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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的悲劇:劉少奇被整死時無衣遮體

博客文章

國家主席的悲劇:劉少奇被整死時無衣遮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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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的悲劇:劉少奇被整死時無衣遮體

2021年06月13日 18:21 最後更新:11:10

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人數不足半數的情況下,卻宣告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

1968年10月13日,中共歷史上最為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它的奇特之處在哪呢?按規定,全會應出席中央委員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補中央委員98人。因一些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已被打倒或受審查,被關在監獄或牛棚中,所以實到中央委員40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這在中外執政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恰恰是這個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的全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製造了中共歷史上的最大冤案: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行累累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專案審查小組建議黨中央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陳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壓,堅持自己的意見,當別人高舉雙手的時候,她把臉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對……

本來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戰鬥過的老戰友。1922年,他們曾共同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後來劉少奇一直在白區工作,毛澤東在根據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時期,他們都被看成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同樣受到打擊,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為黨的歷史上的這次偉大轉折作出了貢獻,作為「左」傾危害的體驗者,劉少奇積极參加清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並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大量著作,貢獻突出。當時毛澤東給予劉少奇很高的評價,他曾對薄一波說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白區的代表。1943年,劉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書記處工作當時的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只有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三人。在這期間,劉少奇在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和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實際上成為黨的第二把手,被譽為中國的斯維爾德洛夫。每當毛澤東外出時,劉少奇便被委託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與毛澤東共同領導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物上,“劉主席”的稱號與“毛主席”並排出現,當然也有兩位主席的肖像,劉少奇也被稱為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1961年,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勛爵時,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大體發生在1962年初。他與外賓談話中說,他發現劉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也說「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認識和態度上,劉少奇本來是贊成三面紅旗的,但1961年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後,他回湖南老家寧鄉縣炭子沖搞調研,接觸到農村的真實情況。他看到到處是荒涼的田野、飢餓的人群,婦女們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們在樹下采樹葉,許多人餓得得了浮腫病,和原來聽到的彙報和想像根本不是一回事,改變了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劉少奇講:這次回來,看到鄉親們很苦,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在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對這些錯誤負主要責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再次批評黨的一些工作沒做好,“這幾年黨成為執政黨是好事情,是成績,亂指揮人家也聽你的。但是,繼續這樣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這樣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更進一步指出全國有一部分地區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開」,不能說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診斷,認為錯誤原因是經驗不足,但也有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驕傲自滿情緒,違反實事求是精神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還提出彭德懷信中說的一些具體事實不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可能好些,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建議解放彭德懷。這些觀點顯然涉及三面紅旗,也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一直認為三面紅旗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體現,是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完全正確的,他曾表示願與全世界反對三面紅旗的人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因此,誰反對三面紅旗誰就被認為是修正主義,劉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傾錯誤。這個分歧導致了老戰友的分手。

造成毛、劉分手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待四清運動的不同看法。毛澤東認為要從政治上搞四清,鬥爭的重點是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劉少奇則認為應從經濟上搞四清,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要把什麼問題都往階級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很生氣,聯想起鄧小平勸他可不參加會(當時毛澤東感冒,鄧好意勸他不必參加會),認為中央第一線不讓他放心,並堅持讓劉少奇作檢查,認為這不是個人之間的是非,而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大是大非。這件事加劇了兩人之間的衝突,毛澤東對劉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當時的外交問題上,在調整改革中出現的包產到戶等事上,毛劉二人間也有較大分歧,總之,毛澤東認定,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總代表,中央也會出現修正主義,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六月的北京,風雲動蕩。劉、鄧決定派出工作組引導「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不同意,他認為應該“統統驅逐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出席會議,但會議是按照他4月份在杭州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部署和他在會前的安排進行的。劉少奇主持會議,5月16日,會議下發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但劉接受「文化大革命」是勉強的。

話給毛澤東,請示彙報,均未收到明確的回復。迫於無奈,他和鄧小平乘飛機親去杭州,與毛澤東面談運動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討論工作。毛澤東委託他們相機處理。

劉、鄧回京後,立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工作組控制和引導「文化大革命」。但毛澤東不這樣看,他認為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該“統統驅逐之”。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點名批評劉少奇、鄧小平,決定撤銷工作組。還是那種決定過無數重大事件的手勢,還是那典型的湖南鄉音:撤掉,統統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成為不點名的「資產階級司令」,他在黨內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決定林彪為接班人。劉當即表示:保證服從黨的決議,努力去認識自己的錯誤,不做任何不利於黨的事。此後,劉少奇處於被批判的境地。

