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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為何極力反對陳毅入選「十大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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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為何極力反對陳毅入選「十大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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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為何極力反對陳毅入選「十大元帥」?

2021年06月24日 17:34 最後更新:11:10

毛澤東、朱德之外,最高統帥部里還有一個粟裕的知己:劉少奇。

劉少奇是毛澤東最得力的助手與第一個接班人,曾在二十餘年間受到毛澤東格外的倚重、信任。複雜激烈的黨內鬥爭中,毛澤東之所以笑到最後,最高領導地位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得以最終確立,都有劉少奇殫精竭慮的汗馬之功。

劉少奇也因此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全黨二把手。

但毛澤東的信任似乎有一個前提,這位二把手不能插手軍隊,或者說擁有自己的「山頭」與“嫡系將領”。這也是後來兩人不幸翻臉時,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自信之源。

因此,劉少奇雖然曾做過新四軍的政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乃至中央軍委副主席,但還是沒有機會在軍事上成就亮點,未能成為後來的三十六個軍事家之一,頭上也就只有政治家和理論家的桂冠。

劉少奇與粟裕的認識較晚,是在「皖南事變」前夕的1940年。後來,劉少奇對粟裕的信任與推舉也是不遺餘力的。

這年10月,粟裕和陳毅取得黃橋戰役大捷後,與南下的八路軍第五縱隊會師。當年長征的紅軍主力與南方叢林的游擊隊,六年後終於再次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喜歡舞文弄墨的陳毅在詩里記敘的一件大事:「十年征戰幾人回,又見同儕並馬歸。」

粟裕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的身份,在江蘇海安主持大會,紀念這一非凡的勝利,並歡迎中原局書記劉少奇以及他帶來的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黃克誠等人。

不久,兩支部隊奉命統一指揮,成立了新四軍、八路軍華中總指揮部,陳毅任代總指揮(總指揮葉挺未到職),劉少奇為政委。這便是後來新四軍新軍部的雛形。

陳毅升職而去,粟裕也跟著前進了半步,開始獨立打理江北指揮部。

但這時候,初來乍到的「中央大員」劉少奇,更多倚重的是早負盛名的陳毅,不僅三個月前就決定將蘇北各部隊(包括八路軍南下部隊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隊)由陳毅擔任戰役上的統一指揮,而且不久後他還向毛澤東提議,重建後的新四軍軍部,“以陳毅代軍長”。

粟裕雖然剛創造了黃橋戰役以少勝多的軍事傑作,被劉少奇稱為「有偉大的決定意義」,但他到底還不是軍事主官,其運籌帷幄的實際內情並不為人知曉。因此,劉少奇並未對他留下後來的「黑馬」印象。

「皖南事變」後,劉少奇擔任了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成為華中戰略區的一把手,一師師長粟裕正式成為他麾下的戰將。

劉少奇在新四軍的時間並不長,一年後的1942年3月就奉毛澤東之命返回延安,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之一(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進入了中央核心領導層。但這麼短的時間內,他就敏銳地看出了粟裕的出色才幹。

離開新四軍前的1月20日,他在華中局擴大會議總結工作時,給予了粟裕和他的一師非同一般的評價。

他稱讚說:「我一師幾年來工作是獲得了最大的成績,在抗戰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勞。在我全軍中以第一師部隊作戰最多,戰果最大。」隨後,他還具體列舉了一師一些戰例以及其他許多工作的成績。

粟裕與其他師長們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對這位軍部最高負責人的嘉許,他當然由衷高興,也深感任重道遠。

這時候,蘇南的新四軍六師打得不夠好,有不能立腳之勢。劉少奇當即向毛澤東提議,由粟裕統一指揮一、六兩個師。

毛澤東很快予以批准,粟裕也就獨挑大樑,成為唯一同時指揮兩個師的師長。

劉少奇經過九個月長途跋涉的「小長征」後回到延安,向毛澤東詳細地彙報了自己的工作。其間,他對粟裕還讚不絕口,高興地說在華中局和新四軍工作時發現兩個人才,“一是新四軍四師政委鄧子恢,他是農村工作的專家;二是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是新四軍7個師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個師長。”

