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報告早前揭發，不少申領非華語學生資助的學校，出現「有錢不用」的怪現象，獲五萬資助額，非華語生不足十人的學校中，四分一只用到不足一半的資助。學界形容，這批學校由於非華語生人數少，大多無專人跟進，甚至覺得思考運用資助只是徒增行政成本。至於獲數十萬資助的學校，不少僅聘請無經驗的教學助理充當學校非華語生負責人，舉辦活動成效存疑，外判機構提供的課後輔導同樣質素參差，即使勉強花光資助，教學成果卻不成正比。學者建議設專責老師統籌非華語生教學，始能治本。
本港非華語生人數持續增加，教育局分別在一四至一五學年及一七至一八學年，為中小學和特殊學校，以及幼稚園，按學生人數提供資助。以中小學為例，如錄取的非華語生少於十人，資助額為五萬元，十人或以上的話，資助額增至八十萬，金額隨人數遞增，最高可獲一百五十萬。
為支援非華語生學習中文，教育局會按學校非華語生人數提供資助。資料圖片
然而，審計報告發現，不少申請資助的學校未有用盡資助，由一四至一五學年，到一八至一九學年的五年間，有二成四至三成六領取五萬元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只用到一半的資助額。同期領取六十五萬至一百五十萬的學校，亦有百分之四至一成三只耗用一半資助。
荃灣商會學校約有四十名非華語生，校長周劍豪解釋，資助主要用作專責老師及教學助理的薪酬開支，購買協助非華語生學習中文的教材及舉辦相關活動，「就算今年用不完，只要下年用完都可以。」但他認同，如金額只有五萬，用途則非常有限，「五萬只是教學助理三個月的人工開支。」
業界建議，為任教非華語生老師設立常額教席。資料圖片
港大教育學院助理教授羅嘉怡一直有研究非華語生的中文學習情況，她指出，如校方只有五萬資助額，只能購入相關的教材及工具，但有學校會認為，要動用教師尋找合適教材，行政成本隨時比五萬元還要高。她更知悉有學校為免麻煩，甚至不申請相關資助，「但非華語生人數少的學校，其教學挑戰反而更大，因為學習差異明顯，很難要全班學生放慢腳步，遷就一名非華語生。」
即使非華語生人數多，獲得資助額高的學校，亦不見得能善用資助。中文教師陳老師（化名）曾在一所非華語生佔總學生人數約五分之四的中學任教，該校獲資助額達一百五十萬。他直言「無試過用晒，諗方法都用唔到」，校方甚至會用「財技」務求用盡撥款，例如學校聘請合約中文教師，只要讓該教師負責一至兩堂非華語學生的課後中文補課，其薪金可以資助支付。
有學校利用資助舉辦活動，助非華語生學習中文。
陳老師目前任教的學校獲八十萬元資助，但去年只用了約十萬元，今年要想辦法用盡。他指有部分學校會聘請教學助理專責非華語教育，「月薪萬多元，全年約花費十多萬元」，惟全校只有十多位非華語學生，校方認為請專人負責太輕鬆，亦會分走其他教師的教擔，故傾向以中文老師兼顧正常課堂及非華語課堂。
學校亦會舉辦中文相關活動，例如農曆新年時寫揮春、帶領學生走入社區活用廣東話、與學生到書店買中文書等，陳老師透露，有時為了動用該筆資助，學校會將校內所有活動變成非華語學生活動，「例如舉辦文學活動，要用一萬元，只要有一個非華語學生參加，就可以用非華語基金」，但上述活動的花費均有限，他無奈稱：「好難用幾十萬搞活動」。他又坦言教師職務繁重，「無咁多精力搞咁多活動，錢係有，但人就無咁多。」
坊間有社區中心或非政府機構舉辦供非華語學生的活動，陳老師會帶學生去參與，費用全免。校方有時會外判課後輔導予區內的機構，由機構派導師指導，課堂費用可動用政府資助，但導師一般為在學大學生，教學質素參差，對學生而言亦未必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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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嘉怡認同，部分學校似乎未準備好為非華語生提供學習援助，究其原因，她指出，資助金額每年按學生人數計算，並非恒常資助，學校於是聘請缺乏經驗的合約教師，「其實教非華語生中文難度很高，但現有制度無要求老師須要進修，加上教非華語生的教席只是短期合約，可以選擇的話，大部分老師都會選擇出路較大的方向進修，導致非華語生的教師流失率特別高。」陳老師也認同，現時教育局未就非華語課堂的師資設要求，無要求教師經相應培訓，「要怎麼教，好多時是老師自己摸索。」
有見非華語生人數漸增，羅嘉怡建議，應為任教非華語生的老師設立常額教席，並要求每所學校至少有一名相關資歷的老師，增加老師進修非華語生教學的誘因。中學校長李建文認同增加常額教席有助改善教學質素。此外，部分非華語生佔總學生人數超過一成的學校，現有資助難以聘請足夠教職員，他認為有必要增加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