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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外交」50載,當年訪華美國乒乓球隊隊員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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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外交」50載,當年訪華美國乒乓球隊隊員怎麼看?

2021年04月09日 23:37 最後更新:17:20

康妮說,「50年真的非常久,可以發生太多事」,而她也希望走過幾十載風雨的美中關係可以有光明的未來。

「儘管已經過去了50年,那次去中國的經歷仍然讓我記憶猶新,那次經歷影響了我的一生。」朱迪霍爾弗羅斯特(Judy Hoarfrost)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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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妮說,「50年真的非常久,可以發生太多事」,而她也希望走過幾十載風雨的美中關係可以有光明的未來。

資料圖: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與中方人員合照。 中新社發 受訪者供圖

圖為4月6日,康妮接受記者視頻專訪。 中新社記者 沙晗汀 攝

資料圖:1971年康妮在人民大會堂與周恩來總理握手。 中新社發 受訪者供圖

資料圖:朱迪近照。中新社發 朱迪·霍爾弗羅斯特 供圖

資料圖: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與中方人員合照。 中新社發 受訪者供圖

話方式接受了中新社記者專訪。

談及這場50年前的旅行,兩人均難掩激動之情。康妮說,在1971年參加日本名古屋世乒賽期間,當突然得知要去中國訪問時,她在感到一絲顧慮之餘,更多的是興奮。當時年僅15歲的朱迪則認為「這將是一場有趣的冒險」。

圖為4月6日,康妮接受記者視頻專訪。 中新社記者 沙晗汀 攝

在中國一周的時間裡,美國乒乓球隊跟中國乒乓球隊舉行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友誼賽、還參觀了長城、頤和園等景點。無論是在1.8萬名觀眾的注視下比賽還是登上建在山巔的萬里長城,都讓康妮和朱迪記憶猶新。

資料圖:1971年康妮在人民大會堂與周恩來總理握手。 中新社發 受訪者供圖

在康妮看來,那次中國行讓她最難忘的經歷就是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他們。康妮說,當時還發生一則趣事。在晚宴上,周總理問美國代表團成員對此次行程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時任美國代表團團長的斯廷霍文說「有」,全場立刻陷入一片寂靜。隨後,斯廷霍文說,“你們給我們太多好吃的了”。全場立刻響起一片笑聲。

在康妮的記憶里,那次中國行遇到的所有中國人都非常友好,無論是乒乓球隊隊員還是街上的行人,看到他們這些「奇裝異服」的美國人都會微笑、打招呼。中國人民的友好和熱情給康妮留下深刻印象。

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的中國之行在美國隊員眼裏「是兩國運動員間的友好交流」,在世界眼裏則被譽為“小球轉動大球”,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當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次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中美關係開始邁向正常化。

資料圖:朱迪近照。中新社發 朱迪·霍爾弗羅斯特 供圖

作為創造歷史的「乒乓外交官」,朱迪認為,乒乓球等體育運動可以增進不同國家人們相互了解。她說,儘管美國和中國講著不同的語言,但在體育運動中都使用著相同的語言。在打乒乓球時,大家是通過乒乓球的視角認識對方,乒乓球就是溝通的紐帶。

資料圖: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時與中國隊員合影。(後排右一為康妮,前排中為朱迪) 中新社發 受訪者供圖

康妮也表示,因為乒乓球,讓她跟中國運動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像梁戈亮,從1972年中國隊來美國時我們相識,後來‘乒乓外交’紀念日也會見面,這麼多年來我們經常聯繫,一直保持了這份友誼。」康妮相信,不同國家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可以打破文化壁壘、消除誤解,而人與人的友誼也將利於國與國的互信。

對於中國,康妮和朱迪都認為在她們心中有著「特殊而親切」的地位。康妮說,在過去50年間,她曾四次到訪中國,而中國的變化讓她“嘆為觀止”。從1971年人們都穿著深藍、黑色的衣服、騎著自行車,到1997年再次去中國就已經有像紐約一樣漂亮的大樓、街道以及各種汽車。“看著中國幾十年來發生的這種戲劇性變化對我來說是非常珍貴的記憶。”

對於朱迪而言,50年前的中國行讓她對中國文化、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也一直關注著中國的發展變化。之後,她多次到訪中國,有著很多中國朋友,身為乒乓球器材公司CEO的她也同中國有著很多生意往來。

朱迪還說,正是那次中國行,讓當時15歲的她意識到要懷著開放的態度看待世界。「世界上有著不同文化、觀點、政治制度,不同國家的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並不一樣,不能認為自己熟悉的觀點就是理所當然正確的。這個想法伴隨了我的一生。」

今年距離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已經過去整整50年。康妮告訴記者,當年15人的美國代表團中目前僅有5人還在世。「50年真的非常久,可以發生太多事」,而她也希望走過幾十載風雨的美中關係可以有光明的未來。

「待到疫情結束,我希望還可以再去中國看看,跟老友重聚。」康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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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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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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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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