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 年輕人@你
2021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經歷了不尋常的2020年，今年兩會將給年輕人帶來什麼？將釋放哪些新的政策紅利？做好新業態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改善大城市裏年輕奮鬥者的租房品質，為育齡青年提供完善支持與關懷，進一步消除就業歧視，為鄉村教育提供政策支撐……你關心的事情，兩會都會為你關心；說出你的兩會期許，兩會始終認真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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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更多代表委員關注鄉村孩子怎樣完成作業
前溪
作為曾有多年鄉鎮學校任教經驗的教師，我注意到，最近有關作業的話題很熱。教育部在近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提出，強化學生作業管理，不得要求家長檢查、批改作業。各地也先後出台文件，規範「批改作業那些事兒」。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緊盯誰來批改作業的問題，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在即將召開的今年全國兩會上，我希望有更多代表和委員關注鄉村孩子怎樣完成作業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說，如何設計和管理學生作業，正是鄉村教育問題的折射。
不得不說，當下學生的作業量挺多的，即便鄉鎮學校也是如此。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學生做作業做到晚上10點、11點不是個別現象。拿筆者的孩子來說，在縣城中學讀初二，學習成績居班級前列，也經常做到晚上11點。一般情況下，任課老師佈置的作業除了與教材配套的作業本，還會有另外2套練習冊，多到自己都改不過來，只能讓家長代勞。
絕大多數家長都重視孩子完成作業的情況，但鄉村家長對批改作業往往束手無策。有的家長學歷低，有的家庭是「隔代教育」，根本無能力代勞。可是，家長與教師對作業量的認識幾乎是一致的，他們覺得作業做得越多，學習成績就越好。甚至有家長以作業量多少來衡量教師是否盡責，如果作業量少了，家長就會擔心。因此，教師和家長都要對作業數量形成科學認識，明白學生成績與作業量並不成正比。
教育部要求提高作業設計質量，確保作業難度水平符合實際。這需要學校教務處去落實、檢查，而且所費的時間很多，鄉村學校的師資力量很難辦到。我想，不妨以縣為單位，通過優質學校和薄弱學校結對，實現作業資源共享，以「共同體」的方式提高作業設計質量。作業設計質量提高了，總量自然能夠減少，教師才能全批全改。
作業是對考試的演練。考試多出怪題、偏題，勢必造成作業也跟著走。如果考試難題不降低，仍然要出奧數題之類的難題，家長和學生又如何不加碼？
作業還與校外培訓機構有關。現在鄉鎮的校外培訓機構同樣為數不少，不客氣地說，在我們這裏最賺錢的就是校外培訓機構了。一些家長經濟條件不好，也要將孩子送進校外培訓機構，因為別家的孩子送了，你不送怎麼行？如果不送，孩子也會產生心理負擔，覺得自己是「另類」。校外培訓機構佈置的多是“加深”的題目，這也是增加作業負擔的負面因素，這就要求加強對校外培訓機構的監管。
提高鄉村教育質量是全體家長的心聲，也是任何有理想、有情懷的教師的使命擔當。但是，提高教育質量的方法並不是通過多佈置作業實現的，學生完成的作業不是越多越好。首先，要嚴格執行教育部的規定，不讓要求在層層傳達後削弱；其次，要細化操作規範，注意教育資源的平衡；再次要有問責制，哪個校長不努力提高作業設計質量，縱容教師讓家長批改作業，就換掉，換掉幾個立馬就會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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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時，別問我有無男朋友
小魚仔
轉眼到了3月，我也迎來畢業季。去年秋招開始時，我猶豫再三，儘管就業壓力比較大，本科生就業優勢不是特別突出，我還是選擇先就業，到社會上闖蕩幾年。
秋招期間，大致就是關注本校就業中心發佈的招聘信息，還有參加外校舉辦的招聘宣講會。找工作就像「過關打怪」，會遭遇各種意想不到的“攔路虎”，有些則令人備感無助和沮喪。
平常學院群里或就業中心的公眾號上，會發一些就業信息。雖然有的職位我並沒有考慮，但點進去，看到不少崗位都是「某某機關(企業)，現招錄某某崗位，需要法學專業若干人，限男性，有符合條件的學生，聯繫報名」。這讓我很疑惑，專業能力的高低，和性別有絕對關係嗎？還是這些崗位都對性別有特殊需求？
