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錢鍾書、楊絳和女兒錢瑗在清華園。
人的記憶猶如一面古老的銅鏡，歲月風雨或許會使鏡面蒙上層層綠銹，即使努力擦拭，顯現出的歷史影像也總是模糊飄曳的，未必就是逝去年華真實場景的再現……我記得，錢鍾書先生講過幾次，不要太相信回憶錄之類的文字，可能就是這個意思吧。
在我家裏，我們總是習慣地稱錢先生為「爺爺」，稱楊絳先生為“奶奶”，這是我們至今不變的特定稱呼。先父施咸榮青年時曾就讀清華大學外文系，師從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以後，他長期從事英美文學研究，更是時常要向他們夫婦求教。幾十年來，我們兩家保持著親密的關係。按照我們民族傳統，古人云“師徒如父子”，就是這個特定稱呼的緣由吧。就連我的兩個女兒，也隨之稱呼他們夫婦為“太爺爺”、“太奶奶”。大約是在1972年，我家剛從幹校遷回，父親還留在幹校。一天，我隨母親路過南小街二店買東西，母親遇見楊絳奶奶，兩人高興地拉手寒暄。楊絳奶奶也才從幹校回京，梳著極短的頭髮，穿著洗得發白的男式舊制服，看打扮也是“五七戰士”模樣。在店門口，她倆滔滔不絕用上海話聊起天來。我急著回去寫功課，悄悄拽媽媽一把，催她回家。楊絳奶奶笑眯眯瞥我一眼，問道：“這是施亮吧？”媽媽忙不迭地回答，是呀，他已經上中學了。她們分手後，媽媽在回家路上興奮地對我說，你知道嗎？這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他們夫婦都是你爸爸的老師！又說，還記得嗎？你小時候，他們夫婦住在乾麵衚衕院子裏，我們領了你去拜年，讓你叫爺爺奶奶，他們給你壓歲錢呢……媽媽這番話，喚起我的模糊記憶，我朦朧間回想起錢鍾書爺爺坐在沙發上，寬闊的額頭，笑吟吟的臉龐，伸手愛撫著我的臉蛋。
一年後，父親也從幹校返京，又回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外國文學編輯部。開始，領導讓他主編內部發行的《外國文學情況》，他趁勢申請了北京圖書館的借書證，可以借閱到館內進口的西方國家書刊。他經常提著沉甸甸的皮包回家，裏面裝著一本一本英文書籍。他和錢鍾書爺爺楊絳奶奶的聯繫越來越頻繁了，我經常看到錢鍾書爺爺開出的書單，大都是英文書籍，有時一張紙條寫得滿滿的。這些便條有一部分還保存在我家裏。
父親從內心深處崇敬錢鍾書爺爺和楊絳奶奶，曾經多次向我說起過，他所熟識的學者們當中，有學問的人也有一些，但是有學問又有品格的人卻不多見，尤其是真正做到淡泊寧靜、不求名利的學者更是很少。他從好友董衡巽伯伯等人那裏聽說他們夫婦的軼事，印象最深一事，河南「五七幹校」的揪“五一六”運動中，有一次開會整鄭土生先生，逼迫他交出所謂名單。鄭土生先生堅不攀扯他人。散會後，許多人在場，楊絳奶奶徑直走到鄭土生先生面前說，家裏有什麼事需要託付嗎？可以跟我說！人們那時身處於充滿了政治艱險的時代氛圍里，誰都怕惹火燒身，能有如此俠肝義膽的人，在高級知識分子中實在太罕見了。
1975年初，我從東城區師範學校畢業，分配回北京二中做語文教師。剛走上講台，我心中忐忑總怕調節不好講課時間，只好借父親的手錶戴。我家的經濟狀況當時不寬裕，買一塊手錶需要我仨月工資。錢鍾書爺爺和楊絳奶奶得知此事後，給我家送來一百元錢，對我母親說：「施亮參加工作，我們表示祝賀，這就權當我們的一點兒心意吧。」用這筆錢，我買了一塊上海牌手錶，戴了很長時間。我聽父親說，外文所與文學所的一些年輕人，因為工資菲薄，都受過錢鍾書爺爺和楊絳奶奶的饋贈。還有“燕京才子”吳興華教授，1958年被劃成“右派”，“文革”初被迫害致死。他的家屬經濟狀況窘迫，楊絳奶奶借口尋人抄寫譯作，找到吳興華大女兒，每每付給她較多的報酬，以接濟這一家人。
