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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惜的開國中將:部下出了兩位大將 15位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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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惜的開國中將:部下出了兩位大將 15位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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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惜的開國中將:部下出了兩位大將 15位上將

2021年07月22日 17:35 最後更新:11:10
 

 

提起最可惜的開國中將,大家一般都會想到徐立清、王近山等人。徐立清在1955年時是正兵團級幹部,原本是板上釘釘的上將,但因他是授銜的負責人,自己主動降為中將;王近山在解放戰爭時期戰功赫赫,被鄧小平譽為二野第一猛將,但因為生活上的問題被降為中將。

不過,要說資歷,這兩人都比不過這個人——倪志亮。

在紅軍時期,倪志亮是紅四方面軍參謀長,跟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並稱四大巨頭,下面的軍級幹部、師級幹部中後來出了12位上將:許世友、王宏坤、周純全、呂正操、陳再道、王新亭、王建安、張宗遜、陳錫聯、陳伯鈞、李聚奎、傅鍾。

大名鼎鼎的王近山,當時還是倪志亮下面的一個師長。

到了抗戰時期,倪志亮擔任八路軍129師參謀長,跟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並列,下面還有兩位大將:陳賡、蕭勁光,還有8位上將:李達、宋任窮、王宏坤、陳錫聯、陳再道、王新亭、李聚奎、謝富治。王近山是下面的一個副團長。

這樣看來,倪志亮的部下,至少有兩位大將、15位上將,而他自己卻只被授予中將軍銜。

而且,倪志亮早年在擔任紅四方面軍11師師長的時候,政委是李先念,後來的國家主席。

所以,倪志亮的資歷是非常深的,只授中將確實有點低了。至於原因,熟悉軍史的人差不多都能猜出來,在這就不說了,多說無益。

倪志亮還有一個獨特之處,就是他的籍貫,是開國將帥中唯一一個北京人。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北京向來是王侯貴族之地,離南方革命高發地太遠,自然就很少有人參加革命了。別說北京了,上海也只有一個,還是個少將,叫錢信忠。

有意思的是,在百度百科的「北京」條目中,“名人”一欄有大張偉,卻沒有倪志亮。

倪志亮原本是皖系的人,還當過排長,後來覺得不是自己想要的,就考入了黃埔軍校第四期,跟林彪、張靈甫成為同學。

可能是因為早年在軍閥中待過,倪志亮沾染上了一些軍閥作風,脾氣很大,經常體罰士兵。晚年時,倪志亮生病住院,當年的老部下、開國中將胡奇才去看望他,還跟他開玩笑說:「當年我在行軍路上打瞌睡,還被你用皮鞭抽過。」兩人哈哈大笑。

不過,倪志亮是一個豪爽之人,只要意識到自己錯了,絕對不賴賬。當年,倪志亮規定部隊不准抽煙,只要發現誰抽,就罰他在全體將士面前把煙絲吃下去。

但還沒等抓住一個士兵,倪志亮反倒被士兵抓住了一次,怎麼辦?誰敢罰領導啊?沒人敢罰,倪志亮就自己罰,當天就召集全體將士,當著大家的面把煙絲吃了下去。

這樣的豪爽之人,打起仗來自然也不含糊,在擔任師長期間,有一次部隊跟敵人展開了肉搏,倪志亮也跟著沖了上去。一位團長一看,這種事怎麼能讓師長親自來干?出了事怎麼辦?就跑過去,背起倪志亮往回跑。倪志亮還沒等上手呢,就被人背回來了,大怒,掏出手槍指著那個團長大罵:「王八蛋!快給我放下來!老子斃了你!」

建國後,倪志亮原本在中南軍事政治大學當副校長,卻被周恩來調去了外交部。倪志亮都傻了:我就是個大老粗,打仗還行,哪能穿上西裝搞外交啊?那多彆扭啊?

不過,當周恩來跟他一席長談之後,倪志亮漸漸轉變了想法,開始進入外交部進行培訓。

很快,韓戰爆發,中國除了派志願軍參戰,還需要派一位駐朝鮮大使。派誰合適呢?周恩來伸手一指,就你了,倪志亮同志。

就這樣,剛剛培訓幾個月的倪志亮,轉眼就成了新中國首位駐朝鮮大使,負責中國志願軍與朝鮮的交流工作。

不得不說,中國志願軍能在朝鮮最終讓聯合國軍簽字停戰,倪志亮在其中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在他回國時,金日成特別授予他朝鮮最高獎賞——一級國旗勳章。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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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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