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林彪在讀書筆記中寫道：「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
愚昧荒誕的歷史畫面
50年代末形成的個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瀾，進入狂熱的「新階段」。林彪本人在各種公開場合“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以他特有的尖聲高呼“四個偉大”、“三忠於”、“四無限”、「高舉」、「緊跟」、“照辦”。號召人們“活學活
用”、「走捷徑」、“天天讀”、“背語錄”，用“頂峰論”、“天才論”、“領袖決定一切論”、“精神超過物質論”武裝頭腦，做忠於領袖的“好戰士”。至“文化大革命”中，神州大地被一片濃厚的宗教氣氛所籠罩，到處盛行著“早請示”、“晚彙報”，大會小會敬祝“紅太陽萬壽無疆”，男女齊唱“語錄歌”，老少共扭“忠字舞”。
生動地記錄了這一歷史畫面：
「3月23日7點30分，衛生科全體人員迎著初升的紅太陽，高唱《東方紅》，背《老三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莊嚴宣誓。手術室里，四壁掛起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張□□念著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安詳地躺在病床上。病人呼吸困難，在場首長立即用毛主席的教導：‘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鼓舞大家很快地查明了原因。……是瘤子上的膜，還是腹膜分不清，黨支部書記及時地用毛主席的教導激勵他們：千難萬難，有了毛澤東思想就不難。他們終於認清了這層是腹膜……」
一家報紙的資深編輯，對個人崇拜時期辦報情況做了如下回顧：
「當一版有毛主席的照片時，就必須保證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沒有人把槍口對著毛主席的方向。甚至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樣出現時，一定要透過光線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沒有貶義詞。……後來，只好做一個報紙透視箱：一個玻璃桌子，桌下安幾個電燈。報紙出來後，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頭打開電燈，進行透視，以檢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後，有沒有貶義詞。經過嚴格檢查後，沒有貶義詞才能付印。幾乎，每期報紙都要這樣干，報紙版面透視機，直到前幾年還保存在軍報倉庫里」。
今天的人們看來，這些事情是多麼不可思議和荒誕可笑!然而確確實實是我們這一代人，曾以無可奈何或崇高而嚴肅的心情這樣干過的。讓後來人永遠記住這些愚昧而荒誕的歷史畫面吧，這就是個人崇拜!
林彪所以走紅並非都因騙與受騙
曾幾何時，人們把林彪稱為「政治騙子」，全黨上下討論“如何識別政治騙子”，結果越討論越糊塗。究其原因，蓋因文不對題。30年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可以心平氣和地說：林彪並不全是“演戲”，毛澤東也並不全是“受騙”。
建國以後，50年代毛澤東重視林彪，主要出於對軍隊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考慮。毛澤東歷來重視軍隊，奪取政權年代曾講過「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建立全國政權以後，十分重視軍隊在鞏固政權中的作用，軍隊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十大元帥排名第二的彭德懷，抗美援朝回國以後出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不久，毛澤東對彭的工作感到不滿意，認為“不懂政治挂帥，經驗主義，只習慣老一套”。後來，由於個性不同和某些意見分歧，甚至對彭德懷個人也有所疑慮。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曾說：去年八大二次黨代會上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8年5月召開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十大元帥排名第三的，因養病未擔任具體工作的林彪，增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給他的任務是，好好養病，準備應付第三次世界大戰。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出了問題」，林彪作為“援兵”大力支持毛澤東，狠批彭德懷，慷慨激昂地對彭說：“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我有暮氣，但沒有這個野心。”廬山會議以後，自稱沒有“野心”的林彪取代彭德懷，於1959年9月17日，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並主持軍委工作。
進入60年代，毛澤東以政治挂帥和階級鬥爭推動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的想法，逐漸佔主導地位。面對黨內許多人「跟不上」，領導人之間在若干問題上出現分歧的政治局面，毛澤東沒有反思自己的主張正確與否，而是歸咎於自己的權威被削弱了，認為“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他企圖通過加強個人崇拜的辦法，進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張。而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的一系列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澤東的意圖。
