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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的執行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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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的執行尺度

2021年01月16日 22:06 最後更新:22:14

國安法,正在香港落地生根——

以施行的速度和力度,以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以實踐的氣勢和態勢,也以塑造的形勢和趨勢。

1月6日,凌晨,香港警方國安處組織千余名警員出擊。不多時,戴耀廷等55人被捕。這些於2020年7月前後非法策劃參與香港立法會“初選”的反對派人物,終於等到了國安處敲門的一刻。

事發“突然”,引全港及國際社會矚目。

人們看到:1.被捕的有“港獨”分子,也有傳統的“民主派”人士;2.被捕的有前立法會議員,也有現任區議會議員;3.被捕的有香港本地政客,也有美籍律師;4.被捕的有“生面孔”,也有已經在囚的黃之鋒。

人們發現:1.這是國安法實施後最大規模的拘捕行動;2.這是香港回歸後對所謂“初選”從未有過的執法動作;3.這是香港反對派行動的又一次全面潰敗。

這一次警方的行動,在預料之內又在意料之外,進一步證實了香港撥亂反正的決心、新的時代的降臨,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和社會秩序在大破大立中開始重建。

國安法利劍出鞘,威力彰顯。反中亂港勢力,在國家展示真正的力量後,或解散,或潰逃,或被清理和整治,亦顯現其虛浮、脆弱甚或不堪一擊的一面。

但對於國安法出台後的法律實踐,香港社會包括內地也存在兩種不同的評價和期待。

一種認為,實踐走得太猛、太快,大範圍搜查、大規模拘捕將制造社會的焦慮、惶恐情緒,催生新的潛在的“逆反心理”,於社會政治基礎的重建不利,且於“一國兩制”事業的觀感不好。

一種認為,實踐走得太慢、太輕柔,駐港國安公署至今沒有行使管轄權,導致如黎智英之流還有保釋的可乘之機,沒有全面呈現這部全國性法律的真正威力,可能會影響香港撥亂反正的速度,給反對派以幻想和繼續興風作浪的空間。

兩種觀點客觀存在,均有其“市場”,相互激蕩與碰撞下,讓香港社會有許多疑問:

1.國安法的執行尺度問題。

2.香港反對派的生存發展問題。

3.香港自由社會的前途命運問題。

無疑,這些問題都是香港的“時代之問”。

這些問題,不釐清不足以理解國安法,不辨明不足以理明政治秩序,不搞清楚不足以理順“一國”與“兩制”的關系。

6日的拘捕行動,將香港反對派頭面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國安法的社會影響徹底釋放。

建制派歡欣鼓舞,反對派哀鳴不已,市民大眾則不少是“心中有數、腳下躑躅”。

代表不同利益,身處不同位置,民情自然是多元的。但由於香港媒體生態仍為反對派所掌控,有主要的輿論導向能力,社會討論的話題和風向就相對一面的呈現出來。

比如:他們說這是在“寒蟬效應”;比如:他們說這是要把“反對派”一網打盡;又比如:他們說國安法無所不及。

從聲援因非法“初選”被拘捕的55人,到讕言可能還會拘捕因參與非法“初選”的所謂60萬投票市民,帶節奏的人刻意在向社會傳達一種“信號”:國安法,尺度可大可小、可松可緊;國安法下,已經人人自危,必然人人自危。

因為法律體系的不同,客觀而言,雖然全國人大在制定國安法時盡量考慮了香港本地的法律語言習慣,但香港社會在理解它時,仍不免有諸多盲區和誤區。

國安法的尺度在哪裡?

