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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黃埔軍校:想跑而沒有跑成的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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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黃埔軍校:想跑而沒有跑成的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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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黃埔軍校:想跑而沒有跑成的逃兵

2021年03月03日 17:37 最後更新:11:11

1925年冬,喧囂的廣州城粵華路楊家祠中共廣東區委機關外來了一位瘦削的青年。他風塵僕僕,滿面倦容,背著一個藍花布包袱,操著滿口濃重的湖北鄉音。這位青年在門外躊躇了一陣,隨後跨門進來,在會客單上填下一行文字:「林彪,十八歲,湖北黃岡人。求見惲代英、肖楚女先生。」

門衛認真地盤問了青年一番,才指點他往裏走。

林彪千里孤行,隻身一人來到廣州,按照堂兄的吩咐,來找林育南、林育英的好友惲代英、肖楚女。在他們的幫助下,林彪順利地考入了黃埔軍校第四期,編入步科第二團第三連學習。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坐落在廣州黃埔島上,它是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合作創辦的軍事政治學校。軍校為國共兩黨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他們當中的絕大部分人日後成了統率千軍萬馬的將領。他們高唱著“以血灑花,以校為家,卧薪嘗膽,努力建設中華”的校歌入校,懷著“同學同道,樂遵教導,始終生死,毋忘今日本校”的信念離校。然而,殘酷的現實,變幻的政治風雲把他們分成了兩個敵對的陣營,相互展開了綿延22年的生死搏鬥。這是黃埔軍校的不幸。

林彪入校受訓時,黃埔軍校已經畢業了三期學員。到林彪所在的第四期時,軍校的經濟條件雖然有所緩解,但還是捉襟見肘,十分緊張。學員按步兵、馬兵、炮兵、工兵、輜重、政治各科分編成隊,散駐在蝴蝶崗等地。整個軍校,除一間俱樂部是青磚瓦房外,教堂、宿舍、伙房、廁所都是草房。軍校學員每人發兩套軍裝、兩件襯衣、兩雙布襪、三雙草鞋和一條武裝帶。學員以集體生活為主,每星期放假一天,可以自由活動或請假外出。黃埔軍校參照日本士官學校教學內容,講授《戰術學》、《兵器學》、《築城學》、《地形學》、《軍制學》、《交通學》和《實地測圖》等課程,此外還進行單兵動作、連排營行軍、平戰中的聯絡等訓練。葉劍英是當時黃埔軍校最有聲望的戰術教官。

林彪經過了從私塾到高中的系統學習,文化基礎較好,人又聰明,因此,他的各科成績在考評時均為「優良」,而且由於他肯動腦筋研究戰術問題,深受一些軍事教官的青睞,同學們不無妒嫉地稱他為“軍校之鷹”。這隻“軍校之鷹”不畏繁重的課堂課程,就怕野營拉練和早典。因為林彪耐力很小,體質虛弱,適應不了大運動量、長距離的訓練。

按照軍校的慣例,每天雄雞鳴白時,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全校各科各連的學生,都要圍繞黃埔島公路列隊跑步。繞島一周,大約有十五公里的路程。一天,素以嚴厲著稱的鄧演達教育長到校視察,全校學員早典跑得又快又齊。突然,步科三連的方陣中有一個學員「撲通」一下倒在了地上,整齊的隊形被打亂了。鄧演達疾步攙起這名撲倒在地的學員,大聲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怎麼啦?”

這名學員滿臉羞色,難過地說:「報告教育長,我叫林彪,剛才吃不消了。」

「停止跑步!便步走!」鄧演達告訴值星官:“跑步要兼顧學員體力,逐漸增加路程,不可硬來。體弱多病者應視情況分別對待。”

黃埔軍校的早跑,既是一種紀律的約束,又是鍛煉身體的好方法。日積月累,持之以恆,林彪也逐漸適應了這種馬拉松式的早跑,體質漸漸增強。到後來,身體雖然仍舊那樣瘦削,但已經煉成了一副經得起摸爬滾打的筋骨。

黃埔軍校是國共兩黨爭奪革命領導權異常尖銳激烈的場所。校長蔣介石一手策劃「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後,第四期學員的學習環境,表面上看來是處於左、右派鬥爭的低潮狀態,實際上不過是大雷雨前的暫時沉寂而已。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調任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長後,惲代英和肖楚女便成為軍校政治講壇上的「日月雙璧」。

惲代英、肖楚女二人是著名的共產黨人。對於他倆的演說,當時在黃埔軍校工作的茅盾(沈雁冰)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可謂一語見的:

肖楚女為湖北人,與惲代英同鄉。二人皆健筆,又同為天才的雄辯家,平居宴談,都富於幽默味。然楚女縱談沉酣時,每目嗔而臉歪,口沫四濺,激昂凄厲,懾震四座,代英則始終神色不變,慢條斯理,保持其一貫的冷靜而詼諧的作風。

