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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亂反正的重要醞釀 胡耀邦與鄧小平的首次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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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亂反正的重要醞釀 胡耀邦與鄧小平的首次接觸

2021年08月01日 20:16 最後更新:11:30

1977年7月15日出版的《理論動態》

《學習時報》發表署名沈寶祥的文章,通過作者回憶的第一視角,再現了胡耀邦與鄧小平在理論問題上「第一次接觸」的前前後後。這次接觸,就是對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交換看法。可以說,這是撥亂反正的一次重要醞釀,具有重大的意義。文章如下:

胡耀邦從1977年3月開始主持中央黨校工作,職務是副校長。他在中央黨校復校開學前,首先創辦了一個小刊物,刊名叫《理論動態》。我從這年的6月4日開始,同幾位同志一起,在他的具體指導下參加籌辦這個刊物。《理論動態》於1977年7月15日創刊,出了第1期。這個刊物一期只刊登一篇文章。第1期刊登的文章是《「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作者吳江。

吳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一書中說,1982年10月16日上午,胡耀邦找他談話(中央組織部長宋任窮在座)。胡耀邦一開頭就說了以下一段話:

“理論上的撥亂反正,開始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口號。一九七七年七月吳江寫了一篇短文《「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提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繼續革命的主要內容應是文化、技術革命,生產力的革命。七七年七月那時候提出這個論點是不容易的,可以說是理論上撥亂反正的第一個行動。我把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論問題上第一次接觸,那時喬木同志還沒有恢復工作。這篇短文當時就作為《理論動態》創刊第一期發表。三中全會後過了一個時候,中央提出廢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也是對的,那是以後的事了。”(《十年的路》第22頁)胡耀邦認為,理論上的撥亂反正是從否定「繼續革命」口號開始,《理論動態》發表《「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這篇文章是“第一個行動”,而且,這篇文章是他同鄧小平在理論問題上的「第一次接觸」。由此可見這篇文章的重要性。

吳江在他的書中簡要地講了這一篇文章的寫作情況。但由於事隔多年,手頭材料又比較少,有些地方講得不很確切,也比較簡略。我願意將自己了解的情況寫出,作為補充。

1977年4月,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5月1日,華國鋒發表了《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的大文章,介紹這本書的基本思想,並要求全黨認真學習「繼續革命」理論。正如吳江所說,這也是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一大定調。當時,中央黨校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復校開學,面臨著如何組織學員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問題。為此,胡耀邦召開了一個小型理論座談會,聽取大家的意見。

這個座談會是在7月12日上午召開的,地點在中央黨校主樓三層會議室,參加者近二十人,主要是教研室負責人和教員,我作為《理論動態》成員,也參加了會議。胡耀邦主持會議,他簡要地講了會議的主旨,是開學後如何搞好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輔導。吳江首先作了比較系統的發言,就如何理解繼續革命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會議結束後,胡耀邦對吳江提出,將發言整理一下,作為《理論動態》第1期的文章,怎麼樣?吳江表示同意。本來,耀邦和秘書陳維仁已經準備了幾篇稿子,但還沒有作為第一期用的有份量的文稿。現在決定用吳江這一篇,並決定在7月15日出刊。耀邦轉身對我們說,我現在先給你們出第一期,以後就得五天一期出下去,風雨無阻,逢五逢十出刊,不管禮拜天還是國慶、春節,都要按期出。他又一次說,我們自己製造一個環境,壓迫自己(這句激勵我們的話,他講了幾次)。

吳江在他的書中說,當天晚上(7月12日),胡耀邦同志又把他找去,讓他將白天的發言寫成文章,明天交稿。為了搞清情況,我查看了保存下來的這篇文稿的全部資料。

7。”在文稿清樣上,胡耀邦作了一些修改,陳維仁寫了:「照此定稿。刊動態第一期,十五日發出。陳14/7。」這都是1978年7月14日一天之內的事。

吳江說:「在華國鋒發表他的《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這篇長文之後,胡耀邦之所以敢於發創刊號的文章,原來是經鄧小平的認可。」(《十年的路》第21頁)看來,這個判斷有誤。

從時間上看,7月12日上午,吳江在會上發言,晚上,胡耀邦找他談話,囑他將發言寫成文章;7月13日,吳江寫成4500字的文稿(這已屬高效);7月14日上班後,吳將文稿交陳維仁,陳將稿直接發印廠排清樣;當天,胡耀邦即審閱定稿,隨即返印廠付印,稿上寫有「300份」字樣;7月15日上午,發行《理論動態》第一期。從上述這樣的運行過程看,胡耀邦不可能將此稿先送鄧小平閱看。原稿上沒有鄧小平閱看的任何痕迹。我們當時也沒有聽說此事(按當時的具體狀況,如有此事,我們是會知道的)。胡耀邦說,我把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看來,他送的,應是《理論動態》第一期。

