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21年誕生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歷次黨代會,都是黨的歷程中的標誌性事件,其中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開,三大在廣州召開,五大在武漢召開。鮮為人知的是,1928年的中共六大,是在當時蘇聯首都莫斯科州納羅法明斯克地區五一村召開的。中共六大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為何放在國外開?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續3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後失敗,先是蔣介石集團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當年7月15日,中共五大閉幕後兩個月,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正式跟共產黨決裂。當時中國一片腥風血雨,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餘人。損失如此慘重,以至於中共六大召開時,無法統計全國黨員人數,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特別注明:六大召開時,全國黨員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中共六大成了唯一沒有寫出全國有多少黨員的代表大會。
當時是中共自誕生以來的生死存亡關頭,國內難以找到一個安全的地點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曾有人提議將會議地點定在香港或澳門,但並未達成一致意見。當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將分別於當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將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團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就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8年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經歷艱難險阻,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代表84人。會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和關於政治報告的結論。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中共六大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中共的兩大問題: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針對黨內普遍存在的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既然已經反革命,中國革命的性質便不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錯誤認識,指出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大會明確了決定革命性質的不是革命動力,只能是革命任務。因此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
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於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克服黨內仍然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擺脫被動局面,實現工作的轉變,對中國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中共六大有幾位關鍵的缺席者,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建者李大釗,已在1927年2月28日於北平英勇就義。作為第五屆中央總書記、大革命的領導者陳獨秀也缺席了六大,中央黨史研究室專家李穎在分析原因指出:其一,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都推到他身上十分不滿;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他的組織處理,也十分不滿。更重要的是,陳獨秀認為中國問題要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不了解中國的情況,而中國人解決自己的問題,就應當在中國進行,沒有必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毛澤東也沒有出席六大。六大籌備與舉行時,毛澤東與朱德在井岡山會師,創建了中共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雖然缺席六大,毛澤東仍然當選為中央委員,在23名中央委員中排第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