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立衛生研究院最新發現：2019年12月新冠已在美國傳播

在美國拜登政府到處散布「實驗室洩漏」陰謀論，又試圖發起對中國「病毒溯源」國際調查之際，美國權威機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6月15日發佈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美國多地採集的血液樣本中檢測到新冠病毒抗體，證明早在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就已經在美國本土傳播。

儘管報告作者表示，上述結果無法說明病毒起源，也還沒調查病毒抗體攜帶者是否有海外旅行史，但還是發現了新冠早已在美國流行的「不尋常」事實。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

《華盛頓郵報》指出，研究顯示，2020年初從紐約州、加州等地採集的樣本中，並沒有發現抗體陽性的檢測結果，而這些州一直被認為是新冠最初輸入美國的地區。

就在NIH發佈研究報告的同一天，美國新冠肺炎累計死亡人數突破60萬。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華盛頓郵報》等多家美媒15日報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當天在美國感染病協會（IDSA）官方出版物《臨床感染疾病》雜誌（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發佈了新的研究報告。

研究顯示，早在美國伊利諾伊州、馬薩諸塞州、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密西西比州報告首例新冠確診病例前，這些州內就有人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

NIH此前發起一項名為「我們所有人（All of Us study）」研究計劃，這一計劃旨在收集100萬人的健康信息，參與這項研究的民眾捐獻了自己的血液。研究人員對2020年初採集的2.4萬個樣本進行檢測後發現，至少有9人的血液中出現了新冠病毒抗體，其中有7人在其所在州通報首例確診病例前，就被檢測出病毒抗體。

研究報告截圖。

具體而言，研究人員對伊利諾伊州、馬薩諸塞州、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密西西比州的血樣採集時間分別是2020年1月7日、1月8日、2月3日、2月15日、3月6日；而這5個州首次報告新冠確診病例的時間分別是2020年1月24日、2月1日、2月5日、3月6日、3月11日。

研究報告指出，感染病毒後大約需要兩周時間才能產生抗體，按照抗體檢測時間向前推，那麼伊利諾伊州在2019年12月24日就已經出現了新冠病毒，「這項研究證明新冠在美國流行之初就已在很多州低水平傳播。」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公開的首批12例新冠確診患者，都有中國大陸旅行史或是其密切接觸者，而美國對新冠病毒的檢測始於2020年1月中旬，當時聯邦政府也只是建議對有中國旅行史或其接觸者進行檢測。直至2月26日，美國才通報首例社區傳播（無旅行史）病例。

研究認為，這一時間差「掩蓋了我們在研究中發現的新冠（在美國的）地理傳播。」

這項研究的另一個發現是，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以及華盛頓州西雅圖的檢測樣本中，沒有一例抗體陽性。儘管報告指出，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去年初當地傳播率較低或採集樣本較少，但《華盛頓郵報》還是用「不尋常的發現（striking finding）」形容這一結果，因為這些州原本被認為是新冠病毒最初傳入美國的地區。

論文聯合作者、「我們所有人」代理首席醫療和科學官謝里·斯庫利（Sheri Schully）在接受美媒Axios採訪時稱：「我們的研究並沒有說明病毒的整體起源」，「我們沒有跟蹤這些參與者，瞭解他們是否曾在美國境外旅行，或者是否與有境外旅行史的人有過接觸。但是，對於應對未來的流行病而言，重要的是瞭解在患病率較低的時期發生了什麼。」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布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家、論文的第一作者凱莉·阿爾索夫（Keri Althoff）在接受CNN採訪時說：「這項研究表明，我們還需要從美國的這場流行病中發現並整理出很多東西。」

哥倫比亞大學流行病學專家傑弗里·沙曼（Jeffrey Shaman）對《華爾街日報》表示，希望研究人員能夠進一步挖掘抗體陽性者的旅行史，因為這將提供更完整的信息。

沙曼並沒有參與NIH此次研究，但他早前和同事通過建模得出的結論和NIH研究類似，即新冠病毒在美國官方通報首批確診病例之前，就已經在美國傳播。

此前，已經有不少研究和報道指出，早在2019年12月乃至更早的時候，新冠病毒就已經在美國本土傳播，例如在2020年12月，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和美國紅十字會的一項研究表明，2019年12月中旬美國就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當時，研究人員同樣是通過檢測血液樣本發現這一情況。

作為同樣隸屬於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權威機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研究也進一步證明瞭這些觀點。

而對於NIH的結論，不少美國網民絲毫不意外，在推特有關新聞的評論下，美國民眾分享了自己的經歷：

「我（2019年）12月在馬里蘭州感染了新冠，流感測試呈陰性，醫生告訴我，‘我們忙得不可開交。每個人都帶著同樣的病症，但又不是流感’……」

「幾乎肯定的是，我在2019年11月中旬感染了它，我住在紐約，看了2次醫生，流感和鏈球菌都是陰性……可怕的發燒、身體疼痛，咳嗽持續了2-3周，最後得了肺炎，花了很久才康復。」

