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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報紙上白崇禧「戰神」的稱號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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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報紙上白崇禧「戰神」的稱號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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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報紙上白崇禧「戰神」的稱號從何而來

2021年01月14日 18:09 最後更新:11:20

[導讀]綜觀白崇禧一生,歷經陣戰無數,可謂一員傑出將領。但在實戰指揮上,白崇禧的優勢則更多地表現在參謀業務上。可以說,「小諸葛」之名名副其實,但「戰神」之譽就姑妄聽之吧。

白崇禧(資料圖)

白崇禧是中華民國的陸軍一級上將,首任國防部部長,在中國近代史上,尤其是軍事史上佔據著重要地位。

早在1935年的時候,廣西就出版有《白副總司令演講集》,抗戰爆發後又陸續出版有五卷本的《白崇禧言論集》。1938年3月,第一本關於白崇禧的傳記《白崇禧將軍傳》由新中國出版社出版。兩個月後,建國書店又出版了《李宗仁與白崇禧》一書。此後數十年中,陸續有白崇禧的傳記問世,尤屬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白崇禧先生訪紀錄》和華藝出版社的《白崇禧傳》(程思遠著)兩書最具代表性。時至今日,由白崇禧將軍之子——白先勇先生編著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也終於問世了。

筆者對後代寫先輩的傳記始終不抱太大希望,往往會受到個人感情因素的影響去誇大傳主,對於部分不利於傳主的事件也會予以迴避。白先勇也難以免俗,如對白崇禧幾次反蔣的原因大都避而不談,對白崇禧在抗戰期間的經歷「只褒不貶」,內戰時期更是“重政略軍”。

書中的部分說法也值得商榷。如該書上卷第114頁有言「父親抵京次日(指1937年8月5日),日本各大報頭條登出——戰神蒞臨南京,中日大戰不可避免」。這裏的“日本各大報”、“頭條”、「戰神」,直接將白崇禧捧上了「戰神」的地位。可是這個說法有沒有可靠的原始材料來證實呢?

”分8月5日和8月6日兩說,又都沒有提供原始依據。無奈中,筆者只得自行查閱日文報紙,遺憾的是,前後查詢五份,都沒有隻字提及。這個說法到底是怎麼出現的呢?筆者認為仍需尋找有力證據。

不過,白先勇的這本著作仍然為讀者提供了不少新的說辭,也講述了不少傳主的家事。

那麼白崇禧究竟是不是「戰神」呢?

白崇禧一開始的戎馬生涯是和黃紹竑一起度過的。他們一起參加學生軍,一起進入武昌陸軍中學,又一起考進保定軍校三期,而且還都學步兵科,畢業後又一起分配到廣西陸軍第一師第三團當見習官。

白崇禧生來就有帶兵打仗的天性,也在軍旅初期生涯中習慣了擔當部隊主官。之後機緣巧合的是,軍校同學陳雄帶著白崇禧一同覲見孫中山,並且要到了廣西討賊軍第五師的番號。兩人興沖沖地帶著這個名義回到梧州後,黃紹竑卻嫌這個番號不響亮,三人一合計,乾脆就叫廣西討賊軍,黃任總指揮,白任參謀長,廣西討賊軍的名號就這麼打出來了。不過這事在黃、白、陳的回憶錄中都打了馬虎眼,他們將孫中山授予的名義統一改了口徑,堅稱孫給的番號就是「廣西討賊軍」,沒有師的番號。好在《陸海軍大元帥府公報》有明確記載,有興趣的讀者可找來一閱。

不管這個部隊的名義叫什麼吧,黃紹竑走向獨立自主的時代來臨了,白崇禧也開心地返回到部隊,只是他覺得自己當參謀長不如帶兵,就借負責制訂部隊編製的機會,提議由自己兼任第一團團長。

黃紹竑和白崇禧雖然是老搭檔,但是他明白,兩人從廣西學生軍開始地位就完全一樣,如果在這個時候讓白當了團長,讓他有了兵權,那麼在部隊中親近白崇禧的人,就會在無形中抱成一團,萬一他們擁白取而代之,後果不堪設想。

與其埋下禍根,不如扼殺在萌芽中。黃紹竑就找來白崇禧,好說歹說讓白打消了這個念頭。此後討賊軍與李宗仁的自治軍合流,並統一廣西,新桂系三巨頭就這樣出現了。按照座次,李第一、黃第二、白第三,但在實際上,黃、白之間早就由於兵權而產生裂痕,這就使白逐漸向李靠攏了。

白崇禧今後就只能當一個參謀長了嗎?當然不是。北伐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機會,當時廣西部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白崇禧自然成為該軍參謀長的不二人選。他利用部隊重編的機會,再次提出兼部隊主官的要求,這個提議照樣被黃紹竑否決。不過此時已不是黃一個人說了算,因為上面還有一個上級,那就是支持白的軍長李宗仁。

李對白的態度和黃紹竑截然相反。他知道白能打,且一直想帶兵,就給了他一個機會,讓他兼任第一旅旅長。可是白的這個旅長當得並不長,就當了四個月不到的部隊主官,且得時常照顧全軍的參謀業務,這真正帶兵的時間就更少了。那麼他去哪了?