二人之文,風格亦不同。代英綿密而楚女豪放,代英於庄諧雜作中見其煽動力,楚女則剽悍勁拔,氣勢奪人。其於演講亦然。楚女之演講,有如進軍鼓角,代英則有時嘲諷,有時詼諧,有時莊嚴,歷二三小時,講者滔滔無止境,聽者孜孜無倦容。然雅俗共賞,刺激力強,則又為二人共同擅長。

在惲代英、肖楚女的團結和吸引下,軍校中大批有才華的進步青年成長起來。但令人失望的是,在「日月雙璧」光環籠罩下的林彪,在政治上並無出色表現,有負堂兄林育南的希望和惲、肖二人的培養。

對林彪在黃埔軍校的評價,歷來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聶榮臻元帥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秘書,作為見證人和知情人,他於1984年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認識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時期的黃埔軍校。他當時是第四期學生,學習上比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躍。

而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卻在他的著作《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這樣寫道:林在著名的廣州黃埔軍校受訓期間,也曾是蔣介石和後來成為蘇聯元帥的勃留赫爾(加倫將軍)的寵兒。

應該說,索爾茲伯里的論定是有些失之偏頗。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材料證明林彪與蔣介石、勃留赫爾在黃埔軍校時期有何種聯繫。

1926年秋,北伐軍出師獲捷,北定武漢三鎮,東逼蘇杭寧滬,聲威大震,如日中天,但前線此時也急需補充大批中下級軍官。在此形勢下,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畢業了。

1926年10月4日,畢業典禮在廣州郊區瘦狗嶺沙河廣場舉行,前來觀禮的賓客不下萬人。林彪在學員方隊中列隊經過檢閱台,高聲朗誦四期學員誓詞:

不愛錢,不偷生。統一意志,親愛精誠。遵守遺囑,立定腳跟。為主義奮鬥,為主義而犧牲。

繼承先烈生命,發揚黃埔精神。以達國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

謹誓。

武漢在廣州革命政府遷來後,即成為大革命的中心。1926年12月林彪來到武漢,由中共武漢軍委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第三連任見習排長。

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就是在北伐戰爭中血戰汀泗橋、賀勝橋,攻克武昌城的「鐵軍」——葉挺獨立團。1927年初,葉挺獨立團升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二十五師。

這年農曆臘月二十八,林彪向連長請假回家探親,獲得批准後,匆匆跨上戰馬,一路風塵地返回暌違已久的林家大。

林彪回家,令林明卿喜出望外,他決心乘此機會,幫助兒子把婚事辦了。

林彪的婚事一直是林明卿的心病。小時候,林彪患黃癬,頭髮少,斑跡多,農村稱癩痢頭。林母陳氏擔心兒子長大後娶不到媳婦,於是按照當時的風俗,在離林家大不遠的古墳咀抱養了一個比林彪小三歲的小女孩做媳婦養。這個女孩進了林家,三天兩頭患病,成天咳嗽、流鼻涕、頭疼腦熱。林明卿很不滿意,說:「育蓉本來身體就弱,再找一個歪歪倒,兩個病秧子湊在一起怎麼過?」他把這個小女孩退了回去,在林彪七歲那年,作主與世交汪友成的女兒汪靜宜定下娃娃親。林彪年紀小,不懂事,開始還覺得好玩,後來漸漸長大,對目不識丁的小腳“未婚妻”很不滿意。他在共進中學追求陸若冰失敗後,更是發誓:三十歲以前,決不談婚論娶。

林彪對包辦婚姻的抵制,得到了林育南的支持。他說:「育蓉,婚姻要心與心的結合、愛與愛的交流才有意義,你將來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訓,免得婚後痛苦不堪。」林育南也是父母包辦的婚姻,夫人汪秀芝人很賢惠,但沒有文化,只能做他生活上的幫手,沒法心靈相通,成為事業上的知己。

林明卿在全家吃過團年飯後,迫不及待地對兒子說:「育蓉,過一年大一歲,轉眼你也二十歲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里和你般長般大的同伴個個都已娶妻生子。我合計,趁著年關,把你和汪家姑娘的婚事辦了,圓個房。你娘專門請回龍鎮的劉半仙算過了,門當戶對,八字不克,是一門好親事。」

林彪自小敬畏父親,又猝不及防,吶吶地囁嚅了半天。大家也沒聽懂,都注視著他。他橫下心來,大膽地冒了一句:「我想把這門親事退了。」

「混賬東西,你說什麼?」林明卿怒不可遏,喝斥道:“說出嘴的話,潑出去的水,怎麼能收回來呢?這樣做,怎麼對得起你汪世伯?”

