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大選的落幕，美國總統拜登代表建制派重新執政，眾議院剛通過1.9萬億美元的刺激方案。用拜登的話講：越來越大的，可能一輪又一輪的，更大規模的印鈔將會驅動的經濟刺激。
近日，天風證券特邀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教授劉煜輝分析全球宏觀局勢和市場趨勢，作出了上述判斷。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教授劉煜輝。
「目前比較特殊，特殊在哪個地方？是中央的定位——百年未有的變局。大的變化是什麼呢？就是美國的財政赤字貨幣化，變成一個不爭的事實。」
「隨著美國的大選的落幕，拜登代表建制派重新執政，用拜登的話講：越來越大的，可能一輪又一輪的，更大規模的印鈔將會驅動的經濟刺激。」
「比特幣更是離譜，直接對標黃金。比特幣從2萬現在最高的時候到了5.7萬，按這個趨勢來講，雖然最近肯定是有波動，按這個趨勢來講，未來出現10萬的價格可能也不奇怪。」
「事實上，我們的決策從去年7月份開始，就在做對衝工作的準備。去年7月份以後，我們整個宏觀政策的靶向非常明確指向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包括房地產也好，包括互聯網、互聯網金融的資本的擴張也好，所以說金融週期，事實上在去年的下半年，頂部已經逐步地顯現。」
「很多股票在最近非理性情緒的分化推動下出現了很多非理性的殺跌，但也提供了一個很好佈局的窗口。」
「中國在今年的年終偏後一點的時期，我們一定能夠取得這一場反通貨膨脹的決定性的勝利。」
「今年上半年可能提供了一個很好佈局的時間窗口，到年終，隨著預期的切換，反通貨膨脹逐漸開始顯現成果，市場開始給予足夠的信任的時候，對於科技成長這一類的賽道是很好的一個投資窗口。」
劉煜輝認為，我們一開年過完年之後的三個股市交易日，陸續看到了久違的大波動，確實釋放了有點突如其來，波源的話都離不開宏觀方面。
目前比較特殊，特殊在哪個地方？是中央的定位——百年未有的變局。
過去傳統的、經典的基於全球化的離岸美元的信用流——支撐整個全球經濟增長的過去半個世紀，確實經過這次興旺疫情的衝擊之後，出現了顛覆性的大的變化。大的變化是什麼呢？就是美國的財政赤字貨幣化，變成一個不爭的事實。
劉煜輝話，我經常講新冠的疫情的衝擊，對美國來講也不完全是輸家，至少通過衝擊，從事後的結果看，毫無政治摩擦地推出了在過去只在教科書上、在理論中間探討的所謂的現代貨幣理論——財政赤字貨幣化，變成一個巨大的而且執行效率很果決的一個政治操作，從根本上顛覆了過去全球化體系下面的美元供給機制所形成的離岸美元信用流。
疫情衝擊之後，美國去年的m2的增長是大概3.7萬億，其中3.2萬億提供給美聯儲，美聯儲的表從19年的低位大概3.8萬億，疫情的衝擊迅速提高到7萬億之上。
劉煜輝的結論是：隨著美國大選的落幕，拜登代表建制派重新執政，用拜登的話講：越來越大的，可能一輪又一輪的，更大規模的印鈔將會驅動的經濟刺激。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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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