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圖為恭親王
1867年3月29日，正於京師任職的翁同龢晨起出門，大風迎面撲來，剎時間「黃沙蔽天」，此後一連數天，暮春之際的京城罕見地經歷了狂風、揚沙、霧霾、大雨、暴雪等幾種天氣。在古人心中，天象詭異常與政情乖亂相伴，果然都城內外已是喧囂一片。
與此同時，北京的政壇也已風起雲湧。所有這一切，皆源自總理衙門不久前公佈的一項舉措：京師同文館將添設天文算學館。
沒有頂層設計的新政
民國學者蕭一山曾將一部晚清改革史劃為四期：「道咸之際，海防為一時期；同治時代，自強為一時期；光緒前朝，時務為一時期；甲午以後，維新為一時期。」蕭氏所言之第二階段，即恭親王主政洋務時期。任何改革皆有綱領性文件，洋務新政自概莫能外，不過其總綱卻極其特殊。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三，親歷京師橫遭英法血洗之痛的奕訢，聯合桂良、文祥諸大臣上奏《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折》。在折中，奕訢等人認為綜計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吳”，“今該夷雖非吳、蜀與國之比，而為仇敵則事勢相同。”他指出，權衡勢之順逆，事之緩急，清廷應當“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採取“外敦信睦，而內示羈縻”之方針。至於對內，平叛之外，更應厲行改革。具體而言，恭王列出六條章程：“京師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也”“南北口岸請分設大臣以期易顧也”“新添各口關稅，請分飭各省就近揀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課也”“各省辦理外國事件請飭該將軍督撫互相知照，以免歧誤也”“認識外國文學，通解外國語言之人，請飭廣東、上海各派二人來京差委以備詢問也”“各海口內外商情並各國新聞紙請飭按月咨報總理處，以憑核辦也。”當然，六條章程僅為治標之策，“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故六條加練兵，便構成了洋務自強之總綱。
很快，「自強」一詞便在官場流播開來，頻繁使用，成為主流政治話語。如曾國藩講：“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李鴻章亦步亦趨道：“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左宗棠也說：“至我國自強之道，莫要於捐文法，用賢才”，時任浙江巡撫楊昌濬亦認定“自強之計，宜用夷人之器，師夷人之長”。可知無論是中央樞臣，抑或地方督撫，「自強」已是共識。
不過由恭王提出的旨在自強的方案卻是一份沒有頂層設計的綱領。首先，無可否認，奕訢提出的《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折》實乃應對庚申國難的權宜之計，並未給出解決所有問題之一攬子辦法，既無未來改革預期達到的總目標，亦未列出實現自強的具體階段與步驟；其次，即使這六條章程，也非協調一致的統籌規劃，修艦練兵、改善外交、新設機構、關注輿情、學習語言，各舉措彼此之間也看不出關聯，自然形不成聚合效應；再次，自該奏摺公佈後若干年內，清廷再無涉及改革總體藍圖的文件出台，這勢必造成洋務新政處於走一步看一步的困境。故從某種意義上審視，洋務運動並非一場全方位、整體性、系統謀劃、步步為營的改革。正因沒有頂層設計，《劍橋晚清中國史》一書犀利指出：「自強一詞就變成與其說是一個號召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籲，倒不如說是一個用來為開支辯護和為官僚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口號」。
改革肇始，已坐下病根。
改革「新常態」：督撫洋務模式
中央無頂層設計，地方則各自為政，此為洋務新政另一病根。
對該問題，蕭一山先生之點評可謂慧眼如炬：「參與此運動之人，亦復因各人所受外來之刺激不同，所處之地位環境不同，所得之智識見解不同，恆有未能一致之主張，結果則力量不能集中，事業導致分歧，一切之成就均屬有限。」換作當今政治術語，晚清改革於地方，實際形成“督撫洋務模式”。
