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達成15%全球最低稅率協議 對中國影響微 對跨國科企影響大

當地時間6月5日，七國集團（G7）就跨國公司納稅規則達成協議，同意向跨國公司徵收至少15%的企業稅。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Rishi Sunak）告訴記者：「經過多年的討論，G7財長們達成了一項歷史性的協議，即改革全球稅收體系，使其適應全球數字時代。」

該協議旨在結束長達數十年的「鬥低稅率競爭」，即各國競相以超低稅率和免稅優惠吸引企業巨頭。對於亞馬遜、谷歌等美國科技巨頭來說，它們預計將在業務運營的國家繳納更多稅款。

G7財長在倫敦舉行會談。

協議顯示，G7財長同意以國家為基礎，向跨國公司徵收至少15%的企業稅，並採取措施確保企業在在其開展業務的國家納稅。

對G7國家來說，15%的最低稅率遠低於其目前水平。根據稅收基金會的數據，2020年，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美國、英國的企業稅率分別為32%、29.9%、29.7%、28%、27.8%、21%和19%。

該協議補充稱：「我們承諾在稅收權利分配上達成一個公平的解決方案，授予市場國家向最大、最賺錢的跨國企業（利潤率超過10%）利潤的20%進行徵稅的權利。」

G7財長定於6月5日至6日在英國倫敦舉行會議，這是新冠疫情以來各國財長首次舉行面對面會晤。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將這一協議形容為「歷史性的」。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將這一協議形容為「歷史性的」。蘇納克在推特發文稱，此舉將有助於打擊大型跨國公司的避稅行為。

據聯合國估計，跨國公司轉移利潤導致各國政府每年損失的稅收高達5000億美元至6000億美元之間。

《金融時報》5月份曾報道稱，如果各國財長能達成非正式協議，那麼G7領導人可能在G7峰會上正式簽署該協議，以便向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全面框架（inclusive framework）」進行磋商的135個國家提交一份計劃。「這可能導致一個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國際企業稅收改革。」

多年來，富裕國家一直難以就從谷歌、亞馬遜和臉書等大型跨國公司徵收穫得更多稅收達成一致。有關全球稅制改革的談判始於2013年，但由於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提出的賦予企業納稅選擇權的「安全港」原則而一度陷入停滯。拜登上台後宣佈放棄該原則，提出將全球企業最低稅率設定為15%，打破談判僵局。

如果確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不低於15%，會發生什麼？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前特別助理戈登斯坦（Jeff Goldstein）曾舉例稱，一家總部在A國的公司在B國報告收入，B國的稅率是11%。在全球最低稅率為15%的情況下，A國將「補足」稅款，並從B國收取該公司利潤的另外4%。這將削弱企業向低稅率地區轉移的任何優勢，並迫使各國遵守全球標準。

外媒分析，最低稅制生效後，對於美國的科技巨頭來說，它們預計將在業務運營的國家繳納更多稅款。企業將難以轉移到稅率較低的地區謀取更多利潤；與此同時，此舉還可以為富裕國家獲得更多稅收，以彌補新冠疫情對各國造成的經濟損失。

如果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能夠在多邊談判層面成功，將對各個國家、企業產生影響。

中銀研究在《「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倡議的影響、挑戰及建議》中指出，長期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將低企業稅率作為吸引國際投資、擴大本地企業規模和就業率的重要手段，甚至展開「逐底競爭」。2001年至今，全球平均企業稅率由27%降至20.2%。

無論是G20、OECD經濟體還是非OECD經濟體，企業稅率均保持平穩下行態勢，其中OECD經濟體下降幅度最大，為7.88個百分點；非OECD經濟體降幅最小，為6.23個百分點；G20成員國降幅為6.92個百分點，目前平均企業稅率仍高於25%。

上述報告還分析，「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倡議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其在穩定政府稅收制度、提高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壓降債務負擔，防範公共債務危機等方面具有促進作用。

對於中國的影響，此份報告認為，中國落實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所面臨的內部障礙較小。中國現行企業所得稅稅率較高，一般標準為25%，既高於OECD包容性框架下12.5%的稅率目標，也高於美國15%的最低稅率底線。另外，OECD倡導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只適用於營收超過7.5億歐元的大型跨國公司，受影響的主要是高利潤跨國公司，對廣大中小企業不會產生影響。

協議對低稅率國家影響最大。

根據稅收基金會的數據，2020年企業稅率低於15%的國家包括塞浦路斯（12.5%）、愛爾蘭（12.5%）、吉爾吉斯斯坦（10%）、卡塔爾（10%）、匈牙利（9%），以及澤西島、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等稅率為0的避風港。這些國家和地區勢必將受到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的影響。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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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