說明這一點,其實只有兩個字:依法。並由此,我們完全可以釐清這一問題。

1.導向上,能用則用。

即:國安法不能只有表面的威懾力,還當有實際的執行力,凡是可能觸犯國安法的,都應當用國安法來審視。國安法不能只是像彙豐銀行一樣擺在門口的鐵獅子,它一定不能靜置,一定不能備用,一定是要365天24小時保持警覺和戰鬥狀態的。

據此原則:a,對相關違法行為,保持與國安法的對照;b,對相關違法行為,爭取國安法的積極介入;c,對相關違法行為,主動考量國安法落地的可能。

2.實踐中,應用盡用。

即:國安法應嚴格執行,在可以運用時不能因事而異;應全面執行,在可以運用時不能因人而異;應長期執行,在可以運用時不能因時而異。國安法在適用時不能成為法律懲戒的一種選項。它不能放過任何一個觸犯了它的人,不能輕饒任何一個觸犯了它的人。

據此原則:a,能用國安法判得用國安法判;b,駐港國安公署能介入的就介入;c,不嚴打也不從寬,一切從國安法規範出發。

國安法,唯有確立“能用則用”的導向,才能真正讓香港社會“內化於心”,在香港社會落地生根;唯有確立“應用盡用”的標准,才能真正懲治犯罪者、阻嚇陰謀家。

在香港撥亂反正的關鍵階段,這才是國安法實踐應傳遞給香港社會的信號。

國安法後的“焦慮恐慌情緒”和“寒蟬效應”是有的,但它們只屬於有“心魔”的人,只屬於犯有“原罪”的香港反對派。

國安法後,香港反對派在調整:有主動的,也有被動的;有選擇暫時退下來觀望的,也有想清楚了徹底洗心革面的;有等待蟄伏的,也有不停試探試圖發現“灰色地帶”的。

他們想搞明白,國安法下該怎麼活動才能保持其影響,該走什麼路線才能存續其力量,該以怎樣的對抗才能繼續其一貫的對抗。

而香港社會也想搞明白,國安法下還容許反對派存在嗎?支持反對派的人還能像以往那樣支持嗎?國安法於本地政治的影響會重塑政治格局嗎?

這些,都與反對派的生存發展問題有關。

早在2020年7月份,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就說,“制定香港國安法絕對不是把香港反對派陣營或者泛民主派陣營作為一個‘假想敵’”,但希望他們作出“合理的調整”。

香港反對派生存發展問題的答案就在其中。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

1.在中央看來,香港反對派作為一個陣營,本不應該成為管治的“敵人”,即便這個陣營有很多問題甚至是嚴重的問題,但也沒有從整體上被視為“敵人”。

2.香港反對派是可以存在的,且是可以長期存在的。甚至,為了管治的優化、施政的改善,某種意義上是一定要存在的。

3.香港反對派的存在當是健康有序的,於“一國兩制”有益的,是建立在整頓和自我整頓之後能發揮積極作用的基礎之上的。

4.能回答香港反對派生存發展問題的,就是香港反對派自己。

明白了這些,香港反對派就能重新確立生存的根基,重新確立發展的方向,重新找到作為的空間。

或者可以說,香港反對派需要釐清“反對”二字的真正含義:

一方面:1.此反對,不是反對國家體制;2.此反對,不是反對整個特區政府建制;3.此反對,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另一方面:1.此反對,可以反對特區政府的某項政策;2.此反對,可以反對特區建制裡的某個官員的某種言行;3.此反對,是針對具體事務的反對,是在香港本地社會具體治理層面上的反對。

香港反對派當然可以生存,當然可以發展。這樣的反對派,香港市民當然可以支持,特區政府也當然要給予支持。

只要了解香港的人,就會知道香港社會有多多元,有多自由。國安法施行前,香港社會如此;國安法施行後,香港社會也將如此。

因為一系列的拘捕行動,香港一些人對“香港自由社會的前途命運問題”產生疑惑,這是“三個不理解”所致:

1.不理解中央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誠意,將國家不得不出手的舉措以為“干預”;

2.不理解香港問題已在懸崖之上的嚴重性,將拯救香港的行動以為“破壞”;