其實，那一年也是錢鍾書爺爺和楊絳奶奶最窘迫的時期。他們從家中「逃亡」，先是在女兒錢瑗的學校宿舍住一些時候，以後又住到辦公室。我隨父母去過那間“陋室”，到處是書架，牆邊放著行軍床，床邊一張書桌，窗旁一張書桌，屋內已局促得難以立足了。母親與楊絳奶奶用上海話嘮家常，父親與錢鍾書爺爺則在靠窗的書桌邊低聲細語，我也湊過去聽，他們說的是英語。不過，看他倆的隱秘神情就猜到可能是聊社會上流傳的政治秘聞。回到家裏，爸爸告訴了我錢爺爺拒赴國宴之事，他們是為了擺脫江青的拉攏。我不禁對兩位老人肅然起敬。曾有一文用暗諷筆法寫，錢先生在清華的同學某位高官如何如何，似乎意在表明錢先生受其庇護。其實，他們夫婦不依靠任何政治勢力的特點，恰是知識界衷心讚譽和欽佩的品格。錢先生與楊先生對待那些大人物，從來持守著不趨炎附勢、不諂媚、不勢利的處世原則。據我所知，那位原是清華同學的高官在“文革”後期走紅，他們夫婦絕無巴結舉動，更是直接拒絕江青的拉攏，否則也就不會家無立錐之地而東躲西藏了。“四人幫”粉碎後，這位高官失勢失意，曾經與夫人數次探訪錢家，錢先生與楊先生都在家中熱情接待，而他們夫婦杜門謝客則是有名的。
記憶銅鏡上，也時常會有一層歷史綠銹蒙垢在上面。不擦拭掉歷史綠銹的蒙垢，我們是看不到真正事實的。
1978年初夏，我在北京二中當語文教師。語文組的趙慶培老師，是全校的業務尖子。他博學多識，語文教學水平在區里也是有名的，曾經多次進行過示範講課。有一天在圖書館，我們聊起來。他得知我家與錢家關係較密切，甚為興奮。問了我許多錢先生的事情。那時候，錢先生僅在國內學術界較為知名，並不若當今海內外皆知。我好奇地問趙老師，您也知道錢鍾書？趙老師回憶道，那是上世紀60年代初，他在圖書館閱讀《宋詩選注》，教外語的蔡老師近前來，指著封面上錢先生名字說，你知道嗎？這可是個了不起的大學問家啊！蔡老師原在北大任教，他去圖書館借書，卻發現每一冊書的借書卡都有錢先生的簽名，便驚詫地問圖書館的管理員，這人是誰？管理員反問，你在北大教書，怎麼連錢鍾書都不知道啊！蔡老師順便又講了一些錢先生的軼事。從此，錢先生的名字銘刻在趙老師記憶中。趙慶培老師說，他自己一直尋找著錢先生的作品，可除了《宋詩選注》和《通感》一文外，很遺憾未讀到其它著作。他問我家中有無錢先生的作品，尤其是《談藝錄》，很想一睹為快。我說，您知道嗎？錢先生解放前還出版過長篇小說《圍城》，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的，我父親一位好友楊仲德先生家中存有此書，我也看過。趙老師也很想借來看看，我說此書是珍本，不可能借人的。趙老師表示理解。
以後，趙老師到我家與我父親會面。他們略作寒暄後，又談起錢先生。趙老師懇切地說很想拜見錢先生，不知能否引見？父親沉吟一會兒才說，錢先生工作緊張，平日極少見客。不過，他可以替趙老師問一問。
父親後來才對我說，他深知錢先生和楊先生不喜歡應酬，也很少見客，許多名人要人甚至外國記者學者都被拒之門外。可是他那天被趙老師一片仰慕之情所感染，決定替趙老師說一說。過幾日，父親高興地對我說，事情辦成了！一天晚上，他與錢先生聊天，講起趙老師頗想拜見錢先生之事。意想不到，錢先生竟爽快答應說，是個中學教師？那我倒想見一見。他對父親說，中學教師里真正有學問的人是很有一些的。前一段時期，有一位中學教師給他寫信，指出《談藝錄》一處引證失誤，他很高興地回信向那人致謝。
錢鍾書與楊絳在書房。
