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伏案寫作 資料圖

《光明日報》與《人民日報》、《參考消息》等報刊一樣,是毛澤東每天必讀的報刊之一。這些報紙印出後,報社一般很早就送到中南海西門收發室,由工作人員分送給中央領導同志。除特別重要急需閱批的文件外,毛澤東一般都會先翻翻擺放在辦公桌上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紙。他對《光明日報》的「哲學」、“史學”、“文學遺產”等專刊發表的文章特別有興趣,幾乎期期都看,篇篇都讀。他讀報紙與讀書一樣,常常是邊讀邊用筆在報紙上圈畫,並寫上一些批註文字,有的還批送其他中央領導同志閱讀,或者指示《人民日報》等轉載。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報》刊載了北京大學教授李汝祺寫的《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毛澤東看到後,致信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秘書胡喬木建議《人民日報》予以轉載,並為此文重新擬了題目《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代《人民日報》編輯部擬寫了按語:「這篇文章載在4月29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乾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26頁)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人民日報》5月1日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

並發表了與會學者發言的詳細摘要。

青島會議後,摩爾根學派在中國的代表人物談家楨等來到北京。毛澤東曾在中南海懷仁堂聽了談家楨關於這次會議情況的彙報。他一邊注意地聽,一邊不住地點頭說:「應該取長補短。」同時鼓勵談家楨:“一定要把遺傳學研究工作搞起來,要堅持真理,不要怕。”此時建議《人民日報》轉載這樣的文章,一方面表明毛澤東要繼續深入推進百家爭鳴方針的貫徹執行,另一方面也是毛澤東對談家楨等科學家的鼓勵和支持。

1959年初,為了改變學術界的沉悶空氣,《光明日報》選定曹操評價問題作突破口,在報紙上組織學術爭鳴。為曹操翻案的問題,是1959年1月間郭沫若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上發表的《讀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曾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光明日報》決定就此問題展開討論後,2月19日在《史學》專刊第152期首先發表了翦伯贊撰寫的《應該替曹操翻案—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同時還發表了希望學術界人士和讀者參加討論的《編者按》。這篇文章認為「曹操不僅是三國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而且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數的傑出人物。」實際上,早在1954年夏天,毛澤東在北戴河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過:“曹操統一北方,創立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全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制,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還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麼寫,劇里這麼演,老百姓這麼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因此,毛澤東對此很關注,他看了翦伯贊的文章,說:“曹操結束漢末豪族式混戰的局面,恢復了黃河兩岸的廣大平原,為後來西晉的統一鋪平道路。”其後,這場討論在報紙上展開,郭沫若、吳晗、王崑崙等都發表文章,重新評價曹操。

1965年《光明日報》開始編髮關於《蘭亭序》真偽問題的討論文章,毛澤東對這一討論很是關注。《蘭亭序》的真偽,歷史上一直眾說紛紜。1965年5月,郭沫若經過考證,撰寫了一篇文章:《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指出相傳的《蘭亭序》後半部文字,興感無端,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和思想感情,「是在《臨河序》的基礎上加心刪改、移易、擴大而成的」(半真半假)的作品;它的書體也和近年出土的東晉王氏墓誌不同,是唐人所偽托的贗品。

6月10日及11日,郭沫若這篇文章在《光明日報》和《文物》雜誌(同年第6期)同時發表。南京文史館館員高二適看後,不同意此文的看法,寫了一篇《〈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並寄給章士釗指點、修改後,請他推薦給毛澤東「評鑒」(章士釗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曾在他編撰的《柳文指要》一書中,堅持《蘭亭序帖》非偽,《蘭亭序文》為真)。7月16日,章士釗寫信給毛澤東,將此文連同作者高二適給他的信一起附送,希望能夠發表。毛澤東看過文章和來信後於18日複信給章士釗說:“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

同日,毛澤東把有關信函、文稿以及回復章士釗的信,一起送給郭沫若。他在給郭的信中寫道:「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復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如何?」(《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64頁)郭沫若接信後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同意發表高二適的文章,並準備寫文章同他討論。他當天就約光明日報社的有關同志前去商談,建議《光明日報》本著百家爭鳴方針,早日發表高二適的文章,並在報紙上組織討論。

