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及褔利局局長羅致光於網誌撰文提到，收入分配政策對於貧富懸殊影響，並指除了法定最低工資政策外，不會公開表達其他收入分配政策的意見，因主要是由於有關政策大都不是勞福局的政策範圍。而勞福局政策中，對收入分配最直接有關為法定最低工資，及政府就外判服務中涉及非技術員工的政策調整。
羅致光。資料圖片
羅致光表示，收入分配與勞工政策及一些會影響勞工供求的社會政策之間的關係，其中在勞工政策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輸入勞工政策與法定最低工資政策。其他影響勞工供求的社會政策，包括人口政策中的移民政策、生育政策、平等機會政策、家庭政策、教育與幼兒照顧政策、退休與退休保障政策，甚至是社會保障與公共房屋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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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指，單是負責上述政策範圍的便包括了保安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教育局、運輸及房屋局和勞福局。而有關產業政策，便除了公務員事務局外，其他的政策局都有相關的職權範圍。
羅致光指收入分配政策涉多個部門。資料圖片
羅致光續指，在勞福局政策中，對收入分配最直接有關為法定最低工資，以及現屆政府就外判服務中涉及非技術員工的政策調整。他又引用圖表舉例指，法定最低工資2011年5月實施，前年5月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為每小時37.5元，較2011年5月的28元增加33.9%，而去年12月的清潔工及保安員每月平均月薪，則較2011年12月分別增加了53.7%及57.0%。他強調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調整，只可以解釋到在這段期間清潔工及保安員薪酬調升的約6成，而另外4成的調升，主要是由於在這段期間勞工供求的變化及整體經濟增長所帶動的薪酬增長。
羅致光(細圖)指收入分配政策涉多個部門。資料圖片
另外，羅致光提到由於政府外判服務經常被批評是導致非技術員工收入偏低的原因之一，他上任後不久，便成立由勞工處作支援的跨部門工作小組，檢討相關制度，前年4月起推行新措施，以加強保障受僱於政府服務承辦商的非技術員工，去年底完成跟進檢討報告，顯示之後批出的合約中相關工資增約24%，並相信薪酬增幅會為私人市場帶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