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過去是英國殖民地，香港人從少到大受的教育，都沒有什麼國家觀念。
早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講「愛國者治港」標準時，提到在香港政權架構中，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對他們應該有更高的要求，其中一點是「胸懷國之大者」。夏寶龍說香港命運從來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休戚與共。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和國家發展全域，謀劃香港的未來，辦好香港的事情，推進一國兩制實踐。
我聽完他的話，心中在想，到底有多少香港人明白什麼叫「胸懷國之大者」？後來我在多個場合，和高官、議員談到這個問題，問他們什麼叫「胸懷國之大者」，發覺沒有太多人答得上來。很多從政者都是打著自己個人的小算盤，或者在想香港的小局，沒有多少人看到國家的大局。不要叫他們貢獻國家了，就連叫他們辦好香港的事，不要搞出大問題，不要影響到國家，不為中央添煩添亂，也不一定能辦到。
我只能上網查一下，看看習主席又是如何論述「胸懷國之大者」。發覺他近年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國之大者」這個概念。
首先是對中青年官員的要求，是要他們看清大局作科學決策。去年10月10日，習主席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儀式上發表講話，他強調，年輕幹部要提高科學決策能力。做到科學決策，首先要有戰略眼光，看得遠、想得深。領導幹部想問題、作決策，一定要對「國之大者」心中有數，多打大算盤、算大賬，少打小算盤、算小帳，善於把地區和部門的工作融入黨和國家事業大棋局，做到既為一域爭光、更為全域添彩。
看到這裏，我反思香港近年做了什麼事情，可以做到一域爭光、更為全域添彩呢？
再進一步是對領導幹部的要求，處理重大問題要「講政治」。去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由習主席發表重要講話。他認為領導幹部要旗幟鮮明講政治。要找准座標、選准方位、瞄準靶心，善於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使講政治的要求從外部要求轉化為內在主動。具體來說，就是要提高三種能力：提高政治判斷力、提高政治領悟力、提高政治執行力。
「講政治」正是準確把握「國之大者」的關鍵所在，是中央對內地對官員幹部的根本要求。
說到這裏，想起中美鬥爭如斯激烈的現況，要講政治，香港那能崇美？但香港從政客到官員，卻還有不少人，希望走兩邊討好的中間路線。正因為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才發表講話，指「我們絕不能幻想名義上回歸，但還認美國、英國做老板，拿美英的價值做衡量標準，我們絕不能覺得中央的利益可以討價還價，而英美的利益就唔郁得。」
從看大局作科學決策核心，到處理重大問題要「講政治」，香港有多少人做到「胸懷國之大者」？決策荒腔走板的例子，所在多有。
例如落實「疫苗氣泡」政策。香港疫情搞不好，中央既怕香港傳播病毒回內地，也怕你出大事要中央來救。香港做不好全民檢測，搞出「疫苗氣泡」政策，希望全民打疫苗，也是無辦法中的辦法。其中一項措施是如飲食業員工若已打疫苗，食客也接種了疫苗的話，就可放寬限聚措施。新措施遭到部份業界人士反對後，最近傳聞政府想讓步，計劃只要餐飲業員工自行申報不適合打疫苗，就可以不打，改以檢測取代。若然如此，整個政策就廢了。根本不是看大局作科學決策，而是受到政治壓力就隨意施為。
又例如在沙嶺興建「超級殯葬城」，那個地方與羅湖口岸一河之隔，香港把厭惡設施設在深圳鬧市的家門口，又有無考慮鄰近地區的感受？鬧出深港矛盾，又要去勞煩中央來協調。
出現種種問題，皆因本地決策，根本沒有全局觀念，當然更談不上「胸懷國之大者」。
未來香港，必須改變。有新人事，就有新作風了。
盧永雄
周一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的確需要建立國家安全觀念。
第一， 地緣政治已變。香港特區國安委主席、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安風險及威脅可以突如其來，巿民必須保持警惕。