對於革命者來說,政治上的打擊往往是最沉重的,但恰恰因為他們是革命者,卻又總有不屈的堅韌和寬廣心胸,對劉少奇來說,工作還要做,飯還是要吃,但本來就少言的他說話更明顯變少了。

他有個習慣:總是在開飯前幾分鐘才入桌,隨便說幾句話後就開始吃飯,一邊吃,一邊思考事,基本上不在飯桌上講話,吃完飯再去辦公室。現在,他犯了「錯誤」,晚飯更顯得心不在焉,他要認識錯誤,他要準備書面檢查,以讓毛澤東滿意。

10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節,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內,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內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中一項議程是劉少奇在全體會上作檢討。

對這個檢討,劉少奇早就準備了。1964年的一句插話都讓毛澤東大發脾氣,最後作了檢討,現在這麼大的「錯誤」哪有不檢討的道理。劉少奇很精心,很認真地作了準備,並很快把檢查稿送交毛澤東審閱。9月14日,毛澤東在劉少奇的檢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檢查上寫的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當一些,請酌定。

毛澤東

9月14日

劉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

「我的檢討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講50多天來的錯誤。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50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是路線方向性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第二部分,是說我這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也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的錯誤,如1946年在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有錯誤,對林彪的指導是不夠的;1949年在天津的講話有右傾錯誤,1962年犯有右傾錯誤,1964年又犯形‘左’實右傾的錯誤等。第三部分,講我犯錯誤的原因,一是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更深入、更廣泛的新階段,不理解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亂,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錯誤估計形勢,世界觀沒改造過來;第三,最根本的是沒學好毛澤東思想……」

當然,他是專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徑講的,雖然他不諉過、敢負責,但事實上他沒弄清,也無法弄清自己犯了什麼錯誤。

劉少奇的檢查沒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溫度,也沒能因此保護更多的人免受衝擊。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指責、批評、批判,連紅牆圍起的中南海也出現了刺眼的大字報……作為國家主席,他有責任制止這種作為,可他沒有了能力,現實讓他作出選擇。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辭職。

劉少奇找到了周恩來總理。

「總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是我怎麼也沒料到的,我現在這個國家主席的位子已毫無用處,為了儘早結束運動,讓廣大的幹部免受更大的衝擊,讓國家少受點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

同樣憂心忡忡的周恩來安慰地說:

「少奇呵,你不要太傷心,好多事情都很難辦,這不行,不行啊。還有個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問題。」

毛澤東會見劉少奇,劉少奇懇請辭去國家主席,使黨少受損失

就在劉少奇想辦法如何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同時,批劉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為王光美專案組實為劉少奇專案組的班子成立,當日下午,「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部分上了街。1967年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騙出中南海。1月7日,劉少奇之子劉允若被抓進監獄。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衝到劉少奇家,開劉少奇的批鬥會,讓他背誦毛主席語錄,若背不出,便是不忠於毛澤東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輛華沙牌卧車直駛劉少奇住處,隨車秘書要他立即乘車去人民大會堂,毛主席要找他談話。事情顯得有些突然,劉少奇心裏拿不准此行的意圖,他拉下車窗帘子,閉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沒有什麼多想的,互相通通氣,看看他的態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實在不行,回家種地去,重要的是要保護各級領導幹部,這種搞法對國家損失太大……

「噢,少奇來了,坐,坐。」毛澤東正倚在沙發上抽煙,他沒有站起來。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談?」劉少奇平靜地問。

「找你談一談。平平的腿好了嗎?」很顯然,毛澤東已知道造反派以劉平平腿被車軋斷為名,騙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華大學的事。

「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劉少奇沒表現出憤怒和委屈,“主席,這次我犯了大錯誤,是路線錯誤,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沒有馬上接話,他沉吟不語,不住地抽煙。

毛澤東不會接受劉少奇的請求,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劉少奇自動退出政治舞台,實際上卻是一種規諫,甚至是一種無奈的抗爭。毛澤東並不想把「文化大革命」到此為止,再說,讓國家主席帶著妻子兒女回農村種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