3.不理解基本法的權威性和國安法的有限約束,將維護國家安全與個人行使自由、權利對立起來。

對香港自由社會的前途命運的隱憂,皆源於此。

而所以如此,只是因為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的“迷思”和對“自由”的錯判。1.在破壞國家安全上,沒有自由可言;2.顛覆特區政府的行動就是破壞國家安全;3.國安法就是國安法,只是基本法第1條、第12條、第23條的相關內容,香港市民在基本法的其他條款裡,自由、權利已被廣泛、充分保障。

香港市民應該看到,今天的香港,蘋果日報還在正常出版,明報、信報上天天都有反對國安法的言論文章,人們還可以批評、指責特首,新任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一上來就強調保持司法獨立。

近日,靖海侯在香港《大公報》專欄文章中說過這樣幾句話:

香港國安法是一部嚴謹的法律,初心是為了實現香港的歲月靜好,目的是為了夯實香港的發展根基。它要做的是激濁揚清、懲惡揚善,它不會在撥亂反正的同時制造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危機。

國安法的運行,不會脫離“懲治極少數,保護大多數”這一原則。香港施行“一國兩制”,是中央作出的莊嚴承諾。國安法所能改變的,僅是香港的亂局與亂像;所能帶來的,只會是香港的穩定與安定,中央和兩地對“一國兩制”繼續發展下去的信心。

國安法不過就是在維護國家安全這一項上,在香港建構與內地一樣的法律制度。而這一項,從來也不該是香港的特色,從來也不是香港高度自治的範疇。

香港“內地化”,非中央所願;香港不會“內地化”,是歷史走向。

“求大同,存大異”,這是靖海侯多次引用的習近平總書記的一句話。

這是進行“一國兩制”頂層設計的理念,也是“一國兩制”實踐要體現的精神、要具有的內涵。

出台國安法,是“求大同”。香港作為一個特區,已然從憲法層面進而在基本法中決定了其“存大異”的必然性和長期性。

這些根本性的方面,不會改變。

而當下香港進行的撥亂反正,恰恰是為了捍衛這些根本性的方面,為了它的行穩致遠。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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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觀點可能存在的誤讀

2022年03月06日 10:59 最後更新:11:05

香港疫情嚴峻,形勢未明。5日再增3.75萬宗確診病例,防控戰仍處艱難時刻。

這兩日,紫荊雜誌社、新華社先後刊發專訪文章,介紹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國家衛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對香港疫情的看法。

此時,梁萬年給出觀點無疑十分及時且重要。

一方面,中央高度關注,希望全面瞭解香港疫情及防控工作現狀,以便提供全面有效支持;另一方面,香港高度關注,希望真正釐清疫情形勢及防疫工作安排,以便理順機制人心。

對香港社會而言,梁萬年的觀點不僅代表梁萬年自己,代表援港防控專家本身。特區政府及市民均會將其觀點理解為中央的看法,從中找尋努力方向和施策依據,平衡或調整對疫情發展的預期。

專訪文章中,梁萬年談觀察、談認識,有思考、有建議,亦表述謹慎亦信心十足。透過其所給出的一系列觀點,已可初步窺探香港疫情現狀及香港當下防疫工作的走向。

同時,如梁萬年所言,目前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工作尚處調研瞭解情況的第一階段,尚未向特區政府提供系統性的抗疫方略建議。這個時候,香港社會也有誤讀梁萬年觀點的可能。

這些誤讀,或體現在:

1.認為香港防疫抗疫的目標尚未確定;

2.認為香港穩控疫情並沒有「時間表」;

3.認為香港必然拋離內地防疫模式;

4.認為香港現有防疫做法將基本不變。

剖析這些「誤讀」之前,不妨再對梁萬年觀點作簡單梳理。

專訪中,對香港疫情和香港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梁萬年大概有以下認識:

1.當前香港防疫的階段性目標,是減少感染、發病,減少重症、死亡;

2.達成階段性目標,需要把有限資源和精力投放在重點人群、重點區域和重點機構上;

3.老人是重點關注群體,要解決其聚集性感染問題、疫苗接種率不高問題;

