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祥

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張祥揭秘重大歷史瞬間背後的趣聞軼事:

他曾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留學生,以清華碩士的身份讀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曾多次陪同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或接待國賓,親歷一幕幕歷史性的時刻;他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對外貿易人才,參與引進眾多影響至今的項目,更清晰地洞察中外文化的巨大差異……他就是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張祥。

而近期,已從領導崗位上退下的他以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的身份開設起了網路課程,把原本「高大上」的外交工作帶進課堂。本報記者專訪張祥,聽他講述國際高層談判背後的趣聞軼事,以及那些足以記入史冊的重要瞬間。

文、圖 /廣州日報記者 賀涵甫

小平「嚇倒」戴卓爾

廣州日報:您曾長期從事外事工作,能不能分享一些比較難忘的故事?

張祥:印象最深的是鄧小平同志。那是為了香港問題舉行的中英談判。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談判剛開始時盛氣凌人,表示可以把香港的主權還給中國,但管理權還是英國的,她的意思,「如果離開英國的管理,香港就亂了」。

小平同志不慌不忙,但口氣異常堅決,從開始就表達了「主權問題不容談判」的態度。就在戴卓爾還在不停地說,甚至以“考慮非和平的方式保留香港”相威脅的時候,小平同志突然又講了一句話,讓戴卓爾臉色都變了——

「中國人窮是窮了一點,但打仗是不怕死的!」

當時在場的不少人都聽到了,戴卓爾夫人愣了很長一段時間。退場的時候,神情還有點恍惚。所以才有了後來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跌了一跤的故事。

廣州日報:什麼讓您記憶比較深刻?

張祥:吳儀副總理去美國談判,我也在這個代表團里。和我們談的是美國商務部,當時兩國在貿易上摩擦不少。

按照外事流程,我們先到了。不一會兒,美國國務院的副國務卿來了,非常隨意地把文件夾往桌子上一扔,來了句「沒想到我們竟然和小偷來談判了」。

我們很吃驚,一個美國高級外交官怎麼能說這種話?!吳儀同志聽了,拍著桌子站起來就講,「今天是小偷和強盜的談判,我們很榮幸」。然後又和在場的人士說:“大家一會兒會後去美國的博物館看看,有多少東西是從中國搶來的!”

她這麼一說,這位美國高官立即道歉。第二天,全美各大報紙都刊登了這條消息,吳儀的形象傳遍全球。

德國車來分蛋糕

廣州日報:改革開放初期,很多重大工程和項目的引進您也參與其中,比如我國的汽車合資工業,很多人都不解,為何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是德國車,而非美系或日系的?

張祥:當時我國的汽車工業處於剛起步階段,對最終引進德國車,更多的來自於文化的差異上。

因為當時我們政府審批程序還比較多,而且中國人做事,講求「四平八穩」。但這些在外國人看來就需要“等”。比如,最早跑來想要和我們合作的除了美、德、日,還有法國人、義大利人和奧地利人,結果他們就很著急,沒有耐性。法國人認為,dancing(跳舞)或許還更重要一點。

後來,因為種種原因,來談的外商逐漸走了。這時候就看出來德國人性格中的優點。他們比較嚴謹、同時也很有耐性,為了做成一件事願意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德國人對質量有極高的追求,綜合下來,這份改革開放後的「大蛋糕」就被德國人拿下了。

廣州日報:在外事談判中,我們從中吸取了哪些經驗和教訓?

張祥:我參與談判上海建造第一條地鐵項目,我當時擔任上海外經貿委副主任。當時來談的外商都願意給我們提供貸款,但怎麼跟他們談貸款還是有學問的。比如,當時的情況是,我們借哪一個國家的錢,就買哪個國家的設備。比如,我們從德國借的錢,就必須買德國的地鐵設備。這種做法最大的問題就是給予外商很大「鑽空子」的空間,比如,他可以用很優惠的貸款條件吸引你,完事兒了再把設備的價格抬上去,一來二去,錢還是回到他手裏了。

我當時就提出來,不能在一棵樹上弔死,應該貸款、商務全部分開談。好在後來我們也慢慢改善了。

中美教育各有所長

廣州日報:您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留學生。能否談談人才培養?

張祥:我是在中美兩種教育體系中滾過的人。美國教育像一盆水,潑出去後,大部分都能灑到。所以美國學生知識面寬,但教育深度有限。

而前蘇聯式教育培養的學生,就像打井,井可以打得深,但畢竟開口太小,到一定深度就很難繼續下去,蘇聯教育可以培養非常專業的人才,但因為基礎較窄,學到一定程度難以有更大突破。美國教育對專業看得不是很重,如果本科讀工程,研究生可以轉金融,蘇聯教育則更講究專業。中國的教育體系受到蘇聯的影響比較大,重分數,重專業,忽視了基本人文知識的學習。

廣州日報:您推出《文化軟實力與國際談判》這一網路課程,主要原因是什麼?

張祥:當前世界各國的競爭不僅是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競爭,更是文化、意識形態等軟實力的競爭,但我們在包括國際商務活動在內的國際交往中,並沒有掌握與經濟實力相當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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