這天下午，父母與我一起陪同趙慶培老師拜訪錢家。我們先去電影院同看一場外國影片，然後又赴三里河南沙溝的錢家。天氣已經很熱了，錢先生穿一件舊府綢短衫，親自為我們每人沏茶。他風度翩翩，和藹可親，談得融洽了，趙慶培老師將他聽到的兩樁軼聞向錢先生求證，先是問：聽說您留學歸國後回西南聯大任教，被破格任用，直接任教授，可有此事？錢先生確認此事。趙老師又問，聽說您考取的那一年庚款公費獎學金只有一個名額，許多同學知道您要參加考試，就不去考了，這傳說是否當真？錢先生也微笑點頭，並說出幾個名人的名字。
趙老師又說，您編的《宋詩選注》確實是一本好書，我已經讀過好幾遍了，讓人回味不已，極有收益。不過，在十多年前，我曾經在《讀書月報》看到一篇文章，似乎是批評對文天祥詩篇選目的……
錢先生敏捷地問，大概是指責未選《正氣歌》吧？趙老師點頭答是。
這打開了錢先生的話匣子。他滔滔不絕，旁徵博引，舉許多事例論證這首詩有堆切典故之弊。他說，他認為這首詩並非上品，所以他選了文天祥其它的詩，沒有選這篇。而且以後修訂本再版，也會堅持不選的。可惜我記不得錢先生所說的大部分具體內容了。不過，我記得有一回父親與錢先生閑聊，講起彼此熟識的一位古典文學專家撰文批評《宋詩選注》為何不選《正氣歌》，錢先生就說，這首詩並不怎麼樣，只是道學氣濃重，居然有那麼多人喜歡它！他又轉向也在座的我說，你要記住，一個作家最有名氣的著作，未必是他最好的著作。一部作品出名，常常是因為政治和社會各種因素造成的。那時，我並未聽懂錢先生這一番話，如今回想起此乃至理呀。
錢先生又對趙老師說，不要迷信那些專家學者之類的。其實，中學老師裏面倒是有一批具備真才實學的人，這些人的學術根底不見得比專家學者們差。他說，中華書局出版了張相所著的《詩詞曲語辭彙釋》一書，以後又有一位江西的中學教師王鍈搜集了資料，又寫成了《詩詞曲語辭例釋》的稿子，他讀過了，很有價值。此書中華書局將要出版。
這次會面持續了近兩小時。隨後，父母應邀在錢家吃晚飯。我與趙慶培老師就回家了。本來，錢先生也提出請趙老師一起吃晚飯，但我父母替趙老師婉辭了。歸途中，趙慶培老師頗感慨地說，有人講錢先生是個驕傲自負的人，見面後我倒沒有這種感覺。他很直爽，有什麼說什麼，絕無哼哼哈哈、裝腔作勢、擺架子模樣，真是一片純真呀。這在名學者中是少有的。
歲月倏忽而過，已有三十餘年了。真有意思，當年一些具體場景，包括錢先生的神姿，似乎恍如昨日。可是，有些更重要的事實卻又模糊了。趙老師說，他記得楊先生是始終在座的。我卻明明白白地記憶，那天下午楊先生恰去參加鄧小平與西班牙國王的會見。回來對我們說，禮賓人員介紹她是《堂·吉訶德》的譯者，鄧小平說一聲，噢，《堂·吉訶德》已經出版了，我怎麼沒看到？
記憶銅鏡中的影像，或許，就是這一道記憶的殘影，又與那一道記憶的殘影互相連綴？所以我說，記憶只能是一面銅鏡，而不可能是玻璃鏡，也更不可能是畫面清晰的錄像再現。
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1990年出版了。錢鍾書爺爺和楊絳奶奶很關心這本書，幾次詢問過。大批樣書到了，父親讓我挑上一本，一塊兒去錢家。我竭力挑揀出一本最漂亮的，內心卻忐忑不安，總覺得自己的作品太小兒科，彷彿是小學生的作業拿去給大學教授批改。
翻開書的扉頁，我覺得不好意思寫什麼「敬請教正」之類的話，顯得傻裏傻氣的。我把這個心思對父親說了，他未置可否。
那天晚上，走進錢家寬敞的大客廳里，我頭一回有了手足無措的感覺。奉上這本書時，楊絳奶奶沒戴眼鏡，就未翻開看。她撫摸著書的封面，「嗬，挺厚的呢，有30來萬字吧?」我尷尬地笑一笑。
錢鍾書爺爺也拿過那本書，翻至扉頁，卻見什麼字也沒有,一片空白。他詫異地停一下，也往前翻一頁，還是白白的。他看我一眼，又望了身邊的父親一眼。父親注意到他的神情，顯得很窘，呵斥我說：「施亮，你怎麼回事兒!書上怎麼什麼也沒寫?」