7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高二適的文章。8月12日,郭沫若寫了同高二適進行討論的文稿《〈駁議〉的商討》送交報社。郭沫若在文中說:他已仔細地閱讀了高二適的文章。「對於學術問題,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見提供出來,進行討論,這是很好的事,《蘭亭序》依託說,如果經過《駁議》,證明確實是‘站不住腳’,我願意認錯,撤銷這種說法。但在仔細閱讀了《駁議》之後,卻感覺著這種說法尚未被駁倒。因此,我要把我的意見再寫些出來,作進一步的商討」。郭沫若在反駁高二適的時候,摘引了清代名書畫家趙之謙批評唐太宗的一段話並說:“與趙之謙‘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駁議》卻是在絕對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鑒’,又是‘睿賞’,凡是唐太宗所過目的,便絕無真偽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高二適的文章在報紙上發表後,毛澤東一直關注這場討論。8月17日,他同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在接見部隊幹部時,曾經問起「郭老的《蘭亭序》官司怎樣了,能不能打贏?」郭沫若得知此事,當天就把所寫的《〈駁議〉的商討》、《〈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篇文章的清樣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很快看完了清樣。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樣時寫信給郭沫若說:8月17日信及大作兩篇清樣,均已收讀。文章極好。特別是找出趙之謙罵皇帝一段有力……第一頁上有一點文字上的意見,是否如此,請酌定。

8月21日,郭沫若這篇《〈駁議〉的商討》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這場關於《蘭亭序》真偽問題的討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就從《光明日報》開始,逐漸在一些報刊上展開了。

毛澤東對《光明日報》、《史學》、《哲學》《文學遺產》等專刊上發表的文章,充滿濃厚的興趣,幾乎每期必讀,例如:1959年2月1日《哲學》專刊第174期上,發表了北京大學哲學系三年級學生曹家鑄寫的一篇文章:《黑旋風為什麼鬥不過浪里白條?—談事物的條件》。毛澤東看後認為寫得好,在一次會議上推薦給大家看。據報社的同志回憶說,因為要看這份報紙的人數多,報社發行部門將留存的報紙全拿出來還不夠,最後把印刷廠挑揀出來的、印刷質量不合格的「殘報」也都送出去了。

又如:1960年11月25日,《哲學》專刊上發表了哈爾濱工業大學一些教師所寫的《從計劃「積木式機床」試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一文,也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讓《紅旗》雜誌加以轉載(載於1960年第24期上),並代《紅旗》雜誌編輯部給作者寫了一封信:“中共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機床及自動化專業分總支委員會同志們:看了你們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非常高興,我們已將此文在本雜誌上轉載。只恨文章太簡略,對六條結論使人讀後有幾條還不甚明了。你們是否可以再寫一篇較長的文章,例如一萬五千字到二萬字,詳細地解釋這六條結論呢?對於車、銑、磨、刨、鑽各類機床的特點,也希望分別加以分析。我們很喜歡你們的這類文章。你們對機械運動的矛盾的論述,引起了我們很大的興趣,我們還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們能夠滿足我們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則不勝感激之至。”(信末原署“毛澤東,1960年11月26日”後來改署為“紅旗雜誌編輯部”)這封信當然給作者們很大鼓舞,他們按照信的要求寫了第二篇文章:《再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和機床的“機床化”問題》,《紅旗》在1961年第9、10期上發表。

《光明日報》1958年創辦了集學術性、知識性與藝術性於一體的《東風》副刊,發表了一些好詩詞,毛澤東非常愛讀。1961年12月28日《東風》副刊版刊登了民進成員吳研因寫的《賞菊》(七絕二首)。全詩是:「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競吐奇。秋色還如春色好,西風莫漫撼東籬。」“嫩紅老紫百千盆,蟠錯如虯況有根。為證明年花更艷,手題詩句待重溫。”同時發表了民革成員錢昌照寫的《七絕二首》:“麥苗肥壯谷登場,誰信當年一片荒?排灌齊全輪作好,蘆台今日是糧倉。”(《蘆台農場》)“薯曝牆頭菜掛檐,棉田片片麥無邊。農村活躍歌聲里,綠女紅男夕照前。”(《藁城農村》)

毛澤東看到這些詩篇,十分欣賞。「七千人大會」開幕前夕,他用鉛筆在刊登這些詩的《光明日報》上寫了批示:“這幾首詩好,印發各同志。”大會秘書處即用大字印發給參加會議的同志。當時曾將毛澤東批示的這張報紙和用三號字排印的文件拿到報社編輯部傳閱,大家看了,異常感奮。兩位詩作者很快也知道,他們更是萬分激動,大受鼓舞。

任務較重,報社產生了停辦專刊的意見。因此,1958年10月在報上登出《本報五種專刊停刊啟事》,宣佈《哲學》、《史學》、《文學遺產》、《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自11月起停刊。當時毛澤東正在鄭州開會(即第一次鄭州會議),他看到這個啟事,就說:「《光明日報》的副刊和《哲學》、《文學遺產》等,應繼續辦下去,不要停刊。」還說,他看《光明日報》就是看這些副刊。因此《哲學》等幾個專刊在宣傳停刊一個星期後又得以復刊,可以說是毛澤東關心、指導的結果,也為我們留下一段歷史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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