有擠垮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農村工作中，拒絕與開明士紳、知識分子合作。
針對這些不正確的思想，鄧小平尖銳地指出：「不要以為我們幾十萬軍隊，一下子可以打倒一切敵人，這種想法是危險的，光靠共產黨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我們有些同志的關門主義傾向，是不懂得唯有團結四個朋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才能戰勝三個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才能建設新中國的道理。他們往往誇大黨外人士的缺點，不善於或不願意與黨外人士共事，不善於在工作中以自己的模範作用去影響黨外人士以促其進步；而對於自己的狹隘作風和違反黨的統一戰線這樣重大的原則性的錯誤，卻漠然不知或採取自我原諒的態度；他們不懂得在西南除軍隊外，約有十五萬到二十萬地方工作幹部，其中只有三萬人是黨員，還有少數是團員，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非黨團員。黨與非黨幹部的合作問題，就是百分之二十與百分之八十的合作問題。試問：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團結好，能夠做好工作嗎？
鄧小平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進城不久，鄧小平就在西南局常委辦公會上提出由統戰部召集一次民主黨派代表及民主人士座談會，他和劉伯承在會上講話。劉伯承、鄧小平還發請柬，請重慶市各界名流吃飯，和大家見面，向他們請教。農村減租退押、清匪反霸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開始後，鄧小平及時組織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代表參加，使他們了解農村階級鬥爭情況，積極投入到運動中去。他還妥善安排國民黨軍起義將領職位，承認他們對人民事業的貢獻。如西南軍政委員會中的6位副主席，就有熊克武、龍雲、劉文輝3位民主人士；在西南軍政委員會各院部會正副職位中，民主人士佔1/3以上。當得知國民黨匪特殘殺我負責幹部及民主人士時，他要求要引起嚴重注意：對於重要的民主人士的保護與對於我們自己的保護一樣重要，請公安部門和統戰部門加以研究，列入自己的工作範圍之內。
關於享樂思想和腐化行為的問題。當時在少數老幹部中主要是鬧個人享受、婚姻和等級待遇問題。有個別幹部公開表示：「我有兩個問題要求組織解決，一個是討老婆，一個是要地位。」西南公安部一位幹部竟說：“不讓我當處長副處長，讓我當科長不幹。”某醫療隊幹部中有比水筆、比皮鞋、比花被面子的所謂“三比”。某市委9個委員7個鬧離婚；雲南一個師政委兼地委書記，因為鬧離婚被其妻用槍打死，影響很壞；貴州省綏陽縣縣長李民在山東解放區已結婚，到貴州後，採取欺騙的手段，與一位青年學生結婚，他的妻子從山東來到貴州後，進不了縣政府，孤兒寡母只好在縣城流浪。
針對這些不健康思想和行為，鄧小平毫不留情地批評道：還有一個幹部婚姻上的問題，現在到處在鬧「改組」。這種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據，說婚姻法上規定有婚姻自由，於是不管政治條件，不管兒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鬧得影響很壞，工作也受損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脅手段。這種現象如不糾正，不但影響工作，損害黨的聲譽，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震撼，對黨員幹部起到了警示作用，及時剎住了一些老幹部進城後見異思遷、摒棄糟糠之妻的「改組」思想。
加強黨的組織建設，適應新時期的發展
作為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在抓西南黨的思想作風建設的同時，絲毫沒有放鬆黨的組織建設。
大量發展產業工人入黨。解放初期，西南有人口7000萬，重要的城市有重慶、成都、昆明等10個，工人總數160萬，產業工人20多萬。然而，進城之初，西南20多萬黨員大多數集中在領導機關，分佈在軍管會和接管委員會，眾多的工礦企事業單位沒有黨支部，甚至有的廠礦、單位沒有一個黨員。同時，由於當時西南局的主要精力放在鄉村，加上城市的工作千頭萬緒，部分領導認識上存在片面性，忽略了革命和大規模經濟建設急需的骨幹、黨員數量遠遠不夠的情況，出現了慎重有餘、發展不足的關門主義傾向。
鄧小平非常贊同西南局組織部提出的「發展黨的組織，重點主要在城市，首先是發展工人階級中的黨員」的觀點。他還在全區的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注意在產業工人中發展黨員，在黨內增強無產階級成分的比重，批評了那種不重視在工人中發展黨員的思想，批評了組織發展中的關門主義傾向。
