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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亨利 ---- 一個吃裏扒外的賣國故事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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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亨利 ---- 一個吃裏扒外的賣國故事

2021年04月15日 20:23 最後更新:23:44

今日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首個國家安全教育日。阿爺就在這一日公布,內地人李亨利於本月2日因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央視新聞》更播放李亨利的認罪片段,詳細自述他涉及香港的犯罪過程。這個賣國故事,可以給香港人很大的警示。

去年4月23日,廣州市國家安全局宣布,伯利茲籍男子李亨利涉嫌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案,移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央視新聞》更播放李亨利的認罪片段。

《央視新聞》更播放李亨利的認罪片段。

內地國安機關破案的緣起,來自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風波。當時國安機關追查下發現,內地有大量資金通過非法途徑流向香港,用於支持反中亂港活動。追蹤這些資金進行流向後,幕後金主李亨利就被國安機關鎖定。

這個李亨利用一個洋名,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陸人,他原名李滬祥,1955年出生於上海,在國內經商。內地披露的案情指出,李亨利「和境外人員開始合作」,做生意搵到第一桶金。但在80年代,李亨利因為詐騙和安排他人賣淫,被捕留有案底。

或許因為這些原因,他開始仇視中國。首先把自己打扮成外國人,包裝自己成為美國駐華企業「美東有限公司」的高管。然後他開始主動接觸海外反華民運份子,出錢出力資助他們。其中一個關鍵人物是「楊某某」。阿爺沒有開名,相信是指在美國的楊姓民運人士。

阿爺公開李亨利涉港的幾條罪行。1. 2014年,香港佔中事件發生後,約見香港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並出錢資助周永康赴歐洲遊說。由於李亨利想用與周永康合影回去炫耀,讓他的親戚在遠處偷偷拍下他與周永康見面的場景,最後照片被查出,連周永康也不能否認見過李亨利。

李亨利的親戚,在遠處偷偷拍下李亨利與周永康見面的場景

李亨利的親戚,在遠處偷偷拍下李亨利與周永康見面的場景

2. 2018年,李亨利得知某西方大國(應指美國)正準備研究出台涉港制裁法案,而楊某某有機會參與其中,他就透過楊的介紹也參加進去,出謀獻策,助力外國制裁中國。

3. 2019年6月,香港爆發修例風波時,李亨利用假帳目騙了內地銀行510萬元人民幣貸款,偷運到香港支持反對派,包括支持黃之鋒等組代表團得以與某西方大國(應指美國)高級官員直接見面。

看完李亨利的個案,我有幾點感想。

第一,有好好的中國人不做,走去扮洋人,心理上全面洋化,完全認同了對方的一套。不是人家來收賣李亨利,是他主動獻身,去做外國的走卒。這種由崇洋變賣國的心理歷程,香港人要引以為戒。

香港過去是殖民地,當年不少本地精英做英國人「賣辦」出身,模糊了自已的國家觀念,百多年亦復如此。在中美關係日趨對立時,若然假洋人的心理作崇,就很易走上違法賣國之路。香港人開始要認清自己的國民身份,若真是不喜歡做中國人,就乾脆移民他國算了。

第二,不要吃裏扒外。李享利是一個經典的吃裏扒外的例子,他在中國做生意賺了錢,竟然想用那些錢資助外國反華勢力去搞中國,還要自己長期留在中國。除了賣國,還很愚笨。這讓我想起幾年前一間香港書店相關的案件,有香港人在港出版反華書藉賺錢,那些書還要在內地印刷,自己在深圳娶了老婆,住在當地,他真是當內地的國安機構不存在。這些吃裏扒外的人,只能用一個「蠢」字去形容。

第三,香港的確有一國兩制。有人說香港有了《港區國安法》之後沒有了兩制。其實這些人稍為看看內地執行《國安法》如何嚴厲,就知道香港的兩制還是好好的。李亨利只是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罪,就被監11年,香港即使直接進行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又那有判11年的?

