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昨天(2月25日)在《南華早報》中國年會•東南亞虛擬會議上的發言，不止介紹了大灣區多種創新發展，他提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到的「愛國者治港」問題。
徐澤提示香港，如果香港還像過去那樣在泛政治化的道路上愈走愈遠，法治社會受到嚴重衝擊，經濟社會無法正常運行，又如何能夠保持其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的地位？香港能有光明的前景嗎？
徐澤。資料圖片
徐澤發言全文如下:
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來自東南亞和香港的朋友們：
2021年是中國和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雙方友好合作已步入“而立之年”，各自發展也處於承前啟後的關鍵時期。同時，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尚未散去，世界經濟復蘇仍不穩定。在這樣的背景下，《南華早報》召開中國年會，圍繞中國“十四五”規劃與中國/東盟關係發展，共同探討“疫後如何轉危為機”，很有意義。
30年來，中國和東盟的關係走過了極不平凡的歷程，取得令世人矚目的進展。尤其是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同東盟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攜手共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以來，雙方不斷提升戰略互信，加強經貿合作，推動人文交流，各領域合作關係得到全面深化。在政治上，雙方高層交往密切，各層次對話與磋商富有成效。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檔的簽署、《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2030年願景》的發佈，推動雙方戰略互信達到新的高度。在經貿合作上，雙方攜手共進，雙邊貿易額由2013年的4436億美元增長到2020年的6846億美元。中國已經連續十二年成為東盟的最大交易夥伴。尤其是在2020年，東盟歷史性成為中國的第一大交易夥伴，其意義更為深遠。在人員交流方面，疫情暴發前，雙方每週往來航班已達到近4500架次，而在抗擊疫情期間，雙方更是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率先推動復工複產合作，共同維護地區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共同維護和促進多邊合作及自由貿易，旗幟鮮明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帶動整個地區成為全球抗疫的示範區、經濟復蘇的領頭羊。這尤其對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具有啟示性，值得我們倍加珍惜和發揚光大。
眾所周知，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民族經濟，致力於與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是中國黨和政府的一貫主張和積極行動。習近平主席指出，“廣大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加快發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應該抱團取暖、扶攜前行，積極開展各領域合作，實現我們各自的發展藍圖”。他還說，“伴隨著發展中國家整體力量提升，南南合作必將在推動發展中國家崛起和促進世界經濟強勁、持久、平衡、包容增長中發揮更大作用”。如今中國－東盟關係已成為亞太區域合作中最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範，也成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例證。隨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落地實施，中國－東盟關係必將對南南合作進一步起到示範作用，帶動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合作發展中來。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全球治理體系和多邊機制遭受衝擊，國際及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關於制定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中國將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品質發展，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依託我國大市場優勢，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要“建設更高水準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準，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進貿易創新發展，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十四五”規劃建議的提出，再次宣示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原則和新發展理念，全方位展示了中國未來改革開放以及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發展的政策取向，為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了實現路徑，同時也向世界宣告了中國將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和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決心。這對包括東盟在內的各國來說，無疑是重大利好。李克強總理2020年11月在第23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提出，“中國在擴大內需的同時，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這將有利於中國和東盟兩大市場更好對接，激發更多內生動力。東盟作為中國的緊密經貿合作夥伴，將首先受益。”