面試互聯網企業時，我也隱約感受到性別歧視。在一次機會寶貴的面試中，一切都進行得比較順利，雖然薪資待遇比預想低了點，但我想著自己的專業不太對口，職場都得重新學起，慢慢來吧，這都不是事。然而HR卻問我有無男朋友，這讓我覺著有點侵犯個人私隱。
記得當時遇到同校同專業的男同學，我們倆前後腳參加面試。當他面試結束後，我打趣地問他，HR有沒有問你有無女朋友這類的問題，他搖頭說沒有。我本來想，這或許只是HR無心的一問，但聯想到現實中有公司因為女員工結婚生育的成本，而不願意招聘女性，我就有些懷疑，自己是不是遭遇了性別歧視。關鍵，和那位男生聊天間隙，我們還談到了月薪。神奇的是，我們報了一樣的期望月薪，但HR告訴他的，卻比我的要多出300元。
我暗暗嘆氣，一樣的部門，同樣的HR面試，而且專業、經歷相仿，還都是應屆生，為何我的工資就比那個男同學低呢？這是遭遇同工不同酬了嗎？之後，我甚至懷疑是不是自己能力太差。遇到這樣的事情，即便去問HR ，會不會只得到一句，綜合能力存在差異，所以兩個人工資不同的答覆呢？
新年過後，當我瀏覽各地省考公告時發現，很多崗位的招聘要求寫著幾個字：限男性。比如一個崗位要本科應屆生，專業限法學，總共招聘6人，其中3個人要求限男性報考，另外3個人則性別不限。我一直在想，這樣的限制，會不會導致同一職位，女性報考者之間的競爭壓力變大？想起來之前一個考公前輩的話，女生要努力把筆試成績往高了考，因為報考該崗位的女生太多，競爭會非常激烈。
經過秋招和實習，我意識到校園外的世界，並不如想像中那樣簡單和完美。對我個人來說，在求職擇業時，首先要學會承認自己的缺點、不足，這樣在遭遇客觀困難時，才不會自怨自艾。同時，遭遇不公平的對待，也讓我思考，消除就業性別歧視任重道遠，尤其那些隱性的歧視，可能發生在無聲無形中。對待性別歧視現象，求職者有必要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
最近，根據教育部發佈的關於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除軍事、國防和公共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專業)外，高校不得規定男女生錄取比例。只有年輕人在選擇專業和求職擇業時，不再遭受性別歧視，他們才能真正按照個人的興趣愛好，來選擇適合自己的專業，走出校園時，方能以個人的能力水平，公平地參與社會競爭。消除性別歧視，離不開社會就業環境的改善，人社局、工會、婦聯等有關部門要依據相關法律，對存在性別歧視的企業，進行有力的打擊，堅決糾正企業歧視行為，提高用人單位的違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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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城市的漂泊者 不再為租房發愁
李少波
對於在大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很多人而言，租房居住是短期內的普遍選擇。然而，近兩年一些長租公寓的暴雷事件，讓公眾見識了住房租賃市場的混亂現狀，也讓不少租客，尤其是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輕人心存焦慮。我對全國兩會期許之一，就是希望這些租房亂象可以得到解決，讓我和很多有類似困擾的年輕人不再焦慮。
首先，我期待租房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能得到解決。如今，大部分租房信息掌握在房產中介手中，房主和租客之間很少形成對接，導致租客對房產中介的依賴程度較高。於是，有些中介平台就會任意抬升房租價格，以賺取更多中間差價。很多租客對房租市場了解較少，很容易租下房租過高的住房，致使生活成本增加。
因此，我期待國家能發佈更多政策與法規，規範租房市場行為，完善租房監管制度，確保租房市場信息的相對透明，以降低租客的風險和成本。
再者，我期待租房市場中一些房產中介不規範的行為能得到糾正。比如，租客通過中介租住房屋時，一般會交數量不等的押金，多數情況下為一個月的房租。很多租客在租約到期時，卻被中介拒絕退還押金。儘管租客根據合同條款與中介據理力爭，但往往是徒勞無果，只能忍氣吞聲，吃啞巴虧。
這種情況並非個例，我在北京的好幾個朋友就遇到過類似問題，押金被拒退或少退。這就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加大對房產中介經營資質的審核力度，從源頭上確保房產中介的專業性，同時加大監督力度，及時查處與糾正房產中介的違規行為，避免出現更大的漏洞。另外，我期待看到更多租客維權的渠道，讓我們這些租房的年輕人，能有一個靠譜的維權渠道，用最低的成本找回自己的權利。
