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疫期間,香港政府的反應在市民大眾的角度看來,不單比中國內地遜色,甚至比與香港相鄰的澳門也遜色。由疫情初期「搶口罩」,到抗疫十月開始要「搶疫苗」,在旁人眼內確實是給別人比下去。有人將問題歸咎於領導者的問題,但我認為這純粹是私人恩仇,將問題表面化。歸根結底,這與西方大部份國家一樣,文官系統確實無法應對新冠病毒的傳播。


到今日為止,截擊新冠病毒的最有效手段還是簡單粗暴:隔離和檢測。要完美操作這一套組合套,其實就是軍事化管理的手段:極具紀律性,聽從安排,服從指揮。簡單一點來說,就是他律與自律兼備好。戰場上,反應是需要即時的,因為戰機轉瞬即逝,今日的要求絕不能等到明天商議完才有回覆。因此,一般文人並不適合打仗,而世上又沒有多少個諸葛亮,因此文與武的分野是分得比較開的,因此有「居馬上得之(天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一說。


說回應對疫情,其實香港與西方世界的都以文官系統應對疫情。文官系統的好處是思慮周全,但缺點決定過程較戰爭時期慢,在和平盛世需要解決社會內部紛爭,確實更為合適;但面對新冠病毒這種既狡猾又隱蔽的對手,確實難以應付:因為社會不同訴求需要平衡,所以曠日需時,而且缺乏執行到底的能力和決心,因此西方世界面對病毒㿉敗,唯獨某些個例可以幸存,而幸存者也是較有決心執行防疫政策的國家,例如新西蘭。


由於香港與內地的社會體制相差太遠,因此比較抗疫能力是不公平的。不過,香港與澳門卻有可比性,尤其是澳門政府的治理水平在去年還是被某份報章以「澳門政府,衰過清朝」來形容。撇開領導班子不述,其實澳門的抗疫成功,我認為還是有賴於澳門於2017年開始與阿里巴巴合作轉型成智慧城市。根據阿里的公開資料表示,澳門政府在雲計算、旅遊、交通、醫療、人才培訓及政務方面,均與阿里進行深入改造。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三年改造修練得來的內功,在對抗新冠一戰完全顯示出脫胎換骨。


例如在醫療方面,在兩年前澳門政府已可以透過醫療大數據平台,將醫療數據標準化以便分析,包括就診原因等,這已經有助於政府預判疫情;在政務方面,阿里的平台統一推廣到藥房及NGO,令他們在疫情初期,可以透過他們的基層網絡,將政府的口罩庫存可以在指定某段日期內,重複以成本價售予市民。


這一舉措在當日令澳門一戰成名,有人將這歸功於領導班子,但我更認為市民可以看到網上實時在社區的銷售點有多少存貨,不單令市民安心,同時亦令政府資源可以有效調度,而收回成本的做法亦減輕政府「與民爭利」的爭議,亦令公帑運用更為得宜,而口罩分配的公平性更是為減少大量爭議。


這些智慧城市的基建令抗疫的「他律」得以落實徹底,配合上市民的自律,抗疫當然成功。反觀香港去年黑暴期間,黑衣人唯恐被人拍攝到面容,因此將九龍灣智慧燈柱鋸斷的情景仍然讓人歷歷在目;即使今日問香港政府口罩有多少庫存,恐怕明天也不能給你一個確實回覆。在官民一致對大數據抗拒的今天,如果仍不能決心轉營,香港與澳門向智慧城市轉營的龜兔賽跑,其實最後結果,顯然易見。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