內戰中的桂軍,雖散佈在華東、華中兩個戰場上,但鮮見硬仗,基本在打醬油。白崇禧有自己的算盤,他依然想保存實力。唯一的萊蕪戰役,還是因為部隊主官的異動,而未戰即敗。桂軍在基本沒有受到較大損失的情況下,度過了三年,而白也在1948年由國防部長調任華中「剿匪」總司令。

現在有不少人說白崇禧在擔任國防部長前夕曾前往東北指揮作戰,並在四平大敗林彪,白先勇《戰後國共東北之爭》一文中也指稱由於蔣沒有採信白崇禧乘勝追擊的建議,片面下停戰令,給了林彪喘息之機,方導致日後東北慘敗。筆者認為,此二說有待商榷。

我們知道,白崇禧前往東北之前的實際指揮者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前線指揮由副司令長官鄭洞國負責。根據史料記載,白崇禧是在5月17日奉命前往督戰的。這裏的「督戰」是什麼意思呢?從字面上理解就是親臨前線監督作戰,那麼作為督戰官的白崇禧有權直接干涉指揮嗎?筆者目前還無法給出結論,不過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一書對白在東北有相當長篇幅的記述(423頁-424頁):

5月17日特派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將軍到瀋陽視察。白氏在當晚與杜聿明將軍詳細分析、研究了北滿軍事情勢後,又於次日在杜將軍陪同下親臨我設在開原的前進指揮所視察……白、杜二位將軍都認為攻下四平街是不成問題的。但白將軍對於我們下一步攻佔長春、永吉的作戰計劃卻有些憂心忡忡……莫若打下四平街後不再向長春北進,這樣一則可以緩和國內外輿論的非難,二則可以獲得整訓部隊的時間,假如與中共和談失敗再發動進攻不遲。杜將軍則力爭一舉攻下長春、永吉……這時,我們聞報右翼兵團……並未遇到解放軍的有力抵抗……這個消息使白將軍非常高興,他也預感到解放軍可能不會固守長春,遂又拉著杜將軍一同到紅廟前方視察。據說在火車上二人繼續研究進攻長春、永吉的問題……最後白氏總算放下心來,對杜說:「如果確有把握的話,我也同意一舉收復長春、永吉。那麼你就照原計劃打,我馬上回去同委員長講,收復長春、永吉後再與共產黨談判下停戰令。」白、杜二將軍當日即同返瀋陽。次日,白氏便飛回南京……

可見,「停止北進」是白崇禧的本意,又何來主張乘勝追擊被否之說。據台灣編寫的《戡亂戰史》記載,國軍總攻四平發生在5月16日,也就是白崇禧抵達東北的前一天。此時國軍已佔據絕對優勢,而白抵東北的次日,即18日,林彪就經過中央的同意而放棄四平,同一天白也返回南京。試問,白僅在17日這一天,即便親自干涉指揮,對於整個戰局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國民黨在徐蚌會戰之後,精銳基本喪失。此後蔣介石被迫下台,使新桂系登上了政治舞台巔峰,李宗仁也成為代總統。但是白和李所期待的劃江而治卻沒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白就只能與中共正面交鋒了。

奇怪的是,白崇禧雖然信心十足,但卻沒能掌握住那些被他部署在兩湖的軍隊。白崇禧重蹈了1929年的覆轍,他對局勢太樂觀了。當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後,湖北的張軫和湖南的陳明仁先後起義,這使新桂系的根據地廣西直接暴露在解放軍的面前。直到此時,白崇禧仍然困獸猶鬥,他集中桂軍主力于衡陽、寶慶地區實施反擊。「小諸葛」的名頭雖然在青樹坪撈回一票,但是還不到一個月,他的主力就反遭解放軍的重創。這一次,他是重蹈1930年的覆轍了。

桂軍主力一戰即敗,其他各路桂殘軍自然也擋住不住解放軍的進攻了。很快,各路桂軍或滅或降,只有少量部隊逃到越南。儘管白崇禧要在廣西實行總體戰,儘管還有人願賣命,但一切都是徒勞的。很快,白崇禧不得不放棄苦心經營了數十年的根據地——廣西,黯然南渡台灣。

綜觀白崇禧一生,歷經陣戰無數,可謂一員傑出將領。但在實戰指揮上,白崇禧的優勢則更多地表現在參謀業務上。用當年軍中流傳的話來說,白崇禧能入列「民國三大參謀長」而不是“三大指揮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說,「小諸葛」之名名副其實,但「戰神」之譽就姑妄聽之吧。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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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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