4.要強化分診機制,有效甄別病人,及早把有可能成為重症和危重的高危病人篩選出來,提前給予相應的干預和治療;

5.要發揮方艙醫院等社區隔離治療設施作用,防止輕症轉重症;

6.要重視教育市民,通過各種渠道向市民傳遞防控知識技能;

7.要加強特區政府各部門工作協同,對不同系統和部門的疫情信息進行有效聯動整合,做好疫情研判分析;

8.最終的決策靠香港特區政府,特區政府履行抗疫主體責任,全體港人是抗疫主力軍,全社會廣泛動員和參與進來,才能夠取得抗疫的最終勝利。

除了這些分析和初步建議,專訪中,還有兩個方面更讓香港社會關注,乃至因此產生了遐想。

一則,梁萬年在專訪中並未提及「動態清零」、「全民檢測」、「封城」等;

二則,梁萬年在專訪中對香港市民及特區政府都給予充分肯定。

在新華社刊發的文章中,梁萬年的原話是:「雖然新冠疫情現仍處在上升階段,但我們對這種疾病的認識在深化,香港有較好的醫療資源條件,城市治理和管理能力也比較強,尤其是有中央的支持,有特區政府的堅強領導,有社會各界團結一心,這些都是戰勝疫情的有利條件。」

這兩個方面,也正是「誤讀」梁萬年觀點的主要致因。

現就這些「誤讀」之一分析之。

1.香港防疫抗疫目標是否已調整?

香港現在日增確診病例數萬宗,第五波疫情以來累計已達42.7萬宗。香港醫療資源早已透支,已建和在建隔離治療設施(共7萬多床位)即便全部投入使用,也無法滿足所有患者需要。因此,目前香港被感染的絕大多數人只能居家自救自愈,密切接觸者也只能居家觀察。

因此現實情況,很多香港市民認為,香港及中央都不得不放棄「動態清零」的目標,也正是因為調整了目標,所以梁萬年才提出將「四個減少」作為當前防疫的階段性工作重點。

這種判斷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夠準確。

(1)香港已感染人數太多,不能悉數隔離收治是必然的。這裡應有的認識是:一方面,不能全部隔離收治,不代表部分隔離收治失去了意義;另一方面,因為暫時無法做到全部隔離收治,所以必須基於現實調整階段性工作重點,但這並不代表調整了香港防疫抗疫目標。

(2)總書記2月16日的指示很清楚,「盡快穩控疫情作為(香港)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國家領袖在指示中明確了「盡快穩控疫情」這一目標,就意味著這一目標不可能改變,也不容目標下調。

可以說,從著力「四個減少」出發,以「盡快穩控疫情」為要,向實現「動態清零」而去,是香港防疫抗疫工作不變的路線圖,目前香港防疫防疫的戰略目標沒有調整,優化的只是策略方法。香港走向或實質性走上「與病毒共存」的道路,絕非中央所樂見、所容許。

2.穩控香港疫情是否沒有「時間表」?

面對記者相關提問,梁萬年在專訪中並未給出具體的短期目標。因此,很多香港市民認為,中央對盡快穩控香港疫情沒有給出時間表。

於此方面,總書記2月16日的指示已經很清楚,核心關鍵詞就是「盡快」二字。並且,他指出這是「壓倒一切的任務」。

都知道,香港今年要進行特首選舉,7月1日即是香港回歸25週年紀念日。而此前為了香港專心防疫抗疫工作,還推遲了特首選舉安排。

顯而易見的是,「盡快」肯定不是一年兩年,「壓倒一切」也不可能一直持續,導致特首選舉無限期推遲和特區回歸史的重大慶祝活動受阻。特區政府應該了然於胸的是,有個「時間表」已擺在面前,那就是最晚「七一」前實現穩控香港疫情的目標。並且,這「穩控」二字的含義也絕不是群體免疫,就是基本意義上的「動態清零」。

3.香港防疫抗疫是否已完全拋棄「內地模式」?