毛澤東避開了劉少奇的話題,他建議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還特意介紹了法國學者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的《機械人》。臨別時,毛澤東親自送劉少奇到門口,要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對劉少奇來說,會談沒有實質性意義,儘管他後來說「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叮囑我認真學習,保重身體」。他心裏明白,毛澤東既沒拒絕他的要求,也沒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掛起,接受批判。

果然,沒過幾日,劉少奇的家再次遭受衝擊,造反派把他和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張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鬥。面對嘈雜的人群和責問,劉少奇的聲音很堅定:我從來沒有反對毛澤東思想,只是有時候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我從來沒有反對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過意見分歧……伴隨他的聲音,是那在寒風中陣陣晃動的蒼蒼白髮。

接著,造反派扯斷了劉少奇家中的電話線,紅機子的聲音再也沒有悠揚地響起過。

中南海外,幾十萬人圍集四周,一百多個高音喇叭發出刺耳的喧叫:「打倒劉少奇」

影(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我早在去年8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在中央委員會辯論,在人民群眾中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

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著口號衝進劉少奇辦公室,向他宣佈如下勒令:必須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作息時間(過去劉少奇習慣夜間工作,上午休息),並按戚本禹文中所列的所謂「八大罪狀」提出質問。

劉少奇早就渴望能有一個機會讓他公開答辯,雖然現在是個非常場合,但畢竟有了把話說出來的機會,他逐條駁斥戚文對他的污衊,有理有據,義正辭嚴,當造反派質問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時,劉少奇一下子怒火衝天,白髮上豎:“這個問題簡直是豈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獄是經過黨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在進攻華北時,必須保護這批幹部,不能再讓日寇把他們殺了,他們都是黨的寶貴財富啊!這事,中央許多領導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論嘛!”

第二天,劉少奇交出一篇關於「八大罪狀」的答辯,工作人員把原件上送,並抄成一份大字報在中南海內貼出,不料,幾個小時之後,竟被撕得粉碎。

一連串的莫名打擊,使劉少奇精神上極為痛苦,加上突然改變作息習慣,限制安眠藥用量,他幾天都沒能睡著,身體變得很弱,偏偏在這時候,清華大學造反派們要組織30萬人的大會批鬥王光美……

劉少奇急了,怒了:「我有錯誤我承擔,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要作檢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見群眾,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死都不怕,還怕群眾?」蘊結在心中的積怨終於如火山一樣爆發了。

「我沒有搞過陰謀詭計,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得自己去改!」“別人就是一貫正確的嗎?要一分為二,為什麼不許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見?有不同意見就把人抓起來!?”說到這裏,他把手中的湯勺猛地摔在桌子上,整個身體都顫抖起來。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把在家的幾個孩子叫攏過來,緩緩地說:「將來我死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你們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多年鬥爭磨鍊出的感覺告訴他,下一步,將會變得真正殘酷起來。

1967年7月18日晚,依據江青、戚本禹的提示,中南海造反派和幾十萬群眾聯合批判劉少奇。中南海外,幾十萬人聚集四周,他們攜帶的一百多個高音喇叭奏出高調的喧鬧聲;中南海內,造反派把劉少奇、王光美分別揪到兩個食堂內批鬥,同時抄了他們的家。劉少奇被強按著頭,彎腰站在會場前,不許他說一句話,否則就用語錄本敲他的臉和嘴,批判持續近兩個小時,年近七旬的劉少奇已難以忍受,汗珠不斷地從他臉上滲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絹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邊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絹打落,他的汗水也隨著震動流在地上……

對劉少奇的批鬥逐步升級,劉少奇寫信給毛主席:「我已失去自由」

8月5日,為了與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人大會相呼應,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鬥劉、鄧、陶大會,分別在各自家院內舉行。幾個彪形大漢把劉少奇、王光美架進會場,他們一會兒強按下劉少奇的頭,把他的手扭到背後,強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樣子,還讓他做噴氣式;一會兒又揪著劉少奇稀疏的白髮,強迫他抬頭拍照;最後,他們把劉、王押到會場一角,硬把他們按下去向兩幅巨型漫畫上的紅衛兵鞠躬。此時的劉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腫,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著襪子,在神聖的祖國大地上,在莊重的中南海院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竟遭到這種侮辱性對待!王光美的心流血了,她不顧一切,掙脫造反派的手,撲向劉少奇,劉少奇也不顧拳打腳踢,與王光美的手緊緊握住,也許,這是最後的告別!執手相看淚眼,怎不凝語哽咽?他們傳遞友情、溫暖和鼓勵的手終於被暴力分開。