我在這裡著重講一下“十四五規劃”提到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按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要求，粵港澳大灣區要建成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以及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成為高品質發展的典範。作這樣的定位是因為大灣區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自《規劃綱要》頒佈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將港澳的國際化、市場化、專業化優勢，與廣東珠三角九市產業完備等優勢和內地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結合起來，推動規則銜接、制度對接，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等資源要素的便捷流動，加快形成一體化市場，並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國際經濟合作，共同拓展國際發展空間，有效促進中國經濟內外雙迴圈良性互動。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在醫療、教育和創新科技領域都出現了較為成功的範例。例如，2014年，香港中文大學和深圳大學合作設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創新了“一國兩制”下中外合作辦學的管理模式和人才培養的新模式，經過6年的發展，這所大學已成為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融合發展的合作典範。2018年大學培養的首屆本科畢業生就業率達到了98.5%，在國內知名高校中位於前列。還有，大灣區在推進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方面也取得突破性進展。例如，在推進內地醫院評審標準國際化方面，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中明確提出的，探索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醫學人才培養、醫院評審認證標準體系的要求，目前，大灣區已經成立“深圳市衛健醫院評審評價研究中心”，致力於制定與國際接軌的醫院評審評價標準，實施與國際接軌的醫院評審評價方法，推動醫院評審評價體系國際化。該中心已對接受國際醫療品質協會（ISQUA）評審，列出初步時間表。
再比如，香港的註冊藥品在內地使用的問題。2020年11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佈《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創新發展工作方案》，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試點醫院，在取得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後逐步擴展至其他符合要求的指定醫療機構。目前，港大深圳醫院已成立了跨境藥品器械負責小組，開展了對54種藥品的篩查工作。至於通過粵港澳合作，已經取得和很快將會見到的創新成果還有很多，我在這裡就不多介紹了。
概括地說，大灣區建設呈現這樣一些特點，一是以創新促發展，包括科技、規則等等的創新；二是以開放促改革，努力破除體制機制性障礙，增強發展的動力和活力；三是以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為追求，這是我國國家發展戰略的終極目標所決定的。我相信，即將出臺的“十四五規劃”必將給大灣區建設以新的引領和助力，大灣區在我國形成雙迴圈發展新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必將更加彰顯，也必將成為中國與東盟關係發展的重要合作平臺。希望東南亞的朋友們多來大灣區看看。我相信你們一定會為一個發展潛力無限、想像空間巨大的世界級活力灣區所鼓舞。同時也希望大家更加關注大灣區，支援大灣區，分享參與大灣區建設的紅利。全國港澳研究會一直跟進研究大灣區建設與發展，非常樂意為大家提供諮詢和幫助。
最後我還想講一下或許是大家都在關注的問題。日前，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辦了“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闡述了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必要性緊迫性。夏副主席的論述歸納起來是四個方面：一是“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的初心和應有之義。二是香港選舉制度必須按照“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加以完善。三是確保香港特區的管治團隊由真正的愛國者組成。四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尊重中央的主導權。他強調，這些都是老調重彈，只是把老調彈得更響亮些。也就是正本清源。我長期從事港澳工作，對此深表贊同。
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就明確指出，回歸後治理香港的人必須是愛國者，並對“愛國者”設定了標準和界線。他的這一思想完整地體現在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中，所以說這是“一國兩制”的初心，是確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根本原則。香港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2019年“修例風波”中參與“港獨”、黑暴活動的，竟有為數不少通過選舉進入特區治理架構的人，這說明選舉制度在落實“一國兩制”原則上還有需要完善之處。夏副主席還指出，按照我國憲法規定的單一制國家體制，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創設權及在特別行政區實行制度的決定權在中央，選舉制度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完善選舉制度必須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我相信大家對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
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這兩個地方自回歸祖國之日起就註定的歷史大勢。只有真正落實“愛國者治港”，從制度上解決什麼樣的人進入治港的行列，才能為香港的長治久安提供切實的制度保障。試想如果香港還像過去那樣在泛政治化的道路上愈走愈遠，法治社會受到嚴重衝擊，經濟社會無法正常運行，又如何能夠保持其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的地位？香港能有光明的前景嗎？我知道，東盟與香港經貿人文往來密切，在中國和東盟關係的發展中，香港已經發揮，也應該繼續發揮獨特而顯著的優勢。進一步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就是為了使“一國兩制”行得更遠，走得更穩，就是為了讓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保持長期穩定繁榮，更好地發揮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此我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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