1960年12月，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並以“決議”形式發全軍貫徹。由部隊開始，在全國範圍掀起「活學活用」的熱潮。這一時期，林彪關於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講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頂峰論”(“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捷徑論”(學毛著“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是一本萬利的事情”)，“最高指示論”(“要把毛主席的書當做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學活用」、“天天讀、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為“個人崇拜”大造了輿論，其實用主義、形式主義的惡劣學風，更是禍及全黨全國。
黨內的有識之士，曾對林彪的這一套錯誤做法進行了抵制，甚至是公開的批評。主持全軍政治工作的羅榮桓元帥，在60年代初「活學活用」剛出籠時，就表示不贊成。他說：“所謂帶著問題去學毛主席著作，絕不能只是從書本上找現成的答案。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事物是多樣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給我們寫成萬應藥方。”後來，他又在軍委會議上當著林彪的面提出：“‘帶著問題學’毛選，這句話要考慮，這句話有毛病”，“難道學幾條語錄，就能把部隊建設好?”林彪當面不吭聲，會後卻認為羅榮桓反對“帶著問題學”就是反對毛主席。事情反映到中央，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大家一致贊成羅榮桓的意見。鄧小平1975年9月在農村工作會議上談起這段歷史時說：“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羅榮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學精神實質。當時書記處討論，贊成羅榮桓同志這個意見。”後來又鬧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雖然不認為羅榮桓是“反毛”，但卻支持林彪的主張，批示總政“照林彪同志意見辦理”，並在一次會議上表揚林彪“提出了幾個很好的部隊建設的措施”。
由於「左」的思想作祟，50年代末搞的「大躍進」帶來大損失。為總結經驗教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有七千多人參加，故稱七千人大會。面對許多人對中央工作提出批評，毛澤東雖然也號召發揚民主，“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並作了自我批評，但內心裏並沒解決問題，甚至對批評很反感。這從“文革”初期江青曾講“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可以得到印證。
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摸准毛澤東這一心理，為之大唱讚歌。他面對「大躍進」造成的大損失，輕描淡寫地說：“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收入”，並極力為毛澤東開脫責任，認為發生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後林彪提出一個有很大影響的公式：“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個歷史”。這個公式不僅把黨和革命的一切勝利歸於毛澤東個人，而且把毛澤東在一定歷史時期內代表正確方向，誇大為不再需要實踐檢驗，永遠正確的真理化身。林彪的與眾不同的講話受到毛澤東的賞識，毛澤東懷著難以抑制的喜悅心情對會議參加者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答：我作不出來。在我們黨面臨困難，應該也有可能清醒些的時候，林彪繼續散佈個人崇拜的迷霧，為全黨正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正確總結經驗教訓設置了障礙。
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指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擁護和響應。林彪一貫自我標榜：「我的職業是搞軍事，興趣是搞政治」。他主持軍委工作不久，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個軍隊建設的方向。”“四個第一”的實質，用林彪自己的話說，即“我們要想辦法發揮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質的力量，以至於超過物質的力量”。1964年以後又提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想，就是抓階級鬥爭”，就是“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並表示要“處處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時時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遠突出”。林彪還以「突出政治」為標準，把幹部分為兩大類，“突出政治的”，“就是頭號的大好，不然的話就是頭號的大壞”，表示“誰不突出政治，就罷誰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說來也是巧合，林彪的「突出政治」剛提出，在部隊內部又受到一位姓羅的抵制。