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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赤裸裸地搞個人獨裁:黨員要無條件服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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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赤裸裸地搞個人獨裁:黨員要無條件服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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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赤裸裸地搞個人獨裁:黨員要無條件服從我

2021年06月06日 19:22 最後更新:17:20

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在東京的合影(資料圖)

福州領事館,讓福州領事告知孫中山廣東已無可為,讓他們採取應變措施。

日本駐福州領事找到孫中山後,將廣東的變故詳細告知,孫中山便表示願意前往日本,但日本領事稱日本政府對中國時局採取中立政策,是否接納孫中山避難尚不得知,於是他勸告孫中山前往台灣暫避。孫中山聽後,便於次日赴基隆。

報後,也乘船前往神戶。在孫中山航行期間,日本政界元老犬養毅和黑龍會領袖頭山滿向政界反覆交涉,終於妥善得將孫中山安全接到神戶的一個別墅保護起來。當時宋嘉樹(即宋慶齡之父)也在神戶的東方大旅館,隨即為孫中山展開對外聯絡。數日後,胡漢民和廖仲愷也來到神戶與孫中山會合。

8月16日,孫中山、胡漢民等人離開神戶前往東京,到後便住在頭山滿宅邸的隔壁—東京赤坂區靈南坂町27番地海妻豬男彥宅,直到一年後才搬到豐多摩郡千馱谷町大字原宿109番地。頭山滿是日本黑龍會的創始人,其人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既支持日本對華侵略,又支持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動,這次孫中山等人遭難,他認為是「窮鳥入懷,獵夫不殺」,孫中山也由此在東京呆了近3年的時間。

在日本定居後,黃興也趕到東京與孫中山會和,兩人重逢之時,相對無語,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總結「二次革命」失敗原因時,這二位領袖產生了分歧並發生爭吵,孫中山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原因是黨內組織渙散,黨人不聽指揮,缺乏嚴格的紀律,以至錯失良機。因此,孫中山認為,這次革命完全是敗於自己而不是袁世凱。

黃興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二次革命」是一場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凱一手造成的,而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我雙方力量過於懸殊。由此,黃興不同意孫中山立刻發動第三次革命的主張,而是提出要積蓄力量,以圖再舉。

孫中山對黃興的消極態度很不滿意,隨後便在東京著手改組政黨的工作。孫中山認為,革命之所以遭受慘痛失敗,原因還在於黨內「革命成功、革命黨銷」的思潮,加上同盟會被改組為國民黨後,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黨內紀律全無,幾如一盤散沙;要想打敗袁世凱,就必須將這個形同虛設的國民黨痛加改造,所謂之「毀黨造黨」,即將原國民黨重新改造成一個新黨,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中華革命黨」。

事實上,中華革命黨還是倚靠當年同盟會的老底子,至於宋教仁組建國民黨時期合併而來的那些政治力量,當時已經名存實亡,也就乾脆剝離出去。另外,孫中山在建黨時提出,革命程序應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這是孫中山首次提出這一成熟理論,這也為後來國民黨的施政提供了理論支持。

中華革命黨最為人詬病的是孫中山說提倡的准極權體制,那就是黨內要無條件擁護黨魁(就是孫中山自己了),黨中所有的高級幹部不由選舉產生,而是由黨魁直接指派;黨員也分成三個級別,即「首義黨員、協助黨員和普通黨員」;所有的黨員必須立下誓約,並加蓋指模(即按手印),聲明「犧牲自己,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並立誓如下:「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約的最後還加了一句,「如有貳心,甘受極刑」(這就有點過分了,搞得跟黑幫入會一樣)。

對於這個誓約和儀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贊成,但孫中山認為革命失敗就是因為缺乏紀律導致,因而對此毫不相讓,絕不妥協。孫中山說,「第一、革命必須有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第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第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你們的見識有限,所以應該盲從我);第四、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這絕無退讓之餘地」。

至於按手印一事,孫中山同樣認為是天經地義,不容有絲毫的更改。據當時在一旁觀禮的革命老同志居正回憶說:「總理意志強毅,態度堅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事實上,即便是孫中山自己,也要宣誓立約,以示莊重(不過免了手印一節)。

孫中山這樣赤裸裸的搞個人獨裁,不免令同盟會的一些元老級人物感到寒心。中華革命黨在1914年7月成立後,除了陳其美、戴季陶、張人傑、蔣介石、鄧鏗、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黨外,其他有影響力的革命黨人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吳稚暉、蔡元培、鈕永建等人都紛紛拒絕參加。就連跟隨孫中山多年的汪精衛,也對此不以為然。他們在得知蓋手印一節後,或聞風遠逸,或罷工杯葛,最終使得中華革命黨並沒有在歷史上發揮什麼重大作用,除了開過一次成立大會,外加若干次失敗的小行動外,也就在「二次革命」後的民國政局中被基本邊緣化了。

本文摘自《民國原來是這樣》,金滿樓 著, 現代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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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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