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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一扒領袖們的工資:毛澤東如何成了「月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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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一扒領袖們的工資:毛澤東如何成了「月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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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一扒領袖們的工資:毛澤東如何成了「月光族」

2021年05月08日 17:40 最後更新:11:31

資料圖:開國領袖工資里的秘密。

摘自《扒一扒開國領袖的工資》,

毛澤東:「錢這個東西是很討厭的……總歸還得有」

1955年,國家公務人員結束過去供給制和工資制並存的雙軌制,開始執行等級工資制。以周恩來為首的領導小組開始編製工資方案,實行「四定」,即“定職、定級、定銜、定薪”。按照國務院第一次擬定的工資方案,行政級從1級到24級,一級是軍委主席毛澤東(大元帥)600元;二級是副主席、總理,550元,包括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三級是元帥,500元,包括陳雲、鄧小平和各位元帥;四級是大將,450元;五級是上將和大軍區、省、部級正職,400元。方案呈報到毛澤東那裏,他在看後說:“我看不妥,這樣不利於團結,貧富差距要縮小嘛!”其後,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說“你們讓我當大元帥,是把我放在火爐子上烤我呀!一級幹部就我毛澤東一個人,你們都是二級、三級,我毛澤東太不夠意思、太不夠朋友!我們把一級讓給馬克思、恩格斯,把二級讓給列寧、斯大林,我和你們一樣,都是三級幹部。”

於是,周恩來等又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原劃分的24個行政級別未變,工資稍有改動。最終的方案是:一級594元,二、三、四、五級依次為536、478、425、387元。級與級之間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區類別不同(全國劃分為4-11類),同級地方幹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錢」的原則,軍隊幹部比地方幹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這套等級工資制是從老大哥蘇聯那裏學來的,毛澤東雖不滿意,但也很無奈。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蘇聯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又對等級工資制提出了批評:「現在高級幹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懸殊是太大了,將來可以考慮減少一些薪金。」 國務院據此迅速擬訂了降薪方案:黨政高級幹部,即行政十級以上幹部全面降薪。降薪後,行政一級降為504元;二級降為454元;三級降為405元。

評級、評銜涉及個人利益,經常需要做出平衡調整。為了照顧那些資歷老、戰功大,但職務、軍銜較低的人,也對特定的人給予「低職、低銜、高行政級」待遇。如山東大學前校長成仿吾,行政級評為五級,相當於上將和正省級。對於統戰對象——擔任重要職務的非黨人士,有所照顧,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事例是宋慶齡,被評為行政一級,當時全國被評為一級的僅有她和毛澤東兩人。其他的如著名僑領陳嘉庚被評為三級;章伯鈞為交通部長,工資為行政三級等等。

但在這次授銜評級中,也有主動要求降級的。大將許光達就曾兩次給中央軍委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打電話,申請降銜、降級,雖未獲批准,但在全軍傳為佳話。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內經濟蕭條,出現了饑荒。身為黨中央副主席的陳雲帶頭提出給自己降級、降薪,毛主席拍手稱好,說:「要降,我們一起降嘛!與全國人民共渡難關!」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三級降12%,四級降10%,五級降8%,六級降6%,七級降4%,八級降2%,九至十七級降1%。毛澤東、周恩來等主動把工資降到三級,統一調整為404.8元,自此直到毛澤東周恩來等去世,這個標準就一直未動。

毛澤東家是「月光族」

當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費僅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資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按這個標準,領導們的工資也不算低,但由於各種原因,他們的生活並不寬裕。

吳連登,1964年至1976年在毛澤東家任管理員。據他回憶,毛澤東每月的固定開銷包括黨費10元;他的房屋包括傢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毛澤東家裏的幾大開支,吃飯大約每月100元左右,吳連登說:「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

毛澤東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抽煙要花去100元,還有幾十元的茶葉。吳連登說:「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1969年,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領導開會,旁邊坐著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麼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據吳連登回憶,毛澤東與江青花錢上實行AA制,各花各的錢,各記各的賬,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捲。「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採購,沒有買過那麼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髮膠,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

據1968年1月毛澤東的一份家庭生活收支賬目,他的日常支出一欄列有:「月房租費125.02元;12月、1月黨費40元;日用消費品92.96元;液化氣9.6元;伙食659.13元」。由此可見,從收支上看,毛澤東加上江青的工資,“第一家庭”算是「月光族」。當然,除了工資,毛澤東還有一項大收入,就是稿費,他是有權支配的,但這個稿費是存在中辦特會室的名下,多用於公家的事務,毛的日常開支,還是自己的工資。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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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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