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江青

1970年春季的一天，江青突然提出到北京市宣武區新華街榮寶齋去看看。江青說走馬上就走，容不得我們事先去探路線。榮寶齋這個地方是康生告訴江青的。因為康生喜歡舞文弄墨，經常到榮寶齋看文房四寶。

榮寶齋的工作人員看見江青來，十分驚愕。因為「文革」期間江青名聲顯赫，紅極一時。江青那天比較高興，主動自我介紹說：“我是江青，你們不要緊張，我是來看你們的文房四寶的，如果我認為需要的話還可能選幾件帶回去呢。”

這時，有一位工作人員趕緊叫來了他們的領導，陪同江青參觀挑選。

江青看了明清時期的硯台，清朝的御墨、毛筆、高級宣紙，還有各個朝代書法家與畫家的字帖、名畫等。江青對這些東西很感興趣，看看這件捨不得放下，看看那件愛不釋手。她指著這些寶物說：「這個我要，這個我也要。」

我們幾個陪同人員你看我，我看你，心裏都暗暗地想到：她每個月只有200多元的工資，全吃光了，沒有幾個存款，買得起嗎？但是誰也不敢提醒她少選幾件。結果她選了10件左右裝上汽車。

坐到車上以後，我壯著膽子對江青說：「你剛才選的這些文房四寶可能要不少錢吧？據說這些東西挺貴的。」

她瞪了我一眼，不高興地說：「我喜歡這些東西，如果我的錢不夠的話，我可以向主席要嘛，主席有稿費，你這是多此一舉嘛！」

第二天，江青見到我，對我說：「我中午飯後休息時，你去榮寶齋問問我昨天挑選的文房四寶需要多少錢？」

我去了榮寶齋，看到他們已經拉了一個清單，上面寫有品名、單位(數目)及價格，合計600元整。他們對我說的金額是降了價以後的價格。

那個時候買東西不砍價，賣方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況且人家說是降了價的，我不能再說什麼了，立即拿回那張清單給江青看。

江青看了清單以後，皺著眉頭想了好一會兒，才說：「我不要了，馬上給我還回去。」

她喘了口氣說：「也太貴了嘛，這麼幾件破東西，就值六七百元，他們這是敲我的竹杠，我可沒有這麼多錢，又不好向主席開口要錢，算了，退回去吧。」

有一年，坦尚尼亞的國家元首來華訪問，送給江青一個精美的象牙盒，25厘米長，15厘米寬。我交給她時，她興奮地端詳了半天，說：「這東西還是蠻不錯的，我特別喜歡象牙製作的藝術品，可怎樣謝謝人家呢？」停頓了一下，她說，“你給總理的秘書錢嘉棟打一個電話，請他給外交部說說，叫外交部轉達我的感謝之意。”

我準備按照她的意見給錢嘉棟打電話，剛剛走開幾步，江青就說：「小楊，你回來，你找人給我做一個小木盒把這個象牙盒裝進去，擺在大客廳，陳列起來。」

我說：「做一個小盒是可以的，但是，怕做得不精美，如果做得粗糙了擺在客廳就不好看了，好像一個漂亮的人穿了一件破衣服，還不如裸擺好看。」

江青沒有聽清楚我說的是什麼意思，問：「你說什麼？什麼叫裸擺？」

「我是說不做木盒，直接擺在客廳，讓象牙盒裸露。」我回答。

江青說：「我明白了。對了，木盒如果做得不好，好像骨灰盒似的就糟糕了。」想了想她又說，“這樣吧，把這裏面一層用銀子鑲一鑲，不就更好看了嗎。”

我說：「銀子很貴吧？這樣大的一個象牙盒，可能用不少銀子，再加上手工費，可要花不少錢呀。鑲上銀子的話，象牙盒就不是原來的樣子了，是不是不鑲為好？」我這樣說完完全全是出於好意。

這時，江青不高興了，豎眉瞪眼地訓斥道：「我要幹什麼，你都要干涉，對我的指示，不是表示‘是’，而總是表示‘不’，以後只許你說‘是’，不許你說個‘不’字。銀子很便宜嘛，鑲上一層銀子花不了幾個錢，況且又不是花你的，你怕的是哪門子，說那麼多廢話，豈有此理！」

我說：「江青同志，你別生氣，我沒有別的意思，我是怕你花錢多了浪費，你堅持要鑲銀子，我可以馬上找人去辦。」

江青稍微平靜了以後說：「凡是我喜歡做的高興的事，花多少錢都不叫浪費。對黨來說，我高興了，健康地工作比什麼都重要，這是用金錢買不來的。」她一揮手，說，“快去辦吧。”