梁萬年在專訪中,確實沒有提及「全民檢測」及「封城禁足」等做法和概念。據此,香港不少人也因此認為,中央有關方面對香港實行全民檢測不再提建議,且並無建議特區施行封城或局部封城的計劃。

實際情況是:

(1)梁萬年已坦言,目前專家組的工作是調研,還沒有到提出建議的階段;

(2)是否「全民檢測」,亦如其他防疫方略,「最後靠的是特區政府的決策」;

(3)「全民檢測」即便目前在香港已錯過最佳時機,但不代表此前不該進行、此後不能進行。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特區政府在第五波疫情暴發之前即有「全民檢測」的詳細計劃,暴發之後即有「全民檢測」的系統安排,香港疫情不至於到今天難以收拾。

更直白點說,不是「全民檢測」不可行、不管用,而是由於特區政府工作前瞻性不夠、謀劃性不足,對「全民檢測」半信半疑、將信將疑,讓這一強有力的防控手段錯過了最佳時機、失去了最大效能。

梁萬年等中央援港防控專家,基於香港實際,提出的當然是適合香港的內地防疫經驗。香港不存在拋離內地模式、完全另起爐灶的可能。否則,中央派有經驗的專家到香港幹嘛來了呢?!

可以預見的是,內地的成功防疫經驗,將更廣泛地體現並應用於香港防疫工作中。

就最後一個可能的「誤讀」,需要專章說明。

專訪中,梁萬年高度評價香港市民的健康素養水平,對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也給予了肯定。

於此方面:

1.特區政府不能據此認為,中央對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是完全滿意的;

2.香港社會不能據此認為,香港目前的防疫抗疫做法將保持基本不變。

特區政府須認識到,這是梁萬年對特區政府的鼓勵和期望。自己的工作幹得好不好,特區政府自己最清楚。

從大的方面看,第五波疫情失控,正是工作不力所致,這是最大的失敗。如果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內地,特區一眾高官下場將如何,他們心裡應該很清楚。

而從最近三件小事看,更反映特區政府於此方面,還存在諸多嚴重問題。

1.此前為了更全面掌握疫情形勢,特區政府調整了檢測確診程序,容許市民可以用快速檢測結果自行上網登記申報。

可相關調整已逾一周,特區政府早該建立的登記申報系統還未上線。直到今天還在說「暫時未能確實快速測試登記平台的推出日期」。

特區政府口口說自己處於戰時狀態,難道這就是戰時狀態應有的響應和作為?

2.中央全速援建香港方艙醫院,歷時近一周就在青衣建成一座,多少人為此夙夜辛苦、連日不休,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

青衣方艙醫院共3900個床位。而從2月28日建成到現在,只有150人入住。是沒人要住嗎?是沒人符合資格住嗎?

中央提供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應當全速落實。不能相向而行,爭分奪秒,何以盡快穩控疫情?

3.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抗疫,送物資、送人手,抓援建、抓捐獻,甚至為了香港市民吃上新鮮肉,還專門組織了38名內地屠宰人員來港支援。

而內地屠宰人員2日已經到港了,至今仍未開工,原因就是香港食環署工作協調不力。

一方面市民買不到新鮮肉,一方面支援人員開不了工,特區政府又做了什麼呢?

諸事諸般,都反映特區政府在扛起主體責任上,責任壓得還不夠實,動作還不夠快,合力尚未形成。而特區政府如果將梁萬年的肯定,作為自己還幹得不錯的理據,甚至視為可以慣性延續的理由,那就是錯得離譜了。

特區政府相關人員不妨換個角度想想,如果特區各方面工作都做的很好,又何須中央派人支招支持呢?

3月4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七次協調會。

他表示,特區政府的負責官員要勇於擔當、勇挑重擔、發揮好組織領導作用,以投身抗疫的實際行動來踐行就職誓言。

是其是,非其非。特區政府當然已經很努力了,但履職盡責要用實幹實績來檢驗。無疑,梁萬年在為他們加油鼓勁,而他們還需真正證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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