目前，大城市的房租價格依然居於高位，很多年輕人為了節省生活成本，不得不與他人合租。租客之間的生活產生交集後，每個租客的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受到合租夥伴的影響。但因為大家的性格不同，也有不同的生活軌跡和習慣，相處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摩擦。
因此，我期待在租客提高個人素養之外，社區的居委會能發揮更多作用。比如，社區可以對合租的房屋進行走訪，通過舉辦社區活動，促進租客之間的了解和合作，讓他們更好地融入社區；在租客之間出現矛盾時，幫助他們進行調解，以免引發更大的衝突。
另外，剛剛走出校園的大學生，缺乏對社會複雜程度的深刻認識，在租房時往往面臨更多困惑和顧慮，也就需要更多指導和保障。事實上，租房成了大學生走出校園時面臨的第一份考驗，有多人在這個問題上交了學費，踩了租房市場的坑和雷。針對此問題，可以嘗試由政府牽頭，聯合信譽度高、服務能力強的房產中介平台，為符合條件的畢業生提供相對可靠的房源，幫助他們在大城市立足。
要真正做到規範租房市場，保障租客合法權益，既需要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做出必要的優化和補充，也需要相關部門努力改善租客租房的生活體驗和心理體驗，如此一來，才能讓我們這些漂泊在大城市的人，在租房時更加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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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或者升職不該是道單選題
韓暢
寶寶初次睡整覺那晚，沒把吸奶器帶在身邊的我，感覺就像有兩塊巨石壓在胸口。想起生產以來，開奶、堵奶、漲奶、為復工存奶的一系列經歷，我在朋友圈寫道：「每個能在母嬰室自來熟地交流餵養經驗的媽媽都知道，當體系性的支持缺失或是無法觸達個人時，一味提倡母乳餵養如同枷鎖。」
話回訪，我所在的社區衛生院也派來醫生，為我的身體恢復和新生兒的養育問題答疑，還和我簽約了一項名為「家庭醫生」的服務——說到「家庭醫生」，這無疑是個好政策，但醫生超快語速的介紹，明顯只把這當成一項推廣任務，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遺憾。
醫院牆上那些關於母乳餵養、輔食添加、發育訓練的宣傳海報，讓習慣應試教育的我快速轉化為腦海中的知識點，並輸出為一條條行動方案。為此，我時常想，社會能不能和我建立這樣一種關係，依據不同孩子的情況、不同的成長階段，把零散的、不體系的知識變成持久的、有針對性的指導？
除了育兒本身的艱辛，工作與生育的衝突，也是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在我128天的產假即將結束之際，公司突然宣佈「業務調整」，絕大多數同事被迫另謀出路，餘下的同事則要承擔超高強度的任務。儘管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不得辭退哺乳期員工，但在巨大的育兒壓力和公司的尷尬現狀面前，我經過權衡，還是選擇了主動辭職並領取補償。一方面，這個決定讓我免於承受一邊通勤加班、一邊餵奶帶娃的艱辛，但另一方面，這也給我的事業帶來了巨大的變數，以至於我至今都無法確定，自己何時才能重返社會，又能否找到對口的工作。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辭職後，一位已育一胎同事來問我如何掛產科門診的號，我的「恭喜」二字還沒發送出去，這位3歲女兒的媽媽就語氣平淡地說：剛進新公司就發現懷孕了，孩子來得不是時候，只能打掉。職場對年輕媽媽的不友好，從這件事可見一斑。
在以孩子為絕對中心的新手媽媽生活中，上網刷視頻是我主要的娛樂。其間，我在B站關注到了一位芬蘭UP主，她有一個中國丈夫，也是兩個混血寶寶的媽媽。芬蘭以高福利而聞名，在她生育之後，當地法律允許她休假一年。與此同時，新一屆芬蘭政府還計劃給所有父母同等的育兒假，並將生育後的帶薪津貼增加到總共14個月，相當於父母每人164天。
當時，彈幕里很多“羨慕“飄過，而我想的是：倘若我也能這樣休假，而不必辭職，那麼，164天後，公司的業務發展方向已經調整幾次了？過去一年的年終總結怎麼寫？明年的晉陞名額，不出意外會給到同期入職的其他同事吧？在我想這些的時候，突然發現：生孩子這件事，似乎有點沒意思了。
我的寶寶是2020年出生的中國1000多萬名新生兒之一。這個數字，這幾年與過去相比有明顯的下降。數據說明，謹慎看待生育這件事的家庭越來越多。這是一個女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參與到家庭以外生產的時代，我們通過教育、就業、戀愛體會著前20多年的人生，當生育不再是女性的必要職責，年輕女性躊躇了，退卻了。其實，這並不意味著年輕女性不想做媽媽，也並不代表新一代人不願承擔撫育後代的職責，只是現實的壓力實在太多，才讓很多人難以輕易作出生育的決定。
