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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人民日報:林彪大罵「國富民窮」用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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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人民日報:林彪大罵「國富民窮」用意何在?

2021年06月18日 05:09 最後更新:04:10

晚年林彪(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文史月刊》2009年2期,原題:林彪在五台山建「特別別墅」見聞紀實

1970年7月,駐晉某部閆副軍長陪同北京軍區馬副參謀長,率領數十名隨從人員,浩浩蕩蕩來到五台山,下榻在省民族宗教局五台山辦事處和附屬招待所。當晚,首長將我叫到會客室說:「北京軍區準備在五台山修建部隊療養院,你看什麼寺廟附近風景優美、景色宜人、環境幽靜,明天引領我們看看。」

翌日,我陪同首長們看了鎮海寺、龍泉寺等7個寺廟。下午,剛看完廣濟寺茅蓬雨就來了,我說:「五郎廟、金剛窟兩個寺廟風景也不什麼好,回吧!」可首長們執意要去,我也只好引領,冒著小雨爬上了五郎廟。出人意料的是,首長們對這兩個廟興趣很大。剛上去,就讓參謀們邊丈量寺廟的長寬,邊打開地圖核對。一陣忙乎之後,馬副參謀長即當場給隨從的方師長下令,命三天之內將部隊帶來五台山。呵!我全明白了!看來讓我引領看是做樣子,實際領導早定了。

這是給什麼大人物修建?竟如此神秘!由於多年的職業關係,我也沒多想這些與己無關的事。

軍令如山。3天之後,方師長果真帶著部隊來到五台山,指揮部就住在招待所,部隊住在附近寺廟和村莊。當天指揮部的馬處長就將我叫去,客氣而威嚴地告我說:「老王,給你打個招呼,部隊一兩天要拆除五郎廟、金剛窟。」我當即說明:五台山寺廟是屬省、縣管,須請示批准後方才可拆。但我萬沒想到,這位處長冷冰冰地說:「好吧!你們請示你們的,我們是執行命令,省里怪罪下來,不用你負責。」他雖這麼說,我還是立即電話請示縣領導,縣裏讓我直接請示省,可省革委民政辦公室領導(軍代表)也不明確表態。當又聽到部隊要用黃色炸藥炸這兩個寺廟後,我又向部隊提出交涉說:「寺廟是國家財產,是文物古迹,如部隊來不及拆除,地方可幫助,但不要炸。」我萬沒想到那位處長很神氣地回答了一句話:「執行命令是軍人的神聖天職」。面對當時那個無法無天的混亂局面,不要說辦事處,就是省、縣也毫無辦法。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兩座唐代始建,明、清重修的寺廟,霎時在爆炸聲中變成一片廢墟。

緊接著,工程兵和汽車隊也來了,還有數十名地方工程技術人員(據說是北京修建十大建築的工程人員),也同時來到五台山。頓時,這塊佛教凈土,一下變成了人山人海的大軍營、大工地,整天馬達聲爆炸聲響徹名山天空,驚天動地!這是軍事機密,何人敢問?

與此同時,指揮部又派出大批「支左」部隊,進駐機關和生產隊。這樣一來,機關、農村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農業學大寨等各項工作,實際都由「支左」部隊挂帥領導。部隊首先抓了對機關幹部和生產隊社員的政治審查,對「五類」分子和政治不清的,是幹部的,調動工作;是社員的,遷往離五台山較遠的村莊落戶。至於尚留在寺廟無家可歸的35名僧尼,更不在話下,是牛鬼蛇神嗎!必須全部遷走。對此,我又提說:「這也需要請示省里,因有個安置問題。」馬說:「可以吧!如主管部門不同意,叫他問省革委主任謝司令員,因這個工程,只有他一人知道。」我回省後,原原本本地向省革委民政辦公室領導(軍代表)作了彙報。他聽後說:「遷吧!」並撥了2000元的搬遷費。就這樣,於當年12月28日寒冬時,將這些老弱病殘僧尼全部遷到離五台山100多里外的唐建南禪寺(註:文革前全山有僧尼304名。文革開始,紅衛兵造了寺廟僧人的反,經批鬥後,除紅衛兵押送原籍監督勞動改造的36名外,其餘230多名僧人全部趕出廟門,勒令還俗,回原籍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就此之後,在一段時期內,這個馳名中外的佛教聖地,變成了一個「有寺無僧」,「有廟無鐘聲」,而只有馬達聲和車水馬龍的汽車聲,以及眾多施工「支左」解放軍荷槍實彈守護的神秘土地!

經一年多的緊張施工,時間長了,人也熟了,個別參謀私下和我說:「老王,你們這裏可不簡單呀!是‘五保衛’的地方!」一些技術人員也驚訝地說:“想不到在這寺廟林立的佛教聖地,修建如此豪華的別墅,真莫明其妙!”我這個人,尤其在那個非常時期,對這些竊竊私語當成耳邊風,根本不想不問。

平地一聲雷,喜訊從天降。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裝政變被徹底粉碎了!至此,好似冰封雪蓋的五台山又解凍了。至此時刻,才真相大白,原來是林彪在這裏為自己新建特別「別墅」。

「九一三」事件後部隊就陸續撤走了!不久,部隊首長即開始參觀“林彪的別墅”。我作為地方幹部,能隨從首長們參觀,也是一件幸事!特別是,由駐晉某部閆軍長、省革委主任謝司令員陪同北京軍區某副司令員看的那次,看管部隊負責人向首長們介紹情況時說:這個工程的代號,叫“七六四”工程。因林彪的老婆葉群,於1970年6月4日,召見北京軍區和總後勤部的領導時說:“林副統帥想在五台山休息幾天,你們給他修個草房房。”故工程代號即定為“七六四”工程。介紹人說,林彪對建造所謂特別「別墅」定了三個要求:一是有房頂不能有壓頂的感覺;二是有光不能有燈的感覺;三是有風不能有風的感覺。遵照林彪的指令,圖紙設計出來後,又築成立體制模型,經他審定後才動工。如此浩大的工程,誰能相信前前後後僅一年多的時間,就基本竣工。真是一聲令下,地動山搖。

工程造價之高,也令人吃驚!據說每平方米造價是700元,而當時普通樓房每平方米是100元,解放軍施工和所用器材還沒包括在內。再如裝修木材,全部是從印度尼西亞進口的,衛生間的鏡子是從亞非某國進口的,地毯、沙發、鋼絲床等都是特製的,一套房間一種色彩,一種款式。特別「別墅」的佈局是:外邊即原五郎廟舊址,是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四大金剛修的;裏邊即原金剛窟,是給林彪、葉群和子女修的。再如水、電等附屬設備,均是雙套,即地上地下。

此一事件,雖已過去近40年了,但作為歷史,我覺得應讓世人知道,五台山在近代歷史上,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不幸的事件的真相。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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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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