「我與汪家姑娘都沒見過幾次面,根本不了解,怎麼結婚?再說,現在正是亂世,男兒志在四方,我不願過早成親,讓妻室捆住手腳。我當兵打仗,提著腦袋東征西討,萬一有個什麼不測,豈不是耽誤人家的青春!」林彪舉出了許多理由,企圖說服父親。

知子莫若母。陳氏知道兒子的心思,溫語規勸道:「汪家姑娘除了不識字,人品、模樣、家境都不差。好物難全,紅羅尺短,到哪裏去找十全十美的人呢?你就將就些,把婚事辦了。」

林明卿、陳氏和長兄林慶佛好話說盡,林彪就是不鬆口。見兒子這般執拗,辜負了自己的一片好心,陳氏忍不住老淚縱橫。林彪是個孝子,見母親如此傷心,自己也不好受,便退了一步,答應再考慮考慮。

好容易挨到大年初三,林彪逃難似的匆匆辭別父母,返回部隊。

陳氏心裏清楚,林彪這般行色匆忙,其實是逃婚。她指望父母的規勸、汪家姑娘的痴心會感動兒子,使他回心轉意。誰知不久,林彪越過父母,直接給汪靜宜寫了一封信,提出廢除婚約。林彪在信中寫道:

值此國家破裂之時,戰事正殷,前途難卜。彪自投身革命,獻身共產主義,義無反顧。國民黨發動政變,共產黨被抓被殺,武漢國民政府已決定第二次北伐。彪決心從軍征戰,難免有個三長兩短,豈不誤汝青春?此為退婚因由。乞諒。

林彪以為此信一去,婚事可了,萬事大吉。不料汪靜宜是個烈性女子,說:「我與育蓉的親事,回龍鎮哪個不知,誰個不曉?他不能僅憑一紙書信,就將兩家的婚約撕毀。」

汪靜宜苦心守候,終身不嫁,與患侏儒症的妹妹相依為命。她盼望林彪回家,如同泥牛入海,杳無音訊。汪靜宜這一盼就是二十三年。50年代初,林彪從東北打到武漢,就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時,他的一位嬸娘去武漢見林彪,告訴他:「育蓉,汪家的姑娘還在等你呀!」林彪一怔,說:“我這麼多年未回去了,她不應等嘛。”這時,林彪已與葉群結婚,並生有一雙兒女。汪靜宜聽聞林彪娶妻生子的消息後,柔腸寸斷,心如刀絞。在巨大的失望、難言的屈怨和紛紛的議論面前,這位敦厚的鄉姑沒有上門哭鬧,只是和淚囁泣,自嘆命苦。倒是林明卿良心不安,多次對林彪說:“王寶釵苦守寒窯十八載,而汪家的靜宜卻等了你二十三年,這是多不容易。現在你不能娶她,但你不能不管他。她一個弱女子,在農村生活很艱難,你是不是把她接出來,安排點事情。”林彪一想也是,便與葉群商量。葉群心胸狹窄,既不敢忤逆公公的意旨又擔心丈夫舊情復熾,左右為難。後來,她心生一計,派人來接汪靜宜,說是安排她到林家當保姆,給葉群帶孩子。汪靜宜對來人說:“儘管我與葉群雖然地位懸殊,但人格都是平等的。告訴育蓉,我凍死迎風站,餓死不彎腰,不需要他的憐憫!”就這樣,她單身一人,孤苦無助地過了一生,1963年因病去世,終年五十六歲。

對於這位善良而苦難的女性,她的侄兒和鄉鄰有許多回憶。

汪培天,是汪靜宜三哥的兒子,在談到姑姑生前的情況時說:「林彪未娶我的姑姑,給我姑姑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她是一個正常、又很不錯的女人,卻不能像其他的女人一樣出嫁成家,而且還經常聽別人的冷言冷語。寂寞、孤獨伴隨她的一生。對於她與林彪的婚約,因我是晚輩,她從未向我談過。但有一次,我聽她與村裡一位嬸娘談到1927年林彪到我家的情況時,曾說:‘我要是不與育蓉訂婚就好了。我是小姐身子丫環命,不怪任何人。’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她對林彪未娶她還是很有意見的。」

殷樹芳,回龍鎮農機廠退休工人。他追憶道:「就我們老百姓的眼光看,汪靜宜除沒文化外,是各方面都不錯的好女人。她在香爐山住了幾十年,個個喜歡她,對她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60年代初,我曾當面對她說:‘你的年齡已不小了,林副主席也早已成親,你還把個人大事拖著幹什麼呢?看合適的人,你還是應找一個。’她聽後,搖搖頭說:‘以前,我和父親都天真地認為育蓉會有回心轉意的那一天,總在等他。那曉得他一去不復返,並在外面結了婚。我年輕時未找人,現在五十多歲了,還找人做么事。一個人過一生算了。’她說話時,聲音低沉,情緒低落,我聽了也很不好受。」

解放前,林家出過一本家譜。家譜上記載林彪有三任妻子,第一任是汪靜宜,第二任是張梅,第三任是葉群。在汪靜宜名字下特地註明「聘」,意思是未婚妻。從這本家譜可以看出,儘管汪靜宜沒有與林彪正式拜過天地,但林家大和林氏家族都把她列為林家的人。

當然,這是後話。

林彪不願意耽誤汪家姑娘的青春年華而要求退婚,然而退婚卻在事實上造成了汪靜宜空幃寂寞、孤獨一生的悲劇。林彪沒有料到,汪靜宜也沒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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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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