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拆局 「跨境理財通」四大好處

「跨境理財通」昨日（9月11日）正式啟動，這是另一個惠港政策。

「跨境理財通」指粵港澳大灣區居民個人跨境投資粵港澳大灣區銀行銷售的合資格投資和理財產品，按照購買者身份分為「南向通」和「北向通」 。

高人話，中央經常有好政策，但外界常常講不到位。所以要有專業人士去解讀。

北京大學匯豐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在《上海證券報》和《中國證券網》發表文章，解釋「跨境理財通」對中、港兩地的積極作用。

巴曙松。

據他解說，「跨境理財通」將有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 增加國際資本進入內地市場的渠道 ; 為內地居民提供房地產以外的投資渠道 ; 及鞏固香港私人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文章說，「跨境理財通」凸顯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三個貨幣(人民幣、港幣、澳門元)體系」的優勢，粵港澳分屬不同關稅區域，法律制度和金融體系不同，市場互聯互通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巴曙松說，相比世界其他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在科技、產業方面已具有很強的互補性，金融領域的合作將進一步促進區內的金融要素便捷流動，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作用。

「跨境理財通」表明人民幣已有相當程度的開放，巴曙松說，人民幣有條件在不長的時間內，實現資本項目的完全可兌換，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創造更為寬鬆的條件。以國際貨幣國際化的經驗來看（如日元、德國馬克等），貨幣國際化進程與開放資本賬戶結伴而行。

據他表示，目前人民幣在資本項目尚未開放的子項目已所剩不多，中國資本項目7大類共40項交易中，已實現可兌換、基本可兌換、部分可兌換的項目共計37項，不可兌換子項目僅剩下3項，主要集中在境內資本市場一級發行交易環節，如非居民在內地發行股票(如IPO)、貨幣市場工具和衍生品業務。

股票二級市場已於2002年和2011年，先後發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制度試點，允許境外機構投資者在核定的投資額度內投資內地證券市場。2014年滬港通、2016年深港通、2017年債券通正式啟動，2019年 QFII、RQFII投資額度限制全面取消，中國資本項目在股票和債券二級市場的跨境投資上已實現了較大幅度的開放。

截至2021年二季度，國際投資者持有的境內人民幣債券及股票已達到3.83萬億和3.76萬億元人民幣，總規模較2016年人民幣加入SDR籃子時增長了近6倍 。同時，國際主要央行及政府部門持有的人民幣資產已經佔國際外匯儲備的2.45%，超過了澳元和加元。

自2020年以來，國際資本加速流入中國市場。西方國家施行量化寬鬆、中國國債相對發達經濟體國債利差創下新高，2020年美元零利率水平，令中美之間利差最大接近250個基點，吸引外資流入中國債券市場，2020年外資持有的中國境內債券和股票的新增規模達到1.1萬億元和1.3萬億元的歷史新高，大大超過2019年的0.5萬億元和1萬億元的流入規模。

此外，中國A股正式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中國債券獲納入彭博巴克萊等被全球基金廣泛追蹤的債券指數，愈來愈多追蹤這些全球指數的、包括各國央行、主權基金、國際養老基金等中長期機構投資者根據指數變化，加大配置中國資產，境外機構投資者參與中國資本市場的程度不斷加深。

巴曙松。

目前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債券佔境內債券市場託管餘額的3.1%，持有的股票佔境內A股流動市值的比例超過4%，增長空間巨大。跨境理財通將為外資供另一投資內地資本市場途徑。

文章又稱，另一方面，隨著內地經濟發展，內地居民投資的需求日增，目前內地居民每人每年均享有等值5萬美元的便利化結匯和購匯額度，但不可以投資境外資本市場，對外投資只能通過規定的渠道如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等，後者需要規限一定額度範圍內，渠道和規模較為有限。

「跨境理財通」增加了內地居民的投資渠道，在現有的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基金互認等現有開放渠道之外，提供更多投資選擇，這也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

截至2020年末，中國對外金融資產8.7萬億美元，其中外匯儲備規模約3.3萬億美元，佔對外金融資產總額的37%，佔據對外資產首位。相對而言民間海外投資比例仍低，“跨境理財通”有利於拓寬居民個人跨境證券投資渠道。

初期「跨境理財通」試點總額度為1500億元人民幣，主要針對金融淨資產不低於100萬元個人投資者，似乎可參與者不多，但巴曙松表示，數據顯示，大灣區9城市，擁有600萬元人民幣、1000萬元人民幣及1億元人民幣資產的高淨值家庭，廣東省擁有比例分別為69.2萬戶、29.1萬戶及1.69萬戶，他們都有海外投資需求。

目前中國家庭投資金融產品佔總資產比例僅為17%，而英國、日本分別達到27%和38%，而美國則高達58%。以往內地有資產家庭或多投資房地產，巴曙松表示，愈來愈多高淨值人群，不再依賴單一資產（房地產）投資，跨境投資分散投資風險已成為共識。

「跨境理財通」為內地居民使用香港資產管理服務提供了新渠道。他說，香港是亞洲最大的私人財富管理中心，全球排名僅次於瑞士。截至2020年底，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達到34.93萬億元港幣。撇除資產增值影響，2020年淨吸資2萬億元，較2019年吸資額擴大33%，香港財富管理投資產品多元，涵蓋上市股票、債券、公募及私募基金、管理賬戶、另類投資等多個領域，其中股票投資佔比最高，佔管理資產總值的49%。投資者來自全球各地，非香港本地投資者佔所管理資產的64%，其中來自北美洲和歐洲的投資者達到22%和11%，來自內地的投資者達到10% ，從側面印證香港市場的國際化。

對於香港，巴曙松認為，「跨境理財通」開通後，更多內地高淨值客群可以以香港為基地進入國際市場，建立全球化的資產配置，「跨境理財通」將重塑香港財富管理的發展形態，並促進兩地金融市場進一步融合。

跨境投資需要兩地監管機構更密切的溝通和配合，他說，基於「互聯互通」框架，可以提供透明、專業高效的金融監管體系和風險控制。

巴曙松說，大灣區經濟總量、科技產業規模已獲得長足發展，「跨境理財通」則是在金融領域的重要突破，將推動大灣區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方面先行一步，推進個人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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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