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中5月6日電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封面以「台灣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為題,引起各界關注。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吳崇涵接受中評社訪問表示,有關於國際衝突的因素研究,台灣完全符合,稍有不慎就可能擦槍走火,被視為最危險的地方,一點也不為過。
至於最可能引爆的危險因子,吳崇涵認為,還是美中之間的競爭演進,因為那無法操之在台灣,但台灣有能力成為兩強中的槓桿,並降低衝突風險,只要保持彈性,不選邊站,同時設法經營兩岸關係,做好避險措施,台灣的危險係數就有望降低。
吳崇涵,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政治學碩士,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政治學博士。曾任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政府與國際關係系助理教授等職,專長為國際安全、國際衝突、亞洲區域政治與政治學統計方法。
針對台灣被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吳崇涵表示,在國際衝突因素的研究當中,有所謂的「危險配對」(Dangerous Dyads),就是影響兩個主體之間相互衝突的各種因素,包括實力消長、聯盟紛爭、領土衝突、歷史仇恨等,可以發現,台灣完全符合衝突因素要件。
吳崇涵說明,聯盟方面,台灣目前處於美中抗衡之間,兩強目前都在進行某種拉幫結派,形塑出集團式對抗,台灣在這當中捲入衝突的風險隨之攀升;領土衝突方面,則包括兩岸的領土主張爭議,以及美中在南海的海權紛爭等,影響台海情勢的穩定性;歷史仇恨則是國共內戰延伸迄今,以及統獨之爭等,種種因素堆迭,台灣被稱為最危險的地方,可謂其來有自。
台灣過去這些衝突條件一直存在,為什麼突然變得更危險?吳崇涵解釋,首先是中美之間的問題,兩強的對抗逐漸白熱化,未來甚至可能逐漸走向熱戰,台灣在兩強爭霸之間,過去的衝突因素也就逐漸被放大凸顯出來。歷史上國際關係局勢往往因為強權的爭執或聯盟,容易造成戰爭,當然也適用在台灣身上。
再來則是人的行為,吳崇涵說,國際關係或外交上的行為都是人所促成,往往是衝突與合作的相互拉扯,若把國際事件攤開來看會發現,都是打仗、合作的循環。例如,一戰後各國組成國際聯盟,二戰結束後又產生聯合國。
而現在台灣的情況似乎有往衝突的方向前進,吳崇涵指出,這時候主政者就應該思考,如何找到合作的面相,以降低衝突,換句話說,就是找到避險措施,這是減少台灣危險係數最有效的方式。
台灣目前的避險措施足夠嗎?吳崇涵說,相對不足,蔡英文政府第一任時期採用一個避險中較為「軟抗衡」的策略,勉強稱得上避險,但是較偏向軟抗衡,而隨著2019年至2020年特朗普競選連任,積極操作反中之際,台灣便一窩蜂跟著特朗普對中國大陸展開「硬抗衡」。
他提到,從去年中旬到年底,台灣對中國的硬抗衡衝上高峰,蔡政府當時候的外交政策幾乎稱不上是避險,直到美國大選落幕後,白宮易主,台灣在美中角力之間的態度才有所轉圜。
吳崇涵指出,現在感覺台灣的民意氣氛以及對中的態度有退縮跡象,因為拜登政府上任,政治路線改變,蔡政府又被動的回到避險的範疇裏面。畢竟拜登也說了,支持台灣自主防衛,敦促兩岸和平對話,但絕沒有支持台灣沖第一線去打仗,拜登政府又回到一貫的戰略模糊。也讓蔡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有所轉向,這對台灣的安全而言,相對有利。
吳崇涵認為,台灣身為政治主體,要有自己選擇的機會,不必要當某一方的棋子,過去幾十年來台灣奉行等距策略,沒有當過誰的棋子,也是過得相安無事,安居樂業,台灣要學習當一個有彈性的政治主體,懂得以兩手策略去面對中國跟美國,台灣才能夠脫離兵凶戰危的境地。
除非,吳崇涵說,真的有一方有意打仗,畢竟戰爭是人類的行為,能夠主張戰爭或者發動戰爭的只有政府領導人跟政治人物,老百姓無法選擇,只能逆來順受,他不覺得現階段有任何一個方會要煽動人民戰爭,因為反戰是普世價值,沒有人想要戰爭,台海地區能否安穩,端看美中台三方的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