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30日，葡萄牙新絲路協進會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主辦了一場「後疫情時代的東西方公共治理」的視頻會議，重點討論後疫情時代歐盟與中國之間如何相處和對話，會議的嘉賓也討論到香港和澳門的問題。
前葡萄牙駐華大使喬瑟斯在研討會中表示，歐盟應該尊重每個國家的文化和傳統，摒棄利用人權作爲攻擊武器的惡習，應該緻力於與中國展開對話，並著眼於同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建立平等的夥伴關系。
澳門立橋銀行非執行董事、澳門金融管理局前董事會成員潘志輝。
澳門立橋銀行非執行董事、澳門金融管理局前董事會成員潘志輝（António JoséFelix Pontes）在研讨會中講到澳門，表示從上世紀末到2019年，澳門GDP有了很大的增長，在「一國兩制」制度下，澳門蓬勃發展。盡管受到疫情的影響，澳門特區去年的經濟有所下滑，但澳門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指導下，根據自身情況，制定了财政支持計劃，用以幫助社區、企業、工人，使得經濟在疫情期間實現了好轉。「一國兩制」的成功在澳門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澳門就是最好的證明。
比利時特奧會主席、前駐港總領事斯蒂爾。
比利時特奧會主席、前駐越南大使及駐香港總領事斯蒂爾（Piet Steel）也回憶了自己在香港和澳門的生活，非常認可澳門如今的發展。皮特·斯蒂爾認爲，澳門回歸中國後，迅速發展起來，澳門的發展既有中國文明，也融合了葡萄牙文明。
反觀香港，斯蒂爾提到：「從我多年在香港的職業生涯、親身經歷來看，這樣混亂的香港根本不是香港本來的真正面目，其背後肯定有境外勢力在插手，這是有顯而易見的證據的。中國政府沒有進行軍事幹預，而是給特區政府重新維護這個城市的渠道，并且帶來和平與安全，這就是通過《國安法》的出發點。所以，我相信「一國兩制」最終還是會適用於香港的，就像它適用於澳門一樣。」
斯蒂爾一直有留意香港問題，早在2019年12月，當時是比利時-香港協會主席的斯蒂爾接受訪時表示：「雖然面臨困難，但香港經濟社會的根基和一國兩制原則並未發生動搖，我相信香港的明天依然美好。
斯蒂爾如今是比利時特殊奧委會主席。
斯蒂爾曾於1993年至1997年任比利時駐香港總領事，親歷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和香港回歸中國，後來長期擔任比利時香港協會主席，他說：「根據我的親身經歷和長期觀察，香港回歸中國以來持續享有高度自治和民主自由。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期間，香港毫無民主可言，港人連上街遊行的權利都沒有。」
看到一些香港年輕人參與暴力違法活動，斯蒂爾感到非常擔憂和痛心。他表示：「香港人很喜歡賽馬，並且擅長賭馬。我想說的是，暴力從來都不是出路，不要把香港和自己的明天作為賭注，因為你一定會輸。」
斯蒂爾指出，必須認清一個事實，香港是中國的領土，香港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仍然發揮著獨特作用。香港的繁榮穩定也離不開內地的大力支持，港深兩地的深度融合、互利共贏就是例證。在困難面前，香港各界應該團結起來，共赴時艱，贏得美好的明天。我對香港的未來抱有信心。
斯蒂爾當日的預言，一一兌現。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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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