「我記得！他們（美國政府）試圖把這些神秘的病例和一些死亡案例歸咎於電子煙，但我認為（那時）新冠已經在美國蔓延了。」

美國網民問：「我們還是要怪中國？」

還有網民表示，雖然看到了最新研究，「但我們還是要怪中國，對吧？」

另一人回答：「中國是第一個向世界通報（新冠）病毒的國家，但這並不意味著病毒來自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評論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近日發表最新研究成果時話，「這再次證明病毒溯源是一個複雜的科學問題，涉及多國多地，應由全球科學家合作開展有關工作，以便更好預防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保護各國人民的生命安全與健康。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初，許多國家衛生專家和媒體已經紛紛指出了疫情在全球多點多地暴發的情況。《歐洲流行病學雜誌》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2019年11月已在歐洲出現。美國疾控中心研究報告顯示，新冠病毒或已於2019年12月在美國出現。瑞典公共衛生局流行病首席專家曾表示，瑞典可能2019年11月就已經出現了新冠病毒感染者。意大利米蘭國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顯示，新冠病毒可能於2019年夏天起就已經在義大利傳播。近日，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免疫學博士鞠麗雅教授就新冠病毒溯源接受專訪時指出，從新冠肺炎流行的總體情況看，多個源頭、多點暴發已經是很明顯的客觀事實。

「病毒是全人類的共同敵人。國際社會應該尊重新冠病毒多點多地暴發的現實情況，在世衛組織主導的下階段溯源工作中，基於全球視野，在多國多地而不是局限於某一區域開展研究。中方已經兩次邀請世衛專家來華。我們希望其他國家也能像中國一樣，本著開放、透明、科學的態度同世衛組織開展溯源合作，為促進全球抗疫合作、挽救更多生命作出應有的貢獻。」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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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統尹錫悅推行親美路線，甚至不惜犧牲國家尊嚴以爭取國際認同，特別是渴望加入G7俱樂部。然而，近期韓國遭受重挫，G7峰會在即，但韓國並未出現在受邀名單上，令其G8夢想化為泡影。

韓聯社報道

據韓聯社報道，2023年的G7峰會將在意大利普利亞舉行，儘管韓國外交部多次嘗試協商，但未能改變意大利的決定。回想尹錫悅夫婦去年在日本廣島G7外圍會議上的喜悅表情，如今對比顯得尤為諷刺。

尹錫悦的外交政策親美反華被質疑

對中國而言，G7並非追求的目標，早在1999年至2008年間，中國連續被邀請加入，卻選擇婉拒。相比之下，韓國視G7為提升國家地位的關鍵，期望借此躍升為全球強國。然而，韓國對G8的執著反而使其陷入尷尬境地，失去尊嚴。

2014年俄羅斯因克里米亞事件退出G8後，韓國看到了入會希望，但直至2021年文在寅才得以參加G7+N會議。韓國普遍認為，加入G7的最大障礙是日本。今年5月，日本邀請韓國參加廣島G7峰會，一度讓韓國看到曙光。

韓國媒體和政界過於樂觀，甚至有人宣稱韓國在心理上已是G8成員。然而，現實是，韓國連參加外圍會議的穩定資格都未確保。面對意大利的G7峰會，韓國積極爭取，甚至與意大利比較經濟實力，希望能獲得認可。然而，意大利最終並未邀請韓國，韓國的期待落空。

分析指出，G7成員國的選取並非東道國意大利一言堂，真正的決策權在於美國。尹錫悅政府誤判形勢，過度依賴美國，忽視了自身外交策略的重要性。事實上，2021年文在寅受邀，正是因為其親中立場和與日本的緊張關係，符合美國的戰略需要。

尹錫悦上任後改變過往韓國在中美博弈中較為中立的立場。

韓國若繼續追隨美國對抗中國，只會讓自己陷入更加被動的局面。G8夢想的破碎，揭示了韓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脆弱性。真正的尊重來自於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非依附於他人。韓國應反思其外交戰略，避免成為大國博弈的棋子，承擔不必要的代價。G8夢碎，是韓國盲目跟隨美國的代價，也是其外交政策失誤的警示。

韓國的G8夢想破滅，反映出其在國際舞台上的焦慮和定位困惑。韓國政府和民眾對G7的痴迷，某種程度上暴露了對自我價值的不確信。韓國媒體和政界的過度反應，似乎忘記了國家尊嚴不應僅僅依託於外部的認可，而應源於內在的實力和獨立性。

回顧歷史，韓國的經濟發展和科技成就無疑是值得自豪的。韓國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佔據重要地位，文化產業影響力巨大，這些成就本應是其自信的來源。然而，過分追求G8身份，反而讓韓國在國際舞台上顯得過於急切，缺乏從容。

實際上，G7的核心議題和成員國組成反映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共識。儘管韓國經濟發達，但在全球治理和國際事務中的角色仍有待拓展。韓國應更專注於提升自身在全球體系中的實際影響力，如加強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合作，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而不是單純追求G7的身份標籤。

此外，韓國應重新審視與鄰國的關係，尤其是與日本的關係。兩國的歷史糾葛和現實競爭不應阻礙正常的外交互動和合作。真正的強韌在於能夠處理好複雜的關係，而不只是尋求外部的接納。

尹錫悅政府應認識到，國家的地位和尊嚴並不取決於是否屬於某個特定的集團，而在於如何積極參與全球事務，推動和平與發展。韓國應該更加自信地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利益和特色的外交道路，而不是一味迎合他國意志。

最後，韓國的經驗教訓對於其他同樣渴望國際認可的國傢具有啓示意義。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貢獻，不應該將自身的價值衡量標準局限於某些特定的國際組織。真正的強大來自於內心的堅定和對外交往的智慧。

總結起來，韓國的G8夢想雖破，但不應就此沈淪。相反，這是一個契機，促使韓國反思其外交政策，尋找更加務實和自主的道路。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的國際地位，贏得世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