鄧小平的批評和西南局組織工作會議以後，西南各城市的黨委加快了在工人中建黨的步伐。到1950年底，重慶市發展了新黨員1635人，大多數是產業工人。全西南的產業工人中，截至1950年8月，新發展了3076人入黨。在以後的「三反」、“五反”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中，工人中的黨組織在全西南得以健全和鞏固。
搞好與地下黨的會師，正確使用地下黨的力量。西南原有地下黨員5.6萬人，其中一部分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與若干挫折中成長起來的，是建設西南的重要力量。搞好與西南地下黨的會師，充分發揮黨員幹部的作用意義重大。
在這5.6萬名黨員中，大部分是1948年至1949年發展的新黨員，還有一部分是在臨近解放時大量發展的。據川東萬縣、銅梁，川西彰明，貴州大定和雲南麗江幾地統計材料看，1948年到1949年入黨的一般佔80%，這大批新黨員中又以農民為最多，佔80%左右。由於當時環境限制，骨幹缺乏，教育較少，一般黨員的覺悟都不甚高；在大量發展中，有些地方組織不嚴，手續紊亂，缺乏嚴格審查，致使一些投機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自首叛變分子混入黨內，甚至個別黨的支部被地主富農反動分子篡奪與控制，造成了黨內組織不純的現象。
針對上述情況，西南局組織部於1950年6月發出《關於加強黨的教育整理地下黨組織的指示》，對原西南地下黨組織進行了整頓。鄧小平指出：「如果我們不在現在數目較少，易於整理的時期把組織整頓一下，我們很容易重複老區建黨的那些錯誤。我們覺得：一個勝利的黨，對於黨員的要求應該更嚴格些。我們有一批黨員的標準確實太低。對於個別品質惡劣的人，對於若干完全不符合黨員條件的人，對於混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謹慎地個別地清洗出黨是必要的。其數目也是不會很大的。」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和西南局組織部的安排，雲、貴、川、康、渝的黨委組織部從1950年下半年起到1951年底，對新黨員占絕大多數的原西南地下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行了整頓。整頓工作首先從思想教育入手，先組織他們學黨章和黨的政策，把不夠黨員條件的人提高到黨員的水平。其次是有計劃的辦黨員訓練班，送他們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學及其各省（市）區分校、黨校學習，打通地下黨領導同志的思想，吸收他們在統一領導下進行整頓。再其次是在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運動中，把黨員放在群眾運動中去鍛煉。整頓之後，嚴格地過黨的組織生活。對於政治上太落後、品質惡劣、經教育仍舊不改的人，堅決根據中央指示原則加以清洗，對於混進黨內的反革命分子，立即開除出黨。
經過整頓工作，絕大部分原西南地下黨員和群眾組織的先進分子煥發了青春，他們與進軍大西南的黨組織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會師，並利用他們熟悉地方情況的優勢，把自己的聰明才智投身到建設新西南的火熱鬥爭中。
堅持「德」、“才”兼備原則，大力選拔年輕幹部。進入西南以後，幹部缺乏是一個大問題。當時，老區和本地幹部不足6萬，加上西南服務團1.7萬餘名學生幹部，撒在西南23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任務繁重與幹部奇缺形成了反差，一時間，出現了區縣、廠礦、學校向市、省要幹部，市、省向西南局要幹部的現象。
針對這一問題，鄧小平強調指出：「眼睛不要望著上面派來或別區調來幹部，要堅決地從群眾中放手提拔。」現在我們提出幹部的標準，是“德才兼備”，適當照顧“資”（資歷）的，「德」就是政治上的品德，“才”就是做革命工作的才能，這種品德和才能，都是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鍛煉和培養出來的。一個區級幹部搞一個廠比地級幹部搞得好，我們就要這個區級幹部；一個青年團員比一個10年黨齡的黨員收稅收得好，我們就要這個青年團員。不衝破這一點就不能前進。
鄧小平關於幹部「德」“才”兼備標準的講話和大力提拔年輕幹部的思想，加速了西南地區幹部培養的進程。西南地區各省、市、區借鑒老解放區“幹部來自群眾，領導來自基層”的經驗，採取了四條措施，一是向由劉伯承兼任校長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學輸送學員；二是面向城鄉基層單位從參加接管和工廠、碼頭民主改革以及農村減租退押、清匪反霸鬥爭中湧現的積極分子中選拔幹部；三是舉辦各種訓練班，從大學、中學青年學生中吸收大量的幹部；四是對留用人員實行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針，量才錄用。由於採取了上述措施，西南地區的幹部隊伍迅速擴大，到1950年底就有幹部20萬人，到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已發展到80萬人的規模。