老實說，大多數香港人還未意識到世界地緣政治的急劇轉變，亦都不覺得國安風險會突如其來。特首這個提醒，值得深刻思考。
過去幾年，世界地緣政治最大的變化，是中美關係由友好變成對立，其中一大表徵是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之後即使美國換了政府，實質上仍然認定中國是主要的對手，對中國展開了新的冷戰，背後的原因無關中國的態度，而是中國的經濟快速崛起，美國感受到自身地位受到挑戰。這個就如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艾利森所指的「修昔底德陷阱」，傳統大國不堪被新興強國挑戰，最後很可能會誘發戰爭。
美國對中國態度一變，對香港的態度也隨之而轉變。
在97回歸前，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美國和英國同聲同氣，對香港友好。回歸初段中美關係仍然良好，美國對香港的態度未明顯改變。到2018年後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對香港的態度亦變得極不友善，這不是一種互動，而是源於美國的態度變化。不少香港的商界還是希望回去中美關係良好的老日子（good old days），但他們不明白的是，老日子已一去不回。
俄烏戰爭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戰爭一爆發，美西方立即制裁大量已經移居海外的俄羅斯寡頭富豪，並且為他們安了一個罪名，就是他們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友好。其實如果真的是普京鐵杆兄弟的富豪，為何要將大量資產取轉移出俄羅斯境外，甚至直接取得外國國籍定居外地呢？這些俄羅斯富豪的悲哀，應該是當他們自覺和普京關係不友好時，人家卻認定他們是普京的盟友，對他們實施制裁。俄羅斯的教訓，香港人亦應記取。關鍵不是我們怎樣看自己，是人家怎樣看我們。
第二，缺乏國家觀念。傳統來說香港人無根。戰後來港的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人，有比較強自覺是中國人的觀念，但這種觀念隨著代際變化而遞減。但與此同時，即使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時代，香港亦不是有太多人自覺是英國人。雖然港人當時在出入境的時候，要在國籍一欄填上「英籍」兩個字，所以很多人只會自覺是香港人，即使回歸之後亦復如此。
而回歸的頭25年，基於種種政治原因，特區政府不想亦無能力大力推廣國民教育，令到國家觀念無法生根。不少香港年輕人既然無國家觀念，自然亦無保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所以要有國安意識，首先要從建立國家觀念開始，這是需要由小教育，不斷強調，讓國家觀念，重新植入香港人的基因之內。
第三，不知道香港風險。正正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正正因為香港人無國家觀念，所以香港很容易成為一個間諜基地，歷史上亦都經常如此。即使回歸之後，這種性質亦無改變。
最近內地在4月14日公布，中共二十大以國家安全機關破獲的十大重大案件，其中包括因為一個核心科研人員黃宇的叛國案。黃宇因為工作表現不佳，在單位改革之後被淘汰，心懷不忿就出賣國家機密，其中一個行動是向某國的諜報機關交投名狀，將中國軍隊使用的高級密碼轉交外國。黃宇這個投名狀被外國間諜機構接納，最後他在香港及曼谷接受外國的間諜培訓。從內地公布出來的片段，還見到黃宇有香港的八達通，可見他曾經在香港活動，最後黃宇被判處死刑。
外國諜報機構夠膽在香港訓練黃宇，亦都可見他們當年視香港的反間諜工作如無物，固然亦與23條並未立法有關。如今一切俱往矣，香港訂立了《港區國安法》，亦就23條訂立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經築牢了香港防範國安風險的法律屏障。但如果市民無警覺性的話，隨時自己就會被人利用而不自知，甚至眼見這些嚴重破壞國安的罪行，亦不懂得去舉報，這就是沒有國安意識的後果。
簡單總結，世界在變，香港人的意識亦要隨著環境改變要變化，要明白過去的老日子已經過去，在香港回歸祖國、一個兩制之下，要有清晰的國家觀念，要懂得去協助保障國家安全。國家好，香港才會好。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