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生育政策迎來巨變。
5月31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了《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
會議提出，依法組織實施3孩生育政策。政治局會議指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3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於改善我國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保持我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
揭家底的七普數據顯示，全國出生人口出現了「4連降」。在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達到1786萬之後，2017年、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出生人口規模分別下降為1723萬、1523萬、1465萬和1200萬，4年累計降幅達到32.8%。
如果生育率持續低迷，預計 2050年全國出生人口規模將下降到873萬人左右，比目前出生人口規模減少 1/3 以上。
另一邊，中國的人口紅利期也漸入尾聲。
2020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相比十年前少了2947萬人；老齡化人口則相比20年前翻了差不多一倍，未來15年中國還要再增加1億個老人；0到14歲的嬰童數量，在30年時間里減少了25%；總而言之，以後工作賺錢的人會越來越少。
雖然目前我們的人口結構還是長方形，維持GDP 6%的增長問題不大，但人口慣性是跨代際的巨大力量，嚴重的少子化、凶猛的老齡化疊加人口性別比的扭曲失衡，會不斷降低中國經濟的活力，反過來又進一步抑制生育水平。一旦步入倒金字塔結構，人口萎縮已經如猛虎，想攔都攔不住。
之前央行一份老齡化工作論文中特別警告，在倒金字塔時期，代表社會最大負擔的老年人進入資產清算階段，簡單說就是老年人開始通過賣房、賣股票、賣債券來維持生活，而這部分人的比例又非常接近那些要買房、買股、買債的勞動人口，因此可能會導致資產清算壓力上升，資產價格承壓。
中國人口結構幾十年的變化。
針對三孩政策可能讓女性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會議提出，「要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加強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
短期來看，3孩政策可以提高人口出生率，刺激消費。
從中長期來看，這是中國構建內循環經濟的手段，對國民資產安全、國家財政收支、國防安全、甚至是民族大業都有深遠的影響。
華商研究院分析此次政治局會議釋放出了一個與以往極為不同的信號——比起「生」，如今中國政策重點更在「育」。
比如，會議前所未有地提出要」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要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降低家庭教育成本」。
我們很可能來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國家的力量將會更加深入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的決策中，從結婚、生娃、住房、教育、離婚、養老，中國式「從搖籃到墳墓」的婚育制度正在漸成體系。
展望未來，各地或將醖釀諸多不同尋常的動作。一場前所未有的平權運動在中國拉開了。
單純放開生育政策已經不足以扭轉人口結構變化的大趨勢，這應該是目前國內學術界的共識了。
中國年輕人不想生，不是生不起，而是養不起，歸根結底，是方方面面造成了生育養兒的成本高企。
全國養娃成本最高的10大城市均突破100萬，北上廣深4大一線城市更是在200萬以上。最貴的北京養大一個小孩成本276萬元人民幣(之前香港也講過養大一個小孩成本400萬港元)。這還都沒算上買學區房砸入的那大幾百萬元樓價「押金」。
全國養娃成本TOP 10城市。蘇寧金融研究院
生一個孩子，大家就無休無止競爭、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生三個孩子，就是從自家開始鬥，光是一家人內部資源分散去三個小孩，起跑線就落後了一大截。
而在養兒育女的每一個階段，地板與天花板的差距之大，只能說貧窮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在內地養兒育女的每一個階段的高低開支。21世紀經濟報
最近年輕人「躺平」的話題走熱(即無欲無求)，背後也是年輕一代不可忽視的生存焦慮。與其說是年輕一代低慾望，不如說是逼於無奈之下被動降低需求，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對微觀個體來說，這是理性選擇，也是個體自由，但從宏觀層面而言，卻會嚴重傷害經濟的內生動力。