我囁嚅答：「我，我……這個東西，很幼稚的!我不好意思寫……」
錢鍾書爺爺放下書，唇邊帶一絲淺笑。「你坐下吧……不要緊的。」他拍一拍我的胳膊。見我坐下，也在旁邊沙發坐下。“好啦，你的頭一部書出版啦，最艱難的一個時期過去啦。以後，你要多注意身體，不要急於發表作品，多積累，好好寫。”他又加重語氣對我說：“記住，不要以成名為目標！太早成名對你沒有好處，容易走上功利的道路。”以後，楊絳奶奶也好幾回對我重複這個意思。
「爺爺，不過，我們這些年輕人的水平太差。」我鼓足勇氣說，“我覺得，就是現在的一些著名作家，也沒有趕上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作家的水平。”
「那倒不見得。」錢鍾書爺爺搖一搖頭說，“我有一種想法，也許，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要從你們這一代人開始呢。我讀過一些年輕作家的作品，剛發表的小說就很不錯。只要不急功近利，勤奮寫下去，是能夠成功的。還有，你也一定要明白，有些著名作家並不見得就是優秀的，不過是一時走紅而已。我們那個時代也有一些這樣的人，像是一堆泡沫，一眨眼，又消失了。留不下一部真正的作品。”
我聽過這一番語重心長的話，內心感動，感到他的心跟我接近了，我就有膽量提出內心存疑已久的一個問題：「爺爺，有個事兒，我一直想問您……」
「說呀!」
「您在《圍城》的「重印後記」里說，後來您又寫了新的小說《百合心》，可惜只寫了兩萬字，在搬家時丟了。可我猜測，並不是丟了，而是您自己把它燒掉了。」
「哦，」他一怔，問我，“怎麼是燒掉呢?”
「因為，您心裏一定很明白，在那個年代，即使把這本書寫完，也根本不可能出版了。另外，在當時社會氣氛下，您也沒有心情寫了。看著它，心裏難受，索性就一把火燒掉了事!」
錢鍾書爺爺並未答話，卻細眯起眼睛，用一種極複雜的眼神注視著我。注視著，注視著，目光倏忽間又變得很空漠，雖然還瞧著我，又似乎注視更遙遠處。
沉默少頃，他改變了話題，向父親問起熟識的一位老友的近況，隨後又說起其它事情。雜七雜八閑聊著，他顯現出迷惘的模樣兒，有一句沒一句的。間歇處，有兩次他瞧我一眼，疲憊地一笑。
送我們出門時，在走廊上，錢鍾書爺爺將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拍了兩下，說：「施亮呀，要珍惜你現在的好時光，搞好身體，寫吧，寫吧，好好地寫。」說完，又使勁拍一下。我也用力點一點頭。
走到樓外，父親又懊悔地提到未在書上題字之事，說他也有責任。我也回應著。可是，我的心思並未在此事上。剛才錢鍾書爺爺對我講的那些話，是真正的金玉良言，必定如銘文般留在我的記憶中。還有，我也意識到自己在不經意間，可能勾起他心靈深處某種憂鬱的回憶。或許，我那幾句話又喚起他「碧海掣鯨閑此手」的遺憾?外人是難以理解這種遺憾的巨大創痛的。所以，他的神情才顯出那麼迷惘，那麼複雜！於是，錢鍾書爺爺瞬時間轉化成的那一道很空漠的目光，總在我心頭縈繞。
科學家認為，記憶像放在書架上的獨立文件，每次取下來打開看時，又可以隨意修飾。但是，最深刻的記憶卻是不會更改的。在我記憶的銅鏡里，這個片段是永遠也不模糊的。
1993年5月18日，父親病逝。第二天，錢鍾書爺爺和楊絳奶奶給我們家人寫來一封唁信：「若瑩夫人、亮、研賢伉儷同鑒：昨日得知咸榮逝世，不勝驚悼。數十年至交，臨終未得訣別，尤為悲感。我自動手術以後，衰朽愈甚，一時未能康復。楊絳失眠減食，亦成病嫗，本擬聞訊即造尊府慰唁，而實以精力不勝，稍待異日。先此草函，尚望節哀順變，料理大事。指痛不便多寫，書難盡意，即頒闔家平善不備。錢鍾書、楊絳同上。五月十九日。」