不過不是羅榮桓(他已於1963年12月去世)，而是時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的羅瑞卿。羅瑞卿1965年1月9日在軍委辦公會議上表示：“必須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實到軍事訓練和其他各項工作之中”，“如果單純把政治搞好，別的都不好，垮下來，這種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頭政治”。同年11月，林彪給毛澤東寫信，誣告羅瑞卿“反黨”、“反毛主席”、“逼林彪讓賢”。12月2日，毛澤東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有所警惕。”12月8日，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揭發羅瑞卿“篡軍反黨”罪行，會後解除了羅瑞卿的總參謀長職務。
然而圍繞「突出政治」的爭論並未結束，1966年2月，鄧小平在全國工交會議上明確表示：“政治挂帥要落實到生產上”。4月，《人民日報》發表三篇由周恩來審定的關於突出政治的社論，強調“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之中”。這些主張，當即被作為“資產階級觀點”受到批判。林彪授意某報於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連續發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論。其“五論突出政治”集中宣傳了林彪關於個人崇拜的觀點：“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話一定要堅信不疑，堅決照辦。讀毛主席的書，不是一般地讀書。一般地讀書，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指示就必須執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執行。毛主席的書，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照辦就行了”。至此，創造了極為濃厚的個人崇拜氣氛，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輿論準備。
林彪本人在一片個人崇拜氣氛中，也被塗上神聖的光環，成為「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接班人」，並且載入莊嚴的黨章。當時出版的《林副主席語錄》、《林副主席指示》，在“編者的話”中對林彪做了20個“最”的評價：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學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國人民最敬愛的副統帥。林副主席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最高最高，對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緊最緊最緊，對毛主席著作學得最活最活最活，對毛澤東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黨學習、貫徹、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最高典範，永遠是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
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三個口號
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三個口號是「高舉」、「突出」和「緊跟」。這三個口號，畫龍點睛地體現了個人崇拜的“精髓”。林彪垮台以後，僅僅說林彪的「高舉」、「突出」、「緊跟」“是假的”，而不對口號本身進行認真的清理和清算，其影響是難以絕跡的。
關於「高舉」：
林彪上台伊始，即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當做口頭禪。在他的倡導下，報紙天天登“語錄”，文章篇篇引“語錄”，大會小會誦“語錄”，各種文件頂格印“語錄”。後來發展到個別地方買東西、打電話，也要先背一段“語錄”。“文革”中，對立的兩派搞武鬥，更是少不了“打語錄仗”。
對於林彪的這一套「高舉」，雖有狂熱響應者，但不少人有反感，更有少數勇敢的思想先行者當即提出尖銳的批評。如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陸秀蘭，寫文章指出：“把毛主席語錄叫最高指示，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這是把毛主席說成封建皇帝了”。西北工業大學姜明亮等人，1968年4月上書黨中央、毛主席，表示：“馬克思主義認為，凡真理都是相對的，……認為一個人說的話句句是真理，只有在封建社會皇帝被神化後，才出現所謂金口玉言之說”。提意見者雖然慘遭厄運，他們的思想光輝卻永照後人。
每讀這些史料，不能不使人內心受到一次震撼。筆者與許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一樣，直到1971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發生，才進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反思：林彪為什麼能“打著紅旗反紅旗”，並且讓如我這樣的許多人“上當受騙”呢?一個重要教訓是，不管什麼事都不能盲從，都要問問科學不科學，信仰離開科學，就要變為迷信。
