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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序民主,香港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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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序民主,香港不能承受之重

2021年04月06日 14:28 最後更新:14:49

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香港選舉辦法,不像過去只作些原則性的表述,然後交由香港特區政府本地立法加鹽加醋,形成所謂的政制發展。

這次是通過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將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式規定之。

全票通過修改附件一、附件二

全票通過修改附件一、附件二

我想起了兩則故事。

其一,臨近回歸前,港澳辦前主任魯平在深圳對“國際扶輪社”的一次演講,他說基本法起草時已考慮到香港人比較關注政制問題,所以將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式分別列作附件一和附件二。

今後如果香港的民主發展條件成熟,可以通過修改附件一和附件二,而不需要修改基本法就可以實現。

魯平特別強調,大家應該對中央有信心,只要是有利於香港穩定繁榮的事,會充分尊重大家的意見。

其二,回歸前94/95年中英關於選舉安排談判,當時彭定康拋出新九組的方案,中方建議設立“中國企業協會”組別,主要是考慮到中資企業在香港社會、經濟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根據功能組別團體選舉的原意,“對維繫香港前途的信心和繁榮”有重大作用的團休,在立法局中應有“充分的代表權”。

當時香港的商界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外資,另一個是香港的華人資本,還有一個就是中資企業。前兩方面的資本在立法局都有代表,唯獨中資企業沒有。

1995年選舉產生的立法局是過渡到1997年的立法會,在新增功能組別議席中,如對中資企業採取歧視態度,不允許它在議會中有代表,這在道理上是說不過去的。但彭定康堅決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方案,企圖以“公務員界”取代,談判失敗告終。

溫故知新。

重讀這些歷史資料,更清楚看到香港政制亂局,是英方早年撤退時布的局。

如,對功能界別的設定、將中資企業界的剔除、把團體票改為個人票、對全國人大和政協成為當然委員的否定等,無一不與英國埋下的地雷息息有關,使回歸後的立法會無法按基本法的規定,適應和落實“一國兩制”的要求。

英方埋下的地雷,終於拖延到一定時候引爆了。

今天,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原意作出的修訂,無非是對這段歷史的糾正,也是還歷史的本意。

修訂內容最核心的是中央重新牢牢掌握了政制發展的控制權,包括創議權、設計權和啟動權,正正反映“愛國者治港”不是一句空話,需要有制度來保障,並將其形成法律。

一是刪繁從簡,去五復一。

根據此前規定,香港的政制改革遵循“五步曲程式”,新的附件一和附件二通過後,新的產生辦法自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原附件一和附件二及有關修正案不再施行,同時原來的“五步曲”程式也不再適用,不存在所謂的“雙軌並行”。

日後若非中央提出,特區政府無權主動提出政制改革方案,即修改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方法的方案。

過去給予香港很大空間,設計權和啟動權有相當部分在香港方面,但每五年啟動一次,整個社會有如一場政治浩劫,爭論不休,勞民傷財,甚至使政府管治處於停擺。

中央不得已把“五步”回復一步,將社會的內耗減至最低,讓社會休養生息,回復正常。

二是中央主導,均衡參與。

香港有一種民主概念對市民影響至深,認為在選舉制度中,直選議席是用來反映社會民意,而功能組別則是用來體現均衡參與。

如果民主派或拿不到選委提名,或過不了資格審查那關,連閘也入不到的話,那麼民主派就連在議會內發聲、發揮制衡的機會都沒有,那就一下子由過去30年的“反對黨政治”,倒退到規模小得多的“壓力團體政治”了。

民主是進步還是倒退,一個重要前提是進入議會的人,是為了監察政府達致良好管治,還是為了奪權?

如果是前者,帶著民意選入立法會是正當的,市民也會願意把票送給他們。如果為了奪權,推翻香港政府,或配合外國政治勢力,從事損害國家的利益,這已經超出了民主選舉的範疇和本質,這種扭曲的民主必須果斷糾正。   

升級版的選舉制度,讓更多參與國家架構、團體的、具有法治思維和能力的愛國愛港人士,得以加入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這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體現。

三是賦權選委,強化功能。

新修訂公佈後,大家都聚焦到選委會。無可否認,這次調整具顛覆性,是一次系統性的制度構建,核心是對選舉委員會重新構建和增加賦權。

“重新構建”的要點包括名稱變化、規模擴大、界別增加、分組優化。

“增加賦權”則指選委會除繼續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候任人外,還被賦予兩項新的職能,即選舉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直接參與提名所有立法會議員的候選人,這能夠進一步擴大立法會的代表性。

賦權方面還有一個新設置,在選舉委員會增設召集人制度,負責必要時召集選舉委員會會議,辦理有關事宜。

總召集人由擔任國家領導職務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擔任,總召集人在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各指定若干名召集人。

