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只有少數因瘟疫死亡的案例,後來死亡人數開始節節攀升,直到消息瞞不住了,瘟疫正式宣告爆發。」這是對年初武漢封城的評論報導嗎?不是。再看下文︰「富人一個個率先舉家搬遷,然而對小市民來說,這場瘟疫才剛丟出第一道艱難的選擇題:要放棄所有財產,孑然一身離開這座城市嗎?窮人則是根本走不了,只能留在原地聽天由命。」猜一猜是哪?

英國首相約翰遜宣佈國內疫情上升至最高級別。(AP圖片)

英國首相約翰遜宣佈國內疫情上升至最高級別。(AP圖片)

以上是對瘟疫下倫敦市的描寫,執筆者很有名氣——歐洲小說之父笛福(Daniel Defoe),除了《魯濱遜漂流記》之外,他另一巨著是《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剛才節錄是中譯本的簡介,接下來要介紹書中主人翁︰17世紀挽救倫敦於瘟疫,並開啟現代衛生防疫的倫敦市長羅倫斯(Sir John Lawrence)。

倫敦於1664至1665年爆發大瘟疫,情況很糟糕。正如前述,市內知情者有「隱瞞」疫情之嫌,導致「延誤」防疫措施,疫情失控便「逃跑」。最應留下來領導市民抗疫的英王查理二世,帶同家人出走倫敦到牛津郡避疫,其他權貴富人隨後。不過,羅倫斯選擇留下組織抗疫。

BBC《歷史雜誌》把羅倫斯列為倫敦七大令人難忘市長之一,褒揚他「不畏瘟疫席捲倫敦的恐怖,表明不離倫敦的決心。」更重要的是他在艱難疫過程中,從零開始摸索建立出一套科學化的抗疫政策,為現代文明作出貢獻。事實上,經過黑死病橫掃歐洲的教訓(7500萬人死亡),英國15世紀開始以封鎖市鎮、強制隔離作為抗疫措施,不過,羅倫斯市長還做不到把倫敦封城,好在疫情在1665年末自然消失,否則規模難以估計。

今年1月23日武漢因應新冠疫情封城,應為史上最大規模,也最成功的一次封城措施,不過,《紐約時報》批評道︰「封閉城市幾乎肯定會導致侵犯人權,在美國顯然是違反憲法的。」《紐時》也懷疑封城效果,3月評論︰「為了抗擊冠狀病毒,中國將近6000萬人置於封鎖之下,並對數億人實施了嚴格的檢疫和旅行限制。這場行動給人們的生計和自由帶來了沉重的代價。」美國輿論對中國抗疫作出抨擊至今不息。

不過,英國是一個有歷史感的國家,經過對疫情的觀察,開始放下跟美國一起針對中國的成見。BBC今年4月重提《大疫年紀事》,引述書中所言︰「一個人,可能真的已經受到感染,而不自知,卻又出國,作為一個健康無事的人去往各處,可能將瘟疫傳給一千個人。然後無論是將感染傳出去的人還是被感染的人,都毫不知情。」笛福的抗疫封城見解,與今天中國應並無二致。

英國邊境仍然緊張,大量國民要求出國避疫。(AP圖片)

英國邊境仍然緊張,大量國民要求出國避疫。(AP圖片)

英國上周末宣佈疫情警報升至最高級別,倫敦市長簡世德宣佈封城,即時引起大批倫敦人「逃城」,不過,英國主要官員沒有提人權自由之言,反譴責他們「不負責任」。《每日郵報》形容倫敦的場面有如「越南逃亡」,記者寫道:「身在『西貢最後列車』的每個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做一個愚蠢和不負責任的決定,儘管這是在法律範圍之內。」英國傳媒的醒覺也很徹底,了解到在不適合情景,不適合時光之下,拿出人權保障之類說詞,是違背常理。

羅倫斯市長為城市抗疫立下榜樣,三百多年之後,只要英國人不忘記,他的精神將會引領英國度過難關。疫後,倫敦與武漢不妨結為友誼城市,合力宣傳防疫抗疫,應可成為佳話。




深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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