毛澤東原本和粟裕有井岡山同吃紅米飯的淵源,劉少奇又如此力薦這位「黑馬」,自然印象就更深了。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由劉少奇代理其中共中央主席一職。從這時開始到第二年春天,劉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這期間,在東北,劉少奇決定「迅速地、堅決地爭取東北,在東北發展我黨強大力量」,並成立了以彭真為首的東北局;在華中,他又在10月8日批准了華中局的建議,“同意粟裕留華中任司令”。

同時,劉少奇還決定讓年長粟裕九歲,曾參與組織福建西部農民暴動,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老資格領導人張鼎丞擔任華中軍區副司令員。

華中軍區管轄原來新四軍的區域,與陳毅任司令員的山東軍區平級,劉少奇此舉,無疑是對粟裕相當的信任與重用。

但「有古名將風」的粟裕認為,由張鼎丞擔任華中軍區司令員,更有利於工作和團結,因此向華中局建議,改任自己為副職,張鼎丞為正職。

在華中局未同意的情況下,粟裕直接致電中共中央,陳述自己這一建議和理由。

劉少奇接到電報後,認為粟裕擔任正職是適當的,也依然堅持原來的決定。

10月27日,華中局根據劉少奇的批複,再次宣佈華中軍區「以粟裕為司令,張鼎丞為副司令」。

當天深夜,粟裕第二次致電中共中央,重申自己的理由,懇切地說:「請求中央以鼎丞為司令,職當儘力協助,以完成中央給予之光榮任務。」

粟裕的誠意終於被劉少奇理解了:他不是在推卸責任,而是出於華中軍區領導上層團結考慮,願意在張鼎丞領導下,不折不扣完成中央賦予的重任。

劉少奇深為粟裕不計個人名利的公心與謙讓品格而感動,接電後進行了慎重研究,最後決定採納他的建議,但同時決定在華中軍區組建野戰軍,任命粟裕為華中野戰軍司令員,負責前方打仗事宜。決定之後,劉少奇親自起草了回電。

在執行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決策過程中,華中局和陳毅提出新四軍除三師全部調往東北以外,其餘都部分抽調去山東或東北。這樣,不管是調往山東、東北的部隊,還是留在華中的部隊,都將打破各部原有的完整建制。

粟裕認為,這不利於部隊的建設和作戰,而應儘可能保留主力部隊的原有建制,以保持傳統的作風和戰鬥力。

因此,他多次向陳毅和華東局(華中局改稱)建議,但沒有得到同意。粟裕不得已冒著「本位宗派主義之嫌」,再次直接向中共中央陳述自己的意見。

劉少奇出於對粟裕的信任,從諫如流,支持粟裕的意見,他為中共中央起草回電說,「其(粟裕)提議是有理由的」,“各師建制應儘可能不分割”。

華東局因此改變了原來的方案。粟裕的建議與劉少奇的納諫,均為後來華東野戰軍表現出強大的戰鬥力,成為全國戰區戰績第一的野戰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6年8月,粟裕率華中野戰軍在蘇中取得了七戰七捷,劉少奇為這位老部下的輝煌戰果興奮不已,特意搞了一個家庭聚會,交代夫人王光美做了幾樣難得一見的好菜,邀請了朱德、彭德懷等人來喝酒,慶賀勝利。

1948年5月,毛澤東調離陳毅,讓粟裕接任其職,擔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粟裕堅持謙讓後,改任代司令員兼代政委)。這一決策的運籌過程,除了戰局需要與毛澤東的信任外,劉少奇的及時建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個老兵心目中的陳毅元帥》與《傳檄到中原》兩書,曾披露陳毅突然被調離華野的真實原因:「中央有人說:‘陳毅在山東,很多有能力的幹部他沒有充分用起來,很多事情他攬在自己一個人身上,結果這些事情沒有做好。’而這人和饒漱石的關係密切。」

這個人是指劉少奇。

饒漱石早年在東北期間,就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深受其信任。劉少奇曾在華中局會議上說:「饒漱石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優秀學生!是一個成熟的革命者。」

因此,他離開新四軍前,鄭重向毛澤東推薦饒漱石接替自己的職務,使之成為華中局與新四軍的一把手。饒漱石也由此成為華中以致後來華東戰略區與東北高崗、西南鄧小平、西北彭德懷、中南林彪同列的人物。