我把毛主席和江青的管理員吳連登從中南海請到釣魚台10號樓江青的住地，並根據江青的意圖向他交代裝飾象牙盒的事，他很快就領會了江青的意圖。

我們從我辦公室出來，我問他：「江青同志還有多少存款？」

他說：「基本上沒有存款，大概只有二三百元吧。」

我們倆商量，決定用最少的代價裝飾盒子。因為裝飾費超過江青的存款就不好辦了。

20天以後，吳連登把裝飾好的象牙盒拿了回來，送給江青看，她看後認為比較滿意，問：「花了多少錢？」

我說：「250元。」

她立刻翻了臉：「什麼？花了250元，我不相信！我的印象銀子很便宜嘛，這麼一個小東西，裏面鑲一層銀片就花那麼多錢，你拿來發票我看看。」

我立即把發票拿給她，她摘下眼鏡仔細看了又看，看了小寫的250元以後，吃驚地說：「你看‘25’後邊這個‘0’是有人後來添上去的，依我看花25元是客觀的。」

我說：「是花了250元，你看發票的下邊有大寫的‘貳佰伍拾元’，沒有錯，發票上還注有‘成本費’三個字，不會錯的，值250元，這銀片鑲得還是蠻厚的。你用手掂一掂，挺重的嘛。」

當她細心地看了大寫的「貳佰伍拾元」以後，額頭上冒出了汗珠，霍地立起身來，大聲說：“我沒有讓你花這麼多錢嘛！我要是早知道花這麼多錢，才不鑲呢，真沒有想到！你是想到了，你為什麼不堅持你的意見？你當秘書的有的時候就要為領導把關嘛，你是有責任的。吳連登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她已經後悔了，我也不能再說什麼了。

江青的鎖骨斷了

1971年7月29日，鄔吉成(時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和我為要到青島休息的江青打前站，聽當地的負責同志說，毛主席的前妻賀子珍也在青島避暑療養。

我們知道，江青特別忌諱和賀子珍同時在一個城市居住，更怕碰面。我們感到這個問題很棘手。如果把賀子珍住在青島的事告訴江青，江青可能會把賀子珍趕走的，這樣會惹出麻煩。如果瞞著江青，到了青島以後，萬一江青知道了賀子珍也在青島，問題就更大了，她非給我扣上「欺君之罪」的帽子不可。回到北京以後，經過反覆考慮和研究，決定由我向周總理請示報告，聽聽總理的意見。

總理聽完我的彙報之後說：「賀子珍同志在青島休息是個問題，我的意見是這件事不能瞞著江青同志，必須叫她知道，她去不去她自己決定。此事你就不用管了，讓我跟她說。」總理把這件難辦的事主動攬了過去，我們從內心對總理非常感激。

然而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當江青知道賀子珍在青島休息的消息以後，對我說：「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當然，盡量避開就是了，我告訴你們，誰也不能阻止我去想去的地方。」

江青既然表示了堅決去青島的態度，我們只好積極做出發前的各項準備工作。但是，有一件東西需要做詳細說明，因為它和本題有關。

江青有一把特製的能移動的專門外出用的馬桶椅子。其形狀似一把靠背扶手椅，在坐板中間挖了一個橢圓形的洞，在洞下25厘米處釘有木板，木板上放上便盆，便盆的外面用三合板包起來。為了防止歪倒，四條腿的底部釘了一塊金屬片，每塊金屬片各打了兩個眼，用螺釘固定在地板上(江青住的房子地板大都是木製的)。江青每次到外地，這把不起眼的馬桶椅子是必帶之物。不知為什麼，這次外出，江青特意提出不讓帶它。護士趙柳恩再三請示，江青堅持不讓帶。她說：「我覺得我現在身體不錯，有勁兒，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用你擔心。」

江青白天開心地遊玩，時間過得很快，可是，晚上的時間過得就慢了，最難辦的是她上床前的大小便。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這個困難，她在痰盂上蹲了不到一分鐘就堅持不住了，於是，就直接坐到了痰盂上，坐了一分鐘，就喊叫屁股硌得疼，叫護士找了一個小游泳圈放在痰盂上，屁股坐在小游泳圈上。由於游泳圈是充了氣的，所以，坐上去特別不穩，護士左扶右扶，好不容易幫助她解完了這次大小便。