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保障各項任務的順利完成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也是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應用。主政大西南時期的鄧小平，非常強調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主要抓了堅持每兩月的彙報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貫徹。
堅持每兩月向上級彙報的制度。早在戰爭年代，鄧小平就要求所屬部隊和地方縣團以上單位必須堅持每兩月向上級綜合彙報。進城前後，鄧小平更是強調加強督促，然而，大西南解放以來的各種工作千頭萬緒，種種無組織無紀律違反政策的現象屢有發生。首先表現在剿匪問題上，初則放棄了必要的鎮壓，後又發生亂扣、亂打、亂殺現象。例如有的縣動輒扣押兩三百至四五百人，仁壽縣第五區，在兩個月內未經上級批准就自行槍斃了18個人。江津一次殺40多人，其中經上級批准的不及1/10。其次，表現在不經請示批准，隨便規定政策，亂出佈告。如川北旺蒼縣未經地委批准，一連發出4個不合時宜的政策性佈告。再次表現在鎮壓反革命的問題上，川南有的地區不分首惡與次惡，殺了一些可殺與不可殺之間的人。殺人根據片面材料，甚至搞假材料，審查批准手續廢弛，對處死刑者不經人民法庭判決。川東涪陵地委，在黨委決定將批准殺人權收縮到區黨委後，又擅自批准趕殺一批。
1949年12月11日，鄧小平在西南局常委第一次辦公會議上重申：必須堅持「兩月的彙報制度」。他指出：進入大西南以來，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各種工作政策性很強，必須堅持重大事情及時彙報，綜合情況兩月彙報的制度。
二野五兵團楊勇、蘇振華給鄧小平的電報中提出在貴州集中精力打擊國民黨中央系的問題。鄧小平及時回電指出：不可籠統提出集中力量打擊中央系方針，這樣可能形成打擊面過大。而所謂中央系中極大部分人，都在動搖，我們的策略應是給以改過自新和生活之路，藉以分化反動營壘，孤立最反動分子，減少革命阻力。鄧小平的意見符合當時貴州的情況，使貴州的工作走上正軌。以後，鄧小平在致川東區黨委書記謝富治、川西區黨委書記李井泉、雲南省委負責人於一川的電報中，就川東的稅收、川西的征糧、雲南的少數民族工作傳達了西南局的指示，解開了省、區領導人在這些問題上的困惑。
中說：「2月18日寄來的綜合報告閱悉。中央對於西南局過去工作的估計及今後工作的方針，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望督促全黨全軍努力付諸實施。」
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大西南解放後不久，各省、市、區比較普遍地召開了黨的代表會議，對發揚黨的民主起了一定作用。但是，部分地方黨委在執行中存在問題，黨委書記包辦一切的「一攬子」作風甚為普遍。某些縣只有黨委活動，而縣政府縣長形同虛設。如川東銅梁縣，在幾個月的緊張征糧工作中，縣政府從未召開過一次區長聯席會，大小問題都是由縣委直接解決，縣委書記包辦，大大妨礙了政權在鬥爭中的作用，妨礙了黨委委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工作遭受損失。有的幹部存在包辦代替的作風，表現在建立和整頓農協組織、分配鬥爭果實和劃階級成份中。如貴州清鎮盧荻哨改選農協主席時，幹部見內定應當選的原農協主席碗裏投的苞穀米少，就抓了把苞穀米偷放其碗內計票。有些地區在分鬥爭果實、分土地、劃成份中雖讓群眾充分發表意見，但群眾提了意見就要群眾“反省檢討”，結果群眾有話不敢講，出現“分啥就是啥”、“劃啥就是啥”的現象。
鄧小平指出：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於虛設。所以，必須健全支部，嚴格黨的支部生活，認真建立學習制度，經常吸收新的營養，加強黨的戰鬥力，更好地完成黨交給我們的繁重任務。
幾十年過去了，如今的大西南也和全國一樣，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的新時期。在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同時，如何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大問題。鄧小平在西南時期有關黨的建設的思想和實踐，諸如思想作風教育先行，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堅決清除腐敗分子，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等等，仍然煥發出時代的光芒。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征研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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