按照清代統治者最初的制度設計，國家權力一切集中於皇帝，督撫不過上承號令、以備策應而已。況且總督與巡撫權力大小相制、職能彼此交錯，最終「往往兩失其權」，難以坐大。然而太平天國期間，為依靠地方平定起義，清廷不得不放權：財政權、軍事權、徵稅權甚至部分司法權與用人權遞次掌控在督撫手中，這為其權力擴張提供了契機。奈何太平軍平息，捻軍再起，戰時督撫體制一直未能終結，同時清廷又啟動洋務新政，於是督撫們在無法偵知中央改革藍圖的情形下紛紛利用手中職權上馬改革項目，從而引來清政府政治體制發生結構性劇變，出現“督撫洋務模式”。換言之，這是一種地方性政企軍教合一的管理形態。第一，新式洋務企業多由督撫以奏請方式獲准設立，而非通過總理衙門審批。如此一來，企業成為地方督撫的下屬機構，創辦企業則能延伸自己的經濟職能。第二，開設企業需要大量經費，除戶部給予一定撥款外，更多份額仍憑地方籌措。故督撫將戰時“就地籌餉”的功能擴大為籌款權。於是只要改革不停，那麼督撫便可名正言順地在本轄區加征各種賦稅，將財權攥得更緊。第三，既然自強之核心在於練兵，那麼通過編練士兵，地方督撫可將戰時扶植的嫡系以常備軍的方式保留下來，互相仿效的結果即各省都形成督撫指揮的軍事系統。此外，地方學堂亦成為督撫培育預備幹部之所。
不難發現，中央頂層設計的缺失，加之戰時體制的掣肘，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洋務新政實際上是以省為單位展開的近代化運動。督撫推動政企軍教等領域革新，為晚清改革打下基礎。而帶來的負面效應卻是督撫藉此拓展了手中權力，甚至能夠據地方改革經驗與需求倒逼中央決策。在兩大病根的作用下，洋務新政的悖論愈加彰顯：近代化的改革非但未能通過體制調整而鞏固中央集權，反倒造就了地方實力派。此改革「新常態」一直伴隨著清廷，直至王朝覆滅。
恭親王「等風來」
當改革即將步入第六個年頭之際，在地方督撫一再請求催促下，恭親王奕訢於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上折，正式請求在京師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一個月後，恭親王再次上書，煞費苦心地預估朝野可能出現的三種反對意見，逐一加以辯駁。第一，或許有人認為「臣等此舉為不急之務」。恭王指出，近年來諸如李鴻章、左宗棠等疆臣，在各自轄區挑選穎悟子弟，延聘洋人教習，傳授外語、天文、演算法、畫法，初見成效。由此可見，追求西學乃是眾人之共識，“固非臣等數之人私見。”何況購西人之火器、輪船，與學西人制器之原理相比，一為權宜之策，一為久遠之謀，“孰得孰失，不待辯而明矣。”第二，肯定有人“以舍中法而從西人為非。”恭王道：洋人性情縝密，善於運思，故能推陳出新，駕於中國之上。但無論如何，“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如今添設天文算學館正欲使中土之學術重新煥發活力而已。第三，更有甚者，認為“以中國之人師法西人為恥”。恭王指出“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環顧西洋各國，數十年來，孜孜不倦於製作技藝之講求，從而走向富強，難道中國仍要“狃於固循積習，不思振作”？
有鑒於此，恭王等人建議將投考範圍進一步擴大到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及進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不久，恭王又奏請以「老成持重，品學兼優，足為士林矜式」的徐繼畲出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以期打消報考者“專以洋人為師，俾修弟子之禮”的顧慮。以上三折皆順利得到諭旨批准，添設天文算學館之議似乎一帆風順，未遇太多阻滯。綜覽總理衙門所呈三折，體現出以恭王為首的改革官員對西學認識的深化，已從早期的技術層面，上升至學理層面。但若仔細分析諸篇奏摺內容，仍有不少可議之處，其中最為致命的一點，便是“專取正途人員”的建議。恭王低估了科舉取士的重要性。時值晚清，科舉雖弊竇叢生，但它依舊是維繫王朝正常運轉的關鍵，關涉政教多個層面，並非單單是人才選拔制度而已。況且依照儒家“君子不器”的理念，科舉所選之人，當是道德高尚之輩，絕非掌握一技之能的專家，故恭王欲圖以科舉取士作為突破口，推行其同文館改革，從長遠看違背原初的制度設計，短期內則觸動了既得官僚集團與廣大士紳之切身利益，著實不智，其負面反彈之大似是其所始料未及的。
此折一出，恭親王唯有坐「等風來」！
是年正月二十九，監察御史張盛藻首先發難，揭開了廟堂政見之爭的序幕。張極力反對選拔正途人士學習天文算學。他認為科甲正途者，實是國家棟樑，豈能徒習機巧末業？張畢竟人微言輕，很快便被朝廷斷然否決。一個小小御史的奏議可以不費吹灰、輕易駁回，但天下士林之物議卻甚囂塵上、無法平息。三月之京師，已是謠傳遍地，好事者有對聯云：「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師。」
半月後，「政壇大咖」、理論家陣營頭牌倭仁終於亮相。倭氏開篇直奔主題，擺出了自己的立論基調：“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可謂陳義甚高，持論甚正。其論點有二：首先，天文、算學不必師事夷人。“天下之大，不患無才”，何苦為求一藝之末，奉夷人為師？即使得其精巧，實無補於國家大計，卻破壞了「夷夏大防」，豈不是得不償失？其次，夷人是我國宿敵，斷不能忘此深仇大恨。近日卻要擇中國之聰明俊秀，變而從夷，這不正墜入夷人圈套之中了嗎？