儘管饒漱石很不地道,後來翻臉不認人,妄圖拱倒有知遇之恩的劉少奇,但他們曾經關係密切,也是不爭的事實。

建國後,劉少奇雖然短時間兼任過軍委副主席,但主要工作在地方,不分管軍隊的具體事務,不久又相繼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因此與從未脫下軍裝的粟裕交往不多,但他並未忘記這位老部下。

1951年11月12日,粟裕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第二副總參謀長。進京之前,他請假半個月,到上海治療右臂內殘留彈頭處的發炎。

11月25日晚上,正在上海視察與療養的劉少奇得知這一消息後,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突然造訪粟裕的駐地。粟裕的秘書鞠開馬上進屋報告。

劉少奇時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軍委副主席,可謂位高權重。粟裕深感意外,連忙到大門口迎候,說:「少奇同志,應該下級看上級,豈有上級看下級之禮。真是不敢當啊!」

劉少奇接過粟裕的話,爽朗地笑道:「怎麼沒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來看你,不就有了嗎?」

粟裕也笑了。隨後,兩人互相慰問,暢談甚歡。

有來當有往,儘管相隔久遠了一點。1954年5月19日晚上,粟裕也到劉少奇家拜訪。

不久,劉少奇要求粟裕將所負責指導的各兵種、各部門以及有密切關聯部門的情況和問題,向他和中共中央彙報一次。

粟裕隨即向劉少奇提交了報告,分別彙報了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防空部隊、公安部隊以及全軍裝備情況的現狀,五年計劃和遠景、存在的問題和措施,並且彙報了1954年各兵種及作戰部的情況。

報告中,粟裕還建議:「今後應主要加強海、空軍,而最近十年或十餘年內尤以加強空軍為主。」

1955年全軍授銜,在粟裕早已提出辭帥並獲毛澤東批准後的9月9日,負責決定元帥人選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即後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召開會議,有關元帥軍銜授予問題成為議題之一。兩天後的晚上,中央書記處又召開會議,再次專門討論元帥軍銜授予問題。

會上,劉少奇提出對陳毅授銜元帥的異議。

此前的1954年9月,陳毅被任命國務院副總理,分工為常務副總理,兼管科學院、政法、文化,並「準備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國務院再次分工,確定陳毅分管第一、第二辦公室、民族事務和科學、衛生工作。按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銜的標準,陳毅顯然也可以不授銜。

而如果陳毅不授銜,那麼南方紅軍游擊隊、新四軍以及華東野戰軍(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銜元帥,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粟裕將再次成為當然人選。

顯然,劉少奇在給粟裕爭取授銜元帥的最後機會。

但這兩次元帥人選最後確定的會議,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的周恩來均因正在北戴河療養而未參加,當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央辦公廳主任徵求他的意見時,周恩來主張給陳毅授元帥銜。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55年9月11日,周(恩來)致函,主張給陳毅授帥,認為給陳(毅)授帥,對陳(毅)現在和將來的工作都沒什麼影響。」

周恩來還引用了蘇聯布爾加寧的例子。他說:「軍銜授予,對陳毅同志現在和將來的工作均無不便之處,平時可以不穿軍服(必要時穿)。蘇聯的布爾加寧同志也有元帥銜,現在他做部長會議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帥的頭銜了。可以說是一個例子。」

因為周恩來的堅持,劉少奇的異議未被書記處通過,粟裕也因此與軍人的最高榮譽元帥軍銜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廬山會議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懷被打倒。他曾向毛澤東施加影響,說粟裕「裏通外國」,引起毛澤東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總參謀長一職。

不想才過一年,「裏通外國」的帽子被如法炮製,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懷頭上。毛澤東生氣地說:“其他一切都好談,裏通外國就難辦了。”與上一年對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轍。

會議期間的一個下午,時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找到粟裕,關切地說:「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說說嘛。」

他是粟裕兩讓司令一讓元帥的見證人,當然不相信這位老部下是什麼「極端個人主義者」、「裏通外國」。因此,他要粟裕提出申訴,恢復被潑了髒水的個人名譽。

不過,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謝,卻沒有接受這個建議。他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出自己的問題,堅信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以說明自己的清白。

1969年11月,劉少奇這個被毛澤東培養了二十餘年的接班人,沒能等上「接班」的風光日子,在飽受迫害中悲慘地辭世,粟裕也失去了一位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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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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