這個世界有不少賣國者,也有不少糊塗人。香港進行國家安全教育,除了要教年青人愛國,要保護國家安全之外。還要告訴人們,《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已定出清楚的法律界線,在法治社會,過界必遭重罰,不要糊糊塗塗去犯法了。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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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走自己的民主路

2024年07月25日 20:31 最後更新:20:59

香港完善政制之後,體制運作暢順,但西方國家認為香港搞的不是他們的一套,自然不大高興。

最近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接受英國媒體訪問的時候,討論到香港民主的問題,指西方民主制度下,人們不會為共同利益而投票,只會為自己的利益,因此遵從民意是危險的。她又認為西方的多元化多樣性的制度模式,從來不是中國傳統的一部分,形容過去20年香港的民主實驗失敗。

政治體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西方媒體的話術當中,通常會帶偏了方向。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研究香港如何發展民主。

第一,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本無西方式民主。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一百多年來並無推行西方式的民主政制,體制主要部份並無普選成分。到1979年 港督麥理浩赴京求見鄧小平,得悉中國將堅持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回港就急急開啟香港政制發展進程,在1982年成立區議會,到1985年開始直選區議員和間選立法局功能組別議員。與此同時,1984年中英談判結束,簽署聯合聲明,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未來的治港方針,包含「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現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要注意鄧小平提的「現有」,是指1984年的現狀,當時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功,和實行西方式的選舉並無關係。

第二,《基本法》設定普選只是一個目標。很多人說《基本法》裏已說明行政長官要普選產生,這亦是一個誤解。我當時親身採訪《基本法》的起草過程,當時草委會內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司徒華、李柱銘為首的意見,認為香港要快速推行直選;另一種是內地草委及香港工商專業界草委的意見,認為香港不宜直選。

由於《基本法》還在草擬時,英國已經在立法局引入直選,所以最後就訂出一個妥協方案,以行政長官選舉而論,在《基本法》第45條中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致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最後「的目標」這三個字是有意加上去的,這不是一個必須進行的制度,而是一個目標。如何或是否達成這一個目標,要看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發展政制的結果而論。

《基本法》作為一部小憲法,規定未來長遠的事情,不能隨意修改,當時加上「的目標」這3個字的審慎寫法,現在證明非常正確。香港在政制發展時出現的困難和衝擊,突顯了當時草擬《基本法》的智慧。

第三,良好的政治制度要解決發展與分配的問題。在討論民主政制的時候,很多人變成一種為「唯普選論」,這是把過程當作目的,將過程神聖化、偶像化、僵化,忘記了發展民主政制的目的。以幾百年前發展西方式民主體制的歷史而論,隨著經濟逐步發展,產生資產階級,當時的封建王權式統治,對資產階級推動經濟發展構成極大的約束,最後在資本家的推動下,逼使皇帝同意組成議會,分享權力。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產生的目的,是與經濟發展的目標相適應,這個背後亦有分配的問題,如果皇帝壟斷了政治權力,同時亦會壟斷了經濟發展的利益,就和資本家產生直接矛盾。以法國為例,最後透過革命,將法王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

反過來說,如果為民主而民主,搞出一種政制癱瘓社會經濟發展,無人會覺得這是一種好的制度。以香港為例,早在2015年,政府已經投訴在立法會內拉布,當年有4個公營房屋項目共8800個單位,受撥款進度影響而大幅推遲入伙期限,當中有6400個屬於公屋單位。輪候公屋居民的利益無人代表,以不能租住廉價公屋而要入住劏房、租金差額一個月7000為例,一年下來輪候戶就不見了84000元,單計這一年,這6400多個公屋輪候戶合共就不見了5.4億元,香港當時的體制失效,嚴重阻礙了香港整體的發展,損害了低下階層的利益。

第四,香港試行諮議式民主。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後,美國曾一度認為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就是歷史的終結,美國的政治學家福山因此而聲名大噪,如今來看,福山的寓言只是一個笑話。歷史的巨輪滾滾向前,並不會因為發生一件重大事件而終結,亦都沒有人可以說哪一種制度是完美,可以是終結式的制度。近年西方民主制度毛病叢生,民粹政治興起,導社會嚴重撕裂,亦充分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頑疾。

如果多元化和政治兩極化鬥爭是同義詞的話,香港的政制就不一定硬要增加政治多元化的成分,因為越多元越多鬥爭,接著就出現上述的拉布失效的狀況。香港現行的是一種比較接近諮議式的民主體制,並無對抗式的政黨政治形態,但加入了很多諮詢協商的過程,政府和代表著社會不同利益的團體,不斷諮詢,修正政府的政策內容,同樣可以將一些不受歡迎或有缺陷的政策修訂或推遲,政府暫緩推行垃圾徵費就是一個好例子。

如果西方的政治文化是多元化的話,西方探討政制發展的模式亦應該多元化,不應該只把自己的制度,單一的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們討論民主政制的發展,亦不一定要跟隨西方的邏輯。當我們見到烏克蘭第四任總統阿努科維奇,完全是根據西方民主政制方式產生,但由於他是親俄而不親美,結果被美國支持的一場顏色革命推翻下台,就知道美西方講求的是結果,而不是過程,她們更加不關心制度了。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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