這是錢鍾書爺爺親筆信，以前他寫信從來是神采飛揚的毛筆字，如今卻用鋼筆了，且字跡顫抖。他是拖著剛動大手術的衰弱病體寫來的這封信啊。
話，恰是錢鍾書爺爺接的，他說不必送小菜了，可希望我和傅研過去一趟，也帶孩子們去。
在大客廳里，錢爺爺穿一身亮藍綢緞的中式棉襖，領口紐襻沒有系，顫顫巍巍的，人消瘦了一大圈，面容憔悴。他見我們仍然是把小菜帶來了，苦笑著說，你們看我這個樣子，哪裏吃得下去。能把食物嚼一嚼，維持住體內的營養就不錯了。
他絲毫沒有掩飾自己的感傷情緒，絕無強顏歡笑之詞。他對我們說，他自己也來日無多了。他的一切國家會管的，不過，他更擔心的是楊絳奶奶。當時，楊絳奶奶正好出門了。他重複說了好幾回，拜託你們多照顧奶奶！
然後，有好幾回，他仔細端詳著我，目光充滿了憂傷和寂寞。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想起我的父親，想從我的臉上看出我父親的逝影來！我強忍住眼淚。那天，我們只呆了半個小時。本來，錢鍾書爺爺讓我們再多等一會兒楊絳奶奶，我們何嘗不願意陪他多坐一會兒？可我們知道，這隻會勾起老人更多的哀傷，更多的痛苦。我們匆匆告辭了。
又過了三年半時間。1997年的正月初一，我和傅研去北京醫院看望了長期淹纏於病榻的錢鍾書爺爺。他微閉雙眼，面色黑黃憔悴，一根鼻飼管維繫著他與現實人生的聯繫。他見了我們情緒有些激動，引發了一連串咳嗽與喘息，身體也微微顫抖著。我拉住他瘦骨嶙峋的手，心縮成一團地疼痛。
他清清楚楚地說：「我已經不知年了。」
他的頭腦仍然是那麼睿智。可是，這也是與痛苦成正比的。他真的來到人生邊上，受夠了死神的戲弄，被推來搡去，在死亡深淵的懸崖邊徘徊。還有，錢鍾書爺爺和楊絳奶奶這對老夫婦還要忍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就在半年前，楊偉成姑父及我與傅研把錢瑗姑姑癌症晚期的消息告訴楊絳奶奶，我們親眼看到老人仰靠沙發，雙目望著天花板的哀慟神情……
這次探望錢爺爺一個月以後，傅研陪同楊絳奶奶去小湯山的溫泉胸科醫院，與錢瑗姑姑見了最後一面，母女倆極理智地做了臨終訣別。一星期後，錢瑗姑姑病逝。
我們那天參加錢瑗姑姑追悼會回來，阿姨對我們說，中午楊絳奶奶未吃午飯，阿姨勸她多少應該進一點兒食，因為下午還要去北京醫院。楊絳奶奶凄惻地說：「我怎麼吃得下去呢？這時候，我女兒的血肉正在爐子裏被燒著呢！」
錢瑗姑姑病重期間，錢爺爺有所感覺，總問楊絳奶奶：「阿圓怎麼不來看我？她最近怎麼不來了？」楊絳奶奶就編出些話來，先瞞住他。又問了幾回，他不再問了，卻用一種憂愁的目光望著她。楊絳奶奶說：“那種眼光是很難受的，讓我心裏一揪一揪地疼。”
錢鍾書爺爺去世了。那天晚上，我和傅研看過新聞聯播後，立即趕到錢家。傅研拉住楊絳奶奶的手，哽咽失聲。楊絳奶奶急促地說，別哭，別哭，不要哭！又對我們說，爺爺不喜歡別人用哭聲送他。
我們都忍住了眼淚。我望著楊絳奶奶略顯疲憊的消瘦臉龐，忽然想起，是啊，我從來未見楊絳奶奶流過眼淚。也許因為，眼淚是透明的血，它淌在心裏了。
生命只是個行路的影子，這是莎士比亞戲劇里的台詞。錢爺爺生命的一切，都留在書山的路徑中了。而在我的記憶銅鏡中，老人的背影、側影、倒影匯成了一幅又一幅斑斕畫面，也映照出一條真正學者的獨立人格之路。
這是我們的鑒范。
來源：北京日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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