兩會在即，社會各界都在熱議各種政策話題。如果要問我和身邊的同齡人關心什麼，與生育保障有關的話題，恐怕承載著最多的期待。我期待可以享受更充分的產檢假、產假和哺乳假，期待家附近能有門檻低、收費低的公辦托育機構，期待有更多的關於如何做一個父親的社會教育，期待通過制度性的協助、認可和獎勵減輕自己身上巨大的犧牲感。在大學室友紛紛生子後，我們聊天群的交流主題基本都圍繞育兒展開。在媽媽這個身份降臨後，大家似乎都變了個人，把孩子擺在世界的中心——不過，沒有一個人表示想生二孩。
當下，鼓勵青年生育，似乎是政策方向的一項共識。要做到這一點，顯然不能只靠精神層面的勸導激勵，面對實實在在的壓力，我們更需要實實在在的支持與幫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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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閃送」的他 也想有「五險一金」
任冠青
騎上飽經風雨的電動車，每天保持「在線」10小時以上，日行100公里起步，這就是43歲的李軍作為閃送員的工作日常。
「干我們這行，沒有休息日，基本上只要是在北京不回老家，那就是一個字：干。」2021年是他北漂生涯的第十年，也是他從事閃送的第四年。剛開始，閃送員沒有那麼多，演算法似乎也不是那麼“聰明”：從家所在的東四環出發，好不容易趕到了遠在西北六環的沙河，系統一番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調配，又“任性”地把他跨調到了西南六環開外的良鄉。雖然有些無奈，李軍也只能接受指令，硬著頭皮繞北京城“跑圈”。
後來，同行越來越多，演算法更加智能，李軍也有了自己專門負責的服務區。可是，長期在戶外工作，風裏來雨里去的日子依舊少不了。最初，家裏人還會擔心他的安全，怕他發生危險，時間久了，也就慢慢習慣了。對他而言，這份工作相對靈活自由，沒有太多要求和約束，只要保持一定的跑單量，就能獲得較為固定的收入。每天早出晚歸的日子雖然辛勞，但一想到留守老家的父母和兩個女兒，自己便感到無比充實。
話才出來。正當他有些煩躁、差點發火時，對方從身後「變」出一瓶冰鎮可樂，暖心地說了一句：這麼熱的天，師傅辛苦了。聽到那句話，他心裏的火氣一下全沒了。每天跑單，他要接觸形形色色的人。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還是好人更多。疫情期間，李軍也在回饋著這些人間善意，盡己所能多作貢獻。在疫情蔓延初期，他看到有一單掛了很久都沒人接，因為地址是在醫院，大家都比較緊張。後來，李軍還是選擇接了這單，也沒有收對方要給的紅包。他說：“就算是我作了一點點小貢獻吧。”
不過，隨著年紀越來越大，由「外來務工人員」和“網約工”雙重角色交織產生的新老問題，也讓李軍心底生出不少愧疚、憂慮與不安。家鄉衡水離北京雖只有200多公里——他不到三天就能輕鬆跑足的“工作里程”，可是與親人分別的這段距離，卻讓李軍再難跑進小女兒的心裏。自她6歲那年不得不回老家上學後，孩子的話就越來越少，甚至已經好幾年都沒有喊過爸爸了。外出拼搏讓李軍無暇照顧家人，對父母和孩子都產生了虧欠感。
李軍心裏清楚：他與平台只是商業合作關係，並沒有簽訂僱傭合同，也沒有「五險一金」。長期在戶外工作，發生交通事故等意外的幾率相對較高，不幸出現工傷後會不會有維權難問題？一旦行業發展出現大變動，基本收入得不到保障後怎麼辦？自己已經40多歲，沒有養老保險，年老之後又該怎麼辦？這些切實存在的問題，不時激起他對於未來的焦慮。
解決這些擺在眼前的困境和難題，成為他對於今年兩會的最大期許：作為一名父親，他希望國家的教育政策能對留守兒童多一些關注和扶持，讓長期在外的他們少些牽掛，更加安心。作為一名勞動者，他也希望能夠獲得更加有兜底功能的勞動保障，讓自己也可以擁有社保。
正如李軍所說的，他只是「外出打工者中最平常的一位」。外賣員、送菜員、跑腿員、網約車司機……這幾年，靈活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發展漸成氣候，相關從業者中，許多都是外出務工人員。據國家信息中心數據顯示，2019年，為共享經濟提供服務的人數為7800萬人，同比增長4%。人社部於2020年8月發佈的新職業就業景氣現狀分析報告顯示，網約配送員的就業群體規模迅速增長，每天“跑在路上”的網約配送員已經達到百萬級。
他們整日奔波穿梭，有如城市運行中必不可少的「毛細血管」。由於行業發展較快，相關勞動和社會保障仍不完善，許多人都面臨著與李軍類似的問題。對此，首先需要儘快規範外賣員、閃送員等靈活就業人員與平台的用工關係，避免因此衍生的工傷認定難、缺乏假期保障、工作時長過長等關乎勞動者權益的問題。此外，也有必要加快推進社會保險對這些群體的覆蓋。全國人大代表許小英就曾提議針對靈活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特點，通過制度創新，制定能夠切實保障勞動力權益的社保政策。
2021年，李軍的願望很簡單：他希望自己可以每天多接單，一家人都平平安安。今年高考的大女兒能順利考上北京的大學，與他們早日團聚。李軍的目標，也是眾多在外打工者樸素心愿的折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