批鬥會後,劉少奇被押回辦公室,他雖疲憊已極,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鈴叫來機要秘書,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嚴正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麼對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扞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

儘管秘書當夜就寫了彙報,但劉少奇的抗議沒有收到任何回答。

8月7日,劉少奇給毛主席寫信,抗議給他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書面提出辭去現任職務,並告訴毛澤東「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劉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傷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們與他在同一個院子裏,卻不能相見,更不能相互照顧。十幾天後,這種在同一個院子裏的待遇也沒有了,9月13日,劉少奇的孩子們被趕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獄,劉少奇則被強迫抽去腰帶,被「嚴加看守」起來。

當劉少奇得知妻子兒女已經離家,自己已是孤身一人時,精神受到極大打擊,身體狀況也急劇惡化。

強迫改變生活習慣,加上不給足量的安眠藥,劉少奇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眠,以致他神志恍惚。

他的手臂在戰爭年代受過傷,加上批鬥會上的扭打,舊傷複發,為穿一件衣服要折騰一兩個小時。

他的右腿被打傷,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要走50分鐘,前後跟著的看守戰士也不敢上去扶一把,後來實在走不動,就讓工作人員去把飯打回來,但去打飯的人也被稱為「保皇兵」,人們也不願去打飯了,只好打一次飯分吃幾頓。

他滿口只剩下七顆牙,根本嚼不動窩頭、粗飯。

他長期有胃病,加上常吃剩菜餿飯,身體更為虛弱,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裏,弄得滿臉滿身都是……

劉少奇病得越來越重,大夫護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都要開一陣批鬥會,一邊檢查病情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狠狠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還把他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葯也給停了,知道說什麼也沒用,劉少奇只能默默忍受著……

1968年7月,劉少奇突然發起高燒,醫生過來用常用藥敷衍一下就走了。第二天,他的病轉成肺炎,引起多種併發症,隨時有死亡的危險。上面得知後,立即派醫護人員來搶救,防止劉少奇死掉,當時的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對醫護人員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了,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出黨,給九大留活靶子。」

為維持劉少奇的生命,醫生提出實行監護,住院治療,被看守人員拒絕;醫生請求撕掉卧室內掛滿的標語口號,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也被拒絕。劉少奇雖然沒癱瘓,也只能躺在床上無力起身,沒人給他換洗衣服,沒有扶他起床大小便,由於不活動,他的雙腿肌肉逐漸萎縮;他的胳膊和臀部由於打針被扎爛了,護土記錄日記上寫著: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殘忍的折磨,使劉少奇植物神經紊亂,他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飼維持快枯竭的生命,疾病和窒息的難忍,常使他緊緊攥著拳頭,或伸開十指亂抓、亂撕,一旦抓住東西就死死不放,醫護人員實在不忍目睹他難受的情景,就把兩個硬塑料瓶讓他捏在手裏,不久,這兩個塑料瓶被攥成了兩個「小胡蘆」……

劉少奇在得不到及時治療的情況下,心臟停止了跳動。他懷著一腔怨恨,永遠離開了人民和親人

對劉少奇來說,活著已是一種折磨的懲罰,但他還是要堅持活下去,他要活著看到事實證明他不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司令。

但是,他萬萬沒想到,他等來的卻是晴天霹靂,卻是轟然雷擊。這就是本文開頭的一幕,他被中共中央十二中全會定為「叛徒、內奸、工賊」,被“永遠開除出黨”,而且是在他70歲生日,即1968年11月24日這一天通知他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日期是10月31日)。

劉少奇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氣憤得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嘔吐起來,長期積鬱在心頭的氣憤和非人折磨留給他的疾病,一起爆發出來,他的血壓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體溫達40℃。但他一聲不吭,攥緊雙拳,那雙乾澀的、快要裂開的眼睛,噴射著怒火……寒風凄凄,枯木凋零,心已成灰……

從此,劉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話也不說,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語也一句不說,他用無言表示堅決的抗議。

周恩來動員北京醫院的兩個護士專護劉少奇,仍沒改變他的沉默,他知道自己快堅持不住了,活著看到改變命運不太可能,他的冤屈只能到馬克思那裏去說了。

1969年10月17日,依據林彪的「一號手令」,隨時都可能死亡的劉少奇被專機送往河南開封。

晚7點多鐘,光著身子的劉少奇他原來的衣服爛了,沒有人補,髒了沒有人換,乾脆給扔了被人用粉紅色的緞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條白床單,放在擔架上,送上了飛機。他鼻子裏插著飼管,喉嚨里塞著吸痰器,胳膊上扎著輸液管,奄奄一息……