第二天，我們給她找了一個小方凳，方凳的面是用藤條編織的，我們把藤面剪掉，改成了一個便凳，周圍靠上軟沙發，江青看了比較滿意。剛開始幾天，她坐在便凳上注意保持平衡，沒有出什麼事，時間一長思想就疏忽了。

8月12日晚上，江青上床前，三片安眠藥下肚，由護士攙扶著解大小便也算順利。當她睡了一覺，自己從床上起來，迷迷糊糊地坐在便凳上解小便時，一不小心歪倒了，左鎖骨撞在便凳上，疼痛不已。

13日，她起床以後，打鈴把我叫到辦公室。一進門，就看見她在沙發上，披頭散髮，兩眼無神，右手托著左臂。

她見我進去，慢條斯理地對我說：「小楊啊，我估計我的鎖骨壞啦，疼呀！我覺得這裏有鬼，沒有安全感呀！你趕快給總理打電話，說我想馬上回北京，在這裏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多待一分鐘就多一分鐘的危險。」

此時，鎖骨是不是骨折尚不清楚，她的精神並不怎麼緊張。回北京後，當她聽說真的骨折了，頓時變得面色蒼白，坐卧不寧起來，此時，她想發火，但是又不敢發大火。她很清楚，發脾氣會影響治療，雖然心裏煩躁，也只能沒完沒了地嘮嘮叨叨，心中有火也發不出來。

幾十天過去了，摔傷的部位基本上好了，也不用治療和鍛煉了。

有一天，她質問我們說：「你們明明知道我晚上吃了安眠藥以後站不穩，大小便時坐不穩，我去青島，你們為什麼不給我帶上馬桶？你們是合計好了把我摔傷的呀！」她質問護士小趙：“把游泳圈放在痰盂上的辦法是那個周淑英教你這樣做的吧？”

我聽了以後實在憋不住，忍不下去了，就解釋說：「你到青島之前，你說你覺得身體不錯，有勁了，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叫我們帶馬桶。我們尊重你的意見，才沒有堅持帶上它，結果你被摔了，我們也後悔沒有帶上馬桶，今後，我們一定會接受教訓。」

江青用手推了一下鏡框說：「接受教訓？你倒說得輕鬆。我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受到的痛苦和折磨誰來賠償？這是一件政治事件。不是你們如何接受教訓的問題，而是要把這次事件的後台揪出來的問題。只是一個小小的小周，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是有後台指揮的呀！既有現場指揮，又有遙控指揮，裏應外合配合得不錯呀！我看在青島是有人把你們給收買了。」

關於查出幕後指揮者的問題，她對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都講了，但是，沒有一個中央領導同意她的說法，他們聽了只是一笑了之。她看沒有人同情、支持她的說法，也就冷了下來，以後一遇機會，又舊話重提。

「九一三」事件以後，有一天，江青把我叫去，對我說：“我總覺得我在青島摔壞鎖骨有問題。小楊你是這裏的黨支部書記，又是組織上派到我這裏來的秘書，你的政治立場可要站穩呀，在階級鬥爭尖銳複雜的情況下，不要迷失方向，放走一個壞人。我問你，我被摔壞鎖骨的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的時候，李作鵬是不是到我住的那棟樓里去了？”

「他是去了。」我實事求是地回答。

「他在那個時候幹什麼去了？」江青進一步追問。

「他那天早晨問我：江青同志今天有什麼活動，我們好做準備。」我說。

「不對吧，哪有那麼巧合？我剛剛摔壞，他就跑去了，他顯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要出事，我懷疑是他親自指揮你們讓我摔壞的，我身邊的工作人員中肯定有內奸和特務，我要把他們揪出來！這件事，我要請總理出面調查清楚。你知道內情不說也沒有關係，等我調查清楚了連你一鍋端。在我身邊的人員中，無論哪一個有問題，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江青狠狠地說。

江青看我對她的說法沒有反應，就大聲質問：「你對我的話為什麼不表示意見？我看你是有顧慮，有難言之隱，我說的對不對？你說，你說呀！」

「你今天說的話，我認真地聽了，但是，我沒有掌握任何證據，確實表示不出什麼看法，這件事可以請組織上調查。」我平心靜氣地解釋。

「那好吧，我會請組織上派人調查的，我也相信會調查清楚的。如果經過調查，真的發現有問題，有人把你或者在我身邊的什麼人供出來，你到那個時候吃不了兜著走，你去吧。」江青又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生氣地說。

我能說什麼呢？我只能悻悻地走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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