關於「突出」：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一篇著名的講話：「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根據這一思想，《人民日報》1967年11月3日，發表《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著名文章。後來，從理論上和歷史上掀起“突出領袖”的狂潮。當時曾出籠過《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鼓吹歷史上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正確，其他領袖不是反面教員，便是正確領導的陪襯，整部黨史就是毛澤東單槍匹馬和其他少數領袖人物的鬥爭歷史。這部《鬥爭史》的虛偽性，人們從近些年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已有所了解，不再贅述。這裏，介紹一下當年由林彪骨幹控制的某重要單位，是怎樣大造輿論，篡改馬克思主義關於領袖的學說，赤裸裸地宣揚“領袖決定一切”的。
該單位於1970年11月3日炮製出一個關於領袖問題的理論性文件，名曰：《永遠忠於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誓死捍衛毛主席最高領袖地位——學習關於領袖、政黨、政權、階級、群眾相互關係學說的體會》，要點如下：
(1)在領袖、政黨、政權、階級、群眾五個關係中，領袖「是群眾的靈魂」，“必須承認無產階級領袖在革命和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決定著無產階級的命運，決定著無產階級政黨的命運，決定著無產階級政權的命運，決定著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命運”。
(2)「黨的領導就是毛主席的領導」，“毛主席決定著我們黨的性質，決定著我們國家性質，決定歷史的發展”，“沒有毛主席，就沒有黨，沒有政權，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一切”。
(3)「永遠忠於毛主席，誓死捍衛毛主席最高領袖地位。這是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需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是把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進行到底的需要」。
在堂堂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此赤裸裸地宣揚「英雄創造歷史」、“領袖決定一切”的唯心主義理論，實屬罕見。然而，如果僅僅把這看成林彪個人的問題，那麼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在林彪垮台五年以後，又掀起過一場“突出華國鋒”的新高潮，其形式、規模、氣氛都讓人感到似曾相識。如×報1976年10月29日文章宣稱：“愛不愛我們的黨，愛不愛我們的國家，愛不愛我們的軍隊，愛不愛我們的人民，集中地表現為愛不愛我們的領袖。”還有許多報刊、雜誌，稱華國鋒是“江山永不變色”的“可靠保證”，“有了領袖華主席，我們的國家大有希望”。要求人們“像熱愛毛主席那樣熱愛華主席”，“無限信賴”、“永遠忠於”華主席。
接二連三的出現「突出領袖個人」的歷史教訓，說明不只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全黨在一個較長時間內，如何科學地認識領袖的作用以及領袖與人民群眾的關係，並未搞清楚。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鄧小平率先提出“領袖是人不是神”，老革命家葉劍英重申列寧的思想：“黨的領袖是一個集體”，“任何時候，都不能誇大個人的作用，不能個人說了算。要看到，像我們這樣一個執政的大黨，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個人，獨斷專行，就一定要犯錯誤，給黨的事業帶來嚴重危害。”胡耀邦在《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講話中，尖銳地指出：“我們不能把個人放在人民群眾之上，不能把個人置於歷史規律之外”。他認為“突出個人”造成的危害是：“第一，根本不可能有黨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導致一言堂、家長制等封建專制主義，並被某些壞人利用搞法西斯主義。”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莊重地發出《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並著手解決高度集中體制的問題。
關於「緊跟」：
本來我們黨並沒有「緊跟」這個提法，1958年個別領導幹部提出，“跟著毛主席走，就不會錯的”，毛澤東當即指出這話不正確。他於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表示：昨天有同志講：“跟著某某人走，就不會錯的”，這個“某某”就是指的我——毛澤東。這話要考慮。我說，又跟又不跟，對的就跟，不對的就不跟，不能胡里糊塗地跟，要獨立思考，什麼都跟就不好。
可惜的是毛澤東這一正確思想，隨著個人崇拜之風盛行，而被拋棄；林彪提倡的「緊跟」口號日益走紅，並且形成一種濃厚的風氣。
「緊跟」口號理論上存在的問題，毛澤東已講得明明白白。這一口號在整個個人崇拜時期所造成的嚴重危害，也早已有目共睹。如：由此形成的不管是非曲直，聞風而動，一哄而起的盲動作風；虛張聲勢，比誰嗓門大、調子高的形式主義作風；看風使舵、投機取巧的虛假作風，等等。
我這裏想進一步講講提倡「緊跟」的林彪，其內心深處是怎麼想的，什麼是「緊跟」?為什麼要「緊跟」?這對我們理解他的「緊跟」口號，頗有啟迪。
「九一三」事件以後曾出過不少“林彪罪行材料”，其中有林彪和葉群的讀書筆記、札記之類的東西。現摘錄幾段，並稍加評析，奇文共賞。