所以，國家出手了。
政治局會議罕見強調，「要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推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降低家庭教育開支。」
生育政策不再是單獨呼籲放開生育，而是需要體系化對待、多舉措應對的問題了。
從現在開始，中國的生育政策，重點不在「生」，而在「育」。
國家的力量將會更加深入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的決策中，從結婚、生娃、住房、教育、離婚、養老，中國式「從搖籃到墳墓」的制度正在漸成體系。
未來5年，中國將會醖釀更多不同尋常的動作。
按照既有的大趨勢，可以有幾個大猜想。
第一大猜想：課外補習班機構將倒掉一大批。
大家知道現在的清北畢業生，最喜歡去哪裡嗎？除了體制內，就是教育培訓機構了。
2019年北大校本部2822名畢業生中，去向最多的行業不再是高含金量的金融業，不再是全國一流的互聯網大廠，而是教育行業，總數650人。剔除掉去體制內的（高等教育單位509人、中初教育單位112人），剩下的29名精英大概率是流向了民營的教育機構。
對比2017年北大校本部2421名畢業生的去向，教育排名只是第四，人數是2019年的一半左右。
北大2020屆中國語言文學系的畢業生去向中，教育業居首，3個典型就業單位全都是培訓機構。清華也不例外。清華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顯示，從2019年到2020年，包括培訓機構在內的教育業就業人數，從316人上漲到436人，佔比從11.8%上漲至15.5%。
為什麼現在最優秀的大學生都大量進入課外補習班行業呢？很簡單，因為這些行業真的很賺錢，能給他們超越絕大多數同學的高薪。
當資本開始把持教育，並鼓譟社會焦慮情緒來獲利時，它們就已經被納入了監管的射程之內。
這半年來，監管重拳出擊在線教育機構。從禁止廣告、線下關閉整頓，到各級部門多次發聲監管，新東方、猿輔導、高途課堂（跟誰學）、好未來（學而思）等在線教育機構都經歷了股價暴跌。
最近，好些校外教育機構已經開始進行大範圍的裁員，就是意識到未來再也無法四處擴張了。
第二大猜想：教師輪換制或將大面積試水，學區房價值大打折扣。
為什麼中國的學區房特別貴，因為好的師資力量都集中在了市中心。
只有老師們在全市範圍內流動起來，才能提高郊區教學質量，讓市區和郊區的教育資源均衡化。
在解決教育資源分配不均這方面，日本值得我們借鑒。
自二戰之後，日本實行了教師「定期流動制」，法律規定所有教師和校長不能在同一學校的任期超過一定年限，對於流動的教師還會給予給予相應的津貼。有數據顯示，日本教師平均每6年流動一次，校長3~5年換一次學校。
日本這一制度實行了70多年，極大地縮小了學校之間的師資力量差距。
國內雖然有所仿照探索，但有的地方是按比例流動輪崗，並非涉及所有教師隊伍，流出去的教師可能並非特別優秀，也有的地方局限於在本區縣內流動，對於郊區薄弱學校的師資狀況改善不大。因此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深化。
在4月份政治局會議中，高層罕見提出了「防止以學區房等名義炒作房價」，說明瞭當前解決學區房問題的緊迫性。如果任由學區房的火再燒下去，就會有更多的孩子被剝奪公平的教育權。隨之而來的，是更進一步的階層固化。
學區房改革將會加速向全國蔓延，數十萬元一平方米價格的學區房走到末路了。
第三大猜想：結婚高禮金將成為歷史，一場移風易俗的婚姻改革即將展開。
5月26日，那塊新時代中國改革試驗田又傳來新消息——
雄安被確認為河北的婚俗改革試驗區，將通過3年實驗，遏制高價彩禮、人情攀比、鋪張浪費、低俗婚鬧等不良風氣。
想要介入社會習俗，通過觀念教育當然是僅僅不夠的，那麼更有力的手段，或許便是出台彩禮指導價了。
前段時間，江西某銀行還專門配合農村天價彩禮的陋習，別出心裁「推出」了一份「彩禮貸」的產品。海報寫著，最高可貸30萬元，年利率為4.9%，貸款用途為新婚旅行、購買首飾、購買車和家電等。結果就遭到了社會各界、主管部門的痛批
婚姻變成了負債，最後就是娶不起了，主因其實還是扭曲的性別比，是娶不到。
中國結婚彩禮全國平均6.9萬元。最高的浙江要付18.3萬元。
據統計局公佈的七普數據，中國20歲至40歲的適婚男性比女性多1752萬人。特別是高彩禮的江西，90後人口性別比失衡最嚴重的省份，達到了120.8：100。
所以，限制彩禮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除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問題，還需要完善農村養老體系，解決農村老人嫁女的後顧之憂。
單純放開生育政策已經不足以扭轉人口結構變化的大趨勢，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政策重點，會從「生」轉向「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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