晚9時許,飛機降落在開封機場,接受「緊急任務」的醫護人員馬上爬上舷梯,走到後艙,看見擔架上躺著一個白髮老人。走近一看,面容非常熟悉:這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嗎?醫護人員怔住了……劉少奇的擔架被抬下飛機,放到救護車上,救護車在漆黑的夜路上駛向市區,但不是去醫院,而是去市人委大院裏的一個由重兵把守著的獨特小院。

從這夜開始,小院內外,如臨大敵,戒備極嚴,事先被告知執行緊急任務的醫護人員從此失去「自由」,不許外出,不許寫信,不許同家人有任何形式的來往,形同軟禁。

由於劉少奇在擔架上沒穿衣服,到開封的當天夜裏,他的肺炎就犯了,高燒39℃,嘔吐厲害,但林彪在河南的同夥卻彙報稱「一切均好,病情無異常變化」。

11月5日,劉少奇再次高燒,搶救兩天以後才降到℃。當時在他身邊的人都說:「他雖然不說話,但特別配合治療。他還是希望活下去,活到他等待著的那一天……」

11月8日,專案組下令:凡北京陪同來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個人也不准留。北京帶來的葯也不准用,臨走之前,專案組的人還特意去火化場看了看,然後,向當地負責人訓話說:「要激發對劉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證據。」

11月10日晚,劉少奇再度發高燒;試體溫表,5個小時後才取出,體溫為℃,雖不能確診是否肺炎,但按肺炎治療,不准送醫院搶救。到11日深夜,劉少奇嘴唇發紫,兩眼瞳光反應消失,體溫℃。但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40分才發出病危通知,五分鐘後,即公元1969年11月12日6時45分,劉少奇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6時47分,值班醫生和護士趕到現場。

8時47分,「搶救」小組人員到達現場……此時劉少奇已被轉移到地下室里,厚厚的鐵門上了鎖。

劉少奇的老衛士長李太和聞訊後火速從北京趕往開封,直奔老首長身旁,只見劉少奇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蓋著一個白床單。一尺多長的白髮蓬亂著,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下頜一片淤血……

李太和偷偷抹去奪眶而出的眼淚,蹲下身去,給劉少奇剪去一尺長的白髮,颳去長而稀疏的鬍子,又找一身普通的衣服給他穿上,然後就被人支開了。15日深夜12點,六七個人把頭部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嚴嚴實實的劉少奇拖到一輛吉普車上,開向開封市東郊的火化場。車廂裝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軀,兩隻腳露在車廂外……

火化場已得到通知,將要火化一個烈性傳染病患者,工作人員忙著噴洒消毒劑。20多個軍人在火化場外實行戒嚴。吉普車到達後,劉少奇的遺體被匆忙地送進了火化爐。與此同時,他生前在開封的遺物也付之一炬,灰飛煙滅,留下的,只有一張骨灰寄存證:

骨灰編號:一二三

申請寄存人姓名:劉源

現住址:××××部隊

與亡人關係:父子

死亡人姓名:劉衛黃

年齡:七十一

性別:男

職業:無業

死因:病死

這就是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沒有親人哭聲,沒有白花黑紗,沒有鮮花哀樂,沒有黨旗覆蓋……

慘啊,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

冤啊,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歷史的腳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過了一個又一個年頭……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傾錯誤,審查和解決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

5月17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國旗低垂,氣氛肅穆。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萬多人,來到人民大會堂,出席劉少奇追悼大會。

劉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後遺體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劉少奇治喪委員會和他的親屬尊重他的遺願。中共中央書記處將散撒骨灰的任務交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執行。

5月19日上午,劉少奇的骨灰在治喪委員會代表和劉少奇家屬子女的護送下,由北京乘專機運抵青島軍港。

眾多的人民群眾和解放軍官兵聚集在青島碼頭,為這位一代偉人作最後的送行。中午,執行散撒儀式的5艘海軍軍艦在綿綿細雨中編隊駛向黃海海域。午後1時許,在哀樂和21響禮炮聲中,劉少奇的骨灰撒向了浩瀚無邊、滔滔不息的大海。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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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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