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康奈爾大學政府學教授托馬斯・比賓斯基（Thomas Pepinsky）與傑西卡・維斯（Jessica ChenWeiss）7月15日接受SupChina網站訪談，二人反駁拜登政府指責中國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稱這只是美國從自身視角做出的想當然的誤判。
SupChina網站的文章。
比賓斯基與維斯二人對拜登政府不斷輸出的「意識形態競爭」及「民主VS專制」說辭進行了深入剖析，指出美國以意識形態作為競爭核心的做法，忽視了兩黨分裂這一破壞民主的主因，並且會對美國在東亞、東南亞的合作產生不利影響。
中美競爭正不斷被拜登政府掛在口邊。不久前，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問題主任瑞安・哈斯（Ryan Hass）曾感嘆，與中國競爭已經成為一種正當理由，一種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曾直接協助總統歐巴馬處理外交及安全事務的哈斯說道：「感覺中國已經變成了政策上的強力膠。它能修理任何東西。如果你在美國國內想有凌駕於黨派的問題的共識，談談中國；如果你在跨大西洋領域有分歧，也談談中國。」
美國康奈爾大學政府學教授比賓斯基。
在維斯與比賓斯基看來，美國民主的確面臨威脅，但威脅並不是來自中國，而是來自美國國內。
美國康奈爾大學政府學教授傑西卡・維斯。
「我們認為，實際上是共和黨意圖推翻2020年大選、想壓制投票權的所作所為，真正威脅到了美國民主的生存。威脅存在於美國內部，而非外部。」維斯說。
在訪談中，維斯與比賓斯基還強調他們非常想對「中國一心想向世界，如向東南亞出口所謂的『中國模式』」這一想法，進行回擊。
比賓斯基表示，美國在民主意識形態上十分地想當然，認為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可以在全世界廣泛適用，並且中國也會同美國一樣去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
「至少以我的經驗來看，看看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就知道，意識形態主導的說法根本就不存在。它們的關係是建立在利益和某種務實努力的基礎之上的，為的是達成外交政策目標。」比賓斯基說。
比賓斯基用中國同越南與菲律賓的外交關係作為例證。
「與中國在制度形態、意識形態背景和結構上最為接近的國家就是越南。中越不僅在我的有生之年曾打過仗，中越關係從根本上不是由兩國建國時刻的共性決定的，而是由兩國擔憂其在南海的區域影響力等一系列其他問題決定的。」
比賓斯基說：「中國發現與政治形態完全不同的國家合作是最容易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不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不是馬列主義者。他比人們所認為要更加左派，但中菲雙邊關係的本質，僅僅是因為杜特爾特與中國在亞洲地區有著共同的利益。」
而在維斯看來，拜登的「民主VS專制」戰略，甚至會適得其反，讓美國在競爭中失去盟友。
「因為民主與專制之間的這種二元框架，使得美國在國外，尤其是在東亞和東南亞尋求合作夥伴變得更加困難。」這種觀點也得到了比賓斯基的贊同。
維斯還指出，美國不應將意識形態問題，置於對華戰略的中心位置，而是應該認識到不同政權的差異，認識到定義民主存在著不同的方式。
「意識形態差異一定會存在，並且各個國家的國內差異與偏好也不同。但讓它們成為競爭的核心，很可能會讓加劇意識形態帶來的不安全感。」維斯說。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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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