過去,中央對在香港的架構上安排人事,一般都比較小心,儘量尊重香港方面。但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是香港政權的重要崗位和架構,不是一般的法定機構,由董事局成員議論一下,找個外國人來當CEO。

這個安排,說明中央要親自過問,確保整個選舉流程符合人大修訂的選舉辦法,不能敷衍搪塞,馬虎了事。

設定總召集人制度,是加強了選委會的功能性,賦權選委會在出現不可預測的情況下,及時處理有關問題,體現中央的底線思維。

反對派曾試圖以關鍵少數奪權,可以清楚看到,沒有空子可以鑽了。

香港作為國際化、多元化、高度發達的經濟城市,當各方面、各階層的利益和訴求得到兼顧,這就是人大常委會修法的初衷吧。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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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與定力比黃金更重要

2023年08月14日 13:42 最後更新:16:09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执行主席

近日,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了行政命令,禁止或限制美國企業在半導體、量子信息技術及人工智能3個敏感科技領域對華(包括港澳)投資。

而據路透社等外媒報導,英國正在考慮是否跟進這一制裁。

後期是否會有更多西方陣營國家加入,尚未可知。

無獨有偶,美國基於2020年的制裁名單,正式決定禁止香港特首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雖然港府與國家外交部都表示強烈反對,但這一系列舉動造成的「寒蝉效应」正在香港業界蔓延。

制裁一道一道頒布,給本就亟待復甦的香港商界帶來了更大的壓力。香港不少從事對外貿易的業界人士都不由得擔憂國際外部營商環境日趨嚴峻。

然而,事態是否真的有各位持份者所擔憂得那般嚴重?

僅就本次制裁令來看,首先應該承認美國禁令對香港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香港與美國經貿關係密切,特別是在服務貿易方面,美國現在是香港最大的服務貿易輸出目的地(超過中國內地),和第二大的服務貿易輸入來源地。

過去美制裁中國內地,還留有香港這個通道,但近期禁令的要害是謀求香港「去兩制化」,特別註明將香港、澳門一並列入制裁範圍,體現出美國政府對港澳政策的新路線。

不過,翻查美國財政部根據行政命令制訂的擬議法規文本,美方新措施主要針對投資,受限制投資行為的定義也並不涵蓋大學之間的研究合作、銀行借貸或匯款等。香港業界在禁令所涉科技領域的發展也並不突出,禁令對香港科技界的實際影響有限。

如果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一個重要的基本判斷是:英國不等於歐洲,美國不等於西方,西方不等於世界。

美國對華一系列禁令,英國估計會很快跟隨,但整個歐洲就不一定。西方陣營看似鐵板一塊,其實也有不同聲音。許多國家都在謀求將自身打造成國際秩序中的「平衡塑造者」。

例如法國強調戰略自主傳統,這一傳統最早源於「戴高樂主義」,即法國的經濟、軍事、外交不可以過度依附於某個國家,只有做到獨立自主,才能夠更好地維護法國的利益。

在戰略自主意識的驅動下,法國反對單極秩序和兩極秩序,但會在適當的時機,有選擇地與大國結盟。而在與大國合作時,也會有意識地與大國保持距離,以避免過度依賴。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杜麗緹(Christile Drulhe)年初接受採訪時就表示,「目前在港法國企業子公司或附屬公司有365家,另有400至500家由法國國民或法國投資者管理的公司。許多法國國民選擇在港創辦創新型公司,尤其在金融科技領域,未來肯定會有越來越多法企搶抓從香港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的機會。」

整體商品貿易數據方面,香港主要貿易夥伴排名順序是:中國內地、東盟、中國台灣、歐盟、美國。也就是說,美國制裁從來不等於全球制裁,美國之外還有廣闊天地。歐盟、東盟都是香港可以通過深化貿易伙伴關係把握住的理想合作夥伴。

當前大國間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國際關係的緊張是必然,但並沒有封死香港對外開放與合作的出路,香港要做的,就是在「一國」的基礎上,把「兩制」優勢發揮到最大。

基於此戰略判斷,香港不能輕言放棄自身優勢,而應繼續發揮好自身對外開放窗口和渠道的角色,堅定強化與發達經濟體國家和世界主要市場接軌。

香港一直以來之所以為世界所矚目,不僅是基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歷史背景、人文環境,更是因為它是中國插在西方市場裡的唯一一顆棋子。

圍棋中有「本手」、「妙手」、「俗手」之分,香港這顆棋子要在中西對弈中發揮最大影響力,就要在外部環境平靜、乃至趨於惡劣時做到「本手」,以中庸之道守住香港業界的基本盤,為未來打好基礎;在環境向好時以「妙手」畫出點睛之筆,譜出香江的高歌;同時,無需為當前的短淺之勢所惑,沉溺於香港已孤立無援的假象中,否則將難免出現「俗手」。

世界局勢越是複雜和艱鉅,信心與定力就越是比黃金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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