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會議上，毛澤東發表講話（資料圖）
本文摘自《黨代會現場:99個歷史深處的細節》，李穎著 ，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經歷三年大動亂之後，在「準備打仗」的口號聲中，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當時全國共有黨員約2200萬人。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核心內容是闡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大會的選舉中，相當數量的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和黨羽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大會通過的黨章沒有關於黨員權利的規定，卻把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這種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在黨的歷史上從未有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在黨的歷史上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一.珍寶島戰鬥英雄孫玉國被請上主席台作報告
九大召開前後，