《「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一文,近4500字。文章講了兩個問題:(一)馬列主義關於不斷革命的思想是否僅限於由民主革命不間斷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而沒有包括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不斷革命思想?(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對象、任務是什麼。文章重點是講後面一點。

文章從理論上闡明,社會主義就是要不斷革命,上層建築方面的革命是極其重要的,但不能無限誇大上層建築的反作用,也不能僅限於上層建築方面的革命,更不能把我們的上層建築說得一塌糊塗,「實際情況是:基本適應,部分不適應,或個別環節不適應」。文章引了毛澤東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講著重點要放到技術革命上去的一條,即第21條。文章提出:“我們要大力宣傳毛主席的這一不斷革命思想”。文章說:“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學技術革命是不行的。”這樣的觀點同當時主要領導者強調的繼續革命重點是很不相同的。這篇文章在最後說:“有人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不斷革命就是不斷反右’。說這種話的人好像是在總結一項重要經驗。必須說,這不是毛澤東思想。”文章引毛澤東的話批駁了這種觀點。文章明確地說:“有‘左’,也有右,或形‘左’實右,有什麼反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不斷革命也是如此。”

這篇文章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當時也不可能這樣做。但是,文章所提以上兩點,都是這一理論的主要觀點,也是多年政治實踐中的兩個焦點問題。上述兩個觀點的提出,等於抽掉了這個理論的兩根支柱。更重要的是,這篇文章的題目,鮮明地提出,「繼續革命」的問題需要探討。多年來,一直說這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而且寫進了黨章,大家只有反覆學習領會的義務,而不容許有任何懷疑。這年的5月1日,華國鋒又發表長篇文章,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這個理論,堅持以這個理論為指導。現在,《理論動態》第一期刊登的這篇文章卻提出,這個問題還需要探討,實際是對它的真理性提出了疑問。正如胡耀邦所說,那時候提出這個問題是不容易的。

「繼續革命」的理論究竟是真理,還是謬誤?這是當時思想上理論上路線上最大的是非。推倒和徹底否定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撥亂反正的關鍵。解決了這個問題,搞清了這個最大的是非,才能解決其他一系列理論問題,才能打開全面撥亂反正的局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當時來說,首先就是要檢驗這個理論是否具有真理性。胡耀邦說,他把這篇文章送給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鄧小平同胡耀邦說了些什麼,他沒有多講。在此,我補充說一個情況。

話,是中央辦公廳一位同志打來的。孟凡接完電話後,立即很高興地對我說,中央辦公廳一位同志打來電話說,小平同志看了《理論動態》第一期的文章,基本同意提出的問題。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這裏順便再講一個情況。7月19日,胡耀邦又召開了第二次理論座談會,讓其他同志充分發言。會議開始,胡耀邦說:「對吳江同志那一篇,聽說議論紛紛,這是好現象。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我是沒有完全弄懂,探討,繼續研究,是好現象。理論問題要探討,爭論,是好現象。馬克思講,科學的入口處,好比地獄的入口處。」在會議結束時,胡耀邦又說:“我們本來是討論五卷的輔導問題,吳江同志提出如何理解繼續革命問題,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是五卷的中心問題,對我也很有啟發。”

以上情況說明,胡耀邦在理論問題上與鄧小平的第一次接觸,就是對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交換看法。胡耀邦通過《「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這篇文章表達的對「繼續革命」的懷疑和否定態度,鄧小平表示完全同意。可以說,這是撥亂反正的一次重要醞釀,具有重大的意義。《理論動態》第一期刊登的這篇文章,胡耀邦認為是理論上撥亂反正的第一個行動。這篇文章、這件事,中國的撥亂反正史是應當加以記載的。

吳江在書中說,《理論動態》這個小刊物由胡耀邦親自編輯,親自出題並最後定稿。從一九七七年七月到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胡耀邦卸任(不兼中央黨校職務),這個刊物共出345期(第345期出刊日期是4月25日)。將來如果有人願意研究「文革」以後的撥亂反正史,我相信,這個刊物將會成為一份重要史料。(該書第23頁)我認為,這是中肯之言。(編輯: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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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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