其一，「古策：(1)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頂用；一刻千金——搶時間，早一刻則禮到意到，遲了被動”。林彪把黨的領袖與幹部群眾的關係視為封建社會的君臣關係，領袖的話具有絕對權威，不管對錯，說一不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只許唯命是從。——此為「緊跟」含義之一也。
其二，「黨性，遵命性也」，“民主集中制——服從——紀律”。這裏林彪把黨性——共產黨員為崇高理想而自覺獻身的精神，歪曲為只是對領袖和上級的盲目“遵命”。把民主集中制僅僅歸於服從和紀律，取消了“民主集中制一個重要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即取消了黨的民主精神。——此為「緊跟」含義之二也。
其三，「終生不犯錯誤之法，得個擁護××的稱號，……跟著轉喊」，“勿講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此話赤裸裸的表明林彪以個人得失為中心，投上所好，看風使舵的投機心理。——此為「緊跟」含義之三也。
其四，「堅決的左傾高姿態」，“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意義，不然是書獃子”，“不得已時使用捧上的辦法，然後暴露之，打下之”。這番話暴露了林彪“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兩面派、陰謀家的嘴臉。——此為「緊跟」含義之四也。
林彪的這四種心態：封建主義的君臣心態；反對民主的專制心態；為個人得失不講原則的投機心態；心懷叵測的陰謀家、兩面派心態，充分展示了他所鼓吹的「緊跟」的本質，值得後人深思。
試解林彪之謎
林彪生前乃至死去多年，仍然躲在一團神秘的迷霧之中。他的所作所為，黑白反差之大，令人目瞪口呆，不可思議。在許多人心目中，林彪已經成為「虛偽」、“陰謀”、“兩面派”的化身。其實，林彪並非天生的兩面派，甚至並非專事阿諛逢迎的人。和林彪共事幾十年的聶榮臻元帥，談到建國以前的林彪時說：“我覺得他比較年輕，世故不多”。曾任毛澤東多年衛士長的李銀橋也說：“我在毛澤東身邊的期間，林彪來見毛澤東時，總是正襟危坐，板著面孔，一副公事公辦的態度，敢發表意見，甚至當面否定毛澤東的意見，像這樣毫無拘束，在毛澤東面前敢說敢爭的軍事將領，彭德懷和林彪是比較突出的。”林彪這樣的人為什麼會成為“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兩面派和推動個人崇拜的急先鋒呢?
鄧小平曾講過：「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由於我們國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一個較長時期內，實行的是“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裏”的“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形成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人身依附關係，君臣父子關係，貓鼠關係。在這些地方和單位，根本不談什麼黨內民主，什麼社會主義民主。林彪大搞個人崇拜，正是這種高度集權體制的歷史產物，其實質是對領袖手中具有的無限權力的崇拜。
林彪念念不忘「權」，對「權」的力量與作用，頌揚到頂禮膜拜的程度。他離開政權與權力的歷史內容和社會內容，奢談：“權的佔有是總的佔有，有權就有一切”，“沒有政權，就沒有一切”；“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杆子”。最終，林彪把對權力的崇拜，歸結為對掌握權力的人的崇拜，鼓吹：“領導班子就是政權”，“領袖決定政黨、政權的性質”。我們從權力崇拜角度去看林彪，就不會對他一方面鼓吹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一方面又看出毛澤東存在的某些問題，並在一定條件下妄圖加害毛澤東，當成不可理解的事。他崇拜毛澤東，是崇拜毛澤東手中具有的絕對權力，林彪說：“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也，天也”，他還說：“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這表明，在林彪看來，誰掌握絕對權力，就應該全心全意崇拜誰，這是“大德、大勇、大智”，乃天經地義。當然，這種個人崇拜的核心是“為己”，如葉群所說：“得一人得天下”。林彪妄圖加害毛澤東，還是權力崇拜作祟，如《五七一工程紀要》所說：“B52好景不長”，“領導權落到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於是不顧一切的密謀搶班奪權。我們研究和總結林彪問題的歷史教訓，絕不能僅僅停留在揭露某個人的品質和慾望上，而要對林彪所代表的作為高度集權體制反映的「權力崇拜」思潮，進行認真的批判。
《中國思想政治工作全書》指出：「權力是迫使他人或團體作出某種行為的能力」，國外學者馬克斯・韋伯也指出：“權力是把一個人的意志強加在其他人的行為之上的能力”。這說明權力本身有很強的“支配性”和“不平等性”，再加上權力持有者，會或明或暗地享有許多特殊的利益，以及普通人難以享有的地位、榮譽和精神上的滿足，權力又具有很大的誘惑性和腐蝕性。權力崇拜思潮，正是權力具有的這種誘惑性和腐蝕性的產物。權力崇拜思潮極力鼓吹權力是一種“佔有”，完全不講“權力是一種社會責任”，把掌權者當成社會的主人，而不是“社會的公僕”；它鼓吹權力萬能，有了權力就可以為所欲為，只要牢牢地把住權力，就可以萬壽無疆、永遠健康，而不知權力的基礎在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它鼓吹“官大表准”、“有權就有真理”，提意見者一律視為“反對真理”、大逆不道，殊不知“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批判林彪鼓吹的「權力崇拜」思潮，是進一步改革領導體制、根絕個人崇拜不可缺少的一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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