倭仁出招，恭王必須接招。三月初二，恭王上奏長長一折，重申添設天文算學館之緣由與苦衷。針對倭仁的洶洶攻勢，恭王避實就虛，繞開其奏摺中關於「師事夷人」的追問，而是大倒苦水，申明自己公忠體國之心。他特意將相關函牘抄寫一份呈給中央，“令倭仁詳細閱看，備曉底蘊，以局外之議論，決局中之事機。”恭王深悉自身不足，不在“夷夏之辯”上徒費口舌，而是四兩撥千斤，避其鋒芒，轉移話題，體現其高明之處。雙方的第一回合交鋒遂告一段落。
兩宮表態與倭仁「落馬」
三月初八，倭仁再上一折，雙方的第二回合較量由此揭開。倭仁繼續抓住恭王等人不願回答也無法回答的「夷夏大防」問題做文章。他首先指出“以誦習詩書者而奉夷為師”，等於送羊入虎口，“又安望其存心正大、盡心報國乎？”緊接著，倭仁更是拋出重磅炸彈：“夷人教習演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演算法必能精通，機器必能巧制，中國讀書之人必不為該夷所用，該夷醜類必為中國所殲，則上可紆宵旰之憂勞，下可伸臣民之義憤，豈不甚善。如或不然，則未收實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為愈耳。”倭仁擲給恭王的是兩難選擇，應也不是，否也不能，其欲將同文館之議置於死地的意圖顯露無遺。
耐人尋味的是，倭仁上折言事並非個人行為，他實乃代保守派陣營發聲。作為保守勢力執牛耳者，倭仁一人衝鋒於激烈衝突之前台，但其背後卻有許多志同道合者作為後盾，提供對策。在同文館之爭開始不久，理學大儒吳廷棟曾致函倭仁，遙為聲援。在樞府之內，倭仁更是得到李鴻藻、翁同龢、徐桐等弘德殿師傅們的全力支持。
面對倭仁的又一波攻勢，地方督撫們也紛紛致函總理衙門，加以聲援，希望「朝廷堅持定見，不為浮言，則事可有成」，故恭王陣營陣腳未亂。三月十九，恭王呈上一折，以示回應。恭王抓住了倭仁原奏中“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一句之破綻，吹響反攻號角。恭王講道，既然倭相折中認為天下定有精通天文算學之才，那麼想必他心中也已有了中意人選。所以還懇請朝廷命令倭仁“酌保數員，各即請擇地另設一館，由倭仁督飭，以觀厥成。若能如此辦理，更屬兩得之道，裨益非淺，彼時臣衙門原請奏辦之件，即行次第裁撤”。此建議立即得到諭旨允准。恭王成功地置死地而後生，轉守為攻，將壓力一併推倒倭仁身上。
此時倭仁已呈騎虎難下之勢。三月二十一，他無奈奏稱「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這預示著經過兩回合鏖戰，倭仁已無計可施，敗下陣來。此刻兩宮的立場也漸趨明朗，站在了恭王一邊。更讓倭仁難堪的是，清廷還諭令其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在保守勢力看來，“以宰相帝師之尊，兼藩署奔走之役”，簡直是奇恥大辱。倭仁自然無法接受，一再請辭，但都不得允准。兩宮如此為難倭仁，顯然有其深刻用意。經過同治四年的罷斥恭王事件，恭王的“議政王”權位被削奪，僅留軍機大臣一職。遭此重創，恭王只得暫斂銳氣，唯兩宮懿旨是從。此時的慈禧太后正值掌權初期，尚存進取之心，一面她希冀通過舉辦新政在內實現中興大業，對外以示振作氣象，一面她也借兩派酣戰之際，繼續樹立其絕對權威。就在恭王欲倭仁鬥法之時，身處南京的曾國藩一語道破：“一女主臨御而威斷如此，亦罕見矣。”是故慈禧不惜對倭仁予以人格羞辱和政治打擊，實有其平衡雙方政治勢力之考量。
既然兩宮的態度已經明確，倭仁的厄運也隨之降臨。二十九，其站班後上馬暈眩，墜馬受傷。朝廷也順水推舟，遂於五月十二，賞假一月，令其安心調理。六月十二，兩宮又「准其開一切差使，仍以大學士在弘德殿行走」。倭仁終以丟失要職的代價從漩渦中解脫出來。
究竟誰是贏家？
挫敗倭仁為首的保守派陣營後，恭王著手經營同文館事業。然而天文算學館第一次招生時，「正途投考者寥寥」，出於無奈，只好將正雜各項人員一律收考。總計報考者才98名，至考試當天又有26人缺考，最後僅從72名考生中勉強錄取30人。開館半年後，天文算學館通過例考淘汰了20名“學經半年竟無功效之學生”，最後僅剩可憐的十人，所謂的天文算學館已是徒有其表，名存實亡。
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在推行改革政策前，必會綜合考慮種種不利因素，以制定能夠最大限度減少阻力之方案，步步為營，爭取更多盟友，從而保障改革順利進行。恭王等人確實欠缺火候，其舉措相對於當時政治實際，顯得過於粗率。雖憑藉兩宮力挺暫時擊退了理論家陣營，但同文館招生計劃亦因之嚴重受阻。質言之，這場政見之爭非但沒有形成共識，反致雙方各耗元氣，兩敗俱傷。更加堪憂的是，經此廟堂之爭，隱伏其後的兩大陣營之輪廓愈加清晰。倭仁雖敗下陣來，然尚守制家中的李鴻藻已漸具魁首模樣。其回歸樞桓之日，便是新一輪權力傾軋之時。
倘若推行改革的結果是導致不同派系越發對立及彼此矛盾更加固化，那試問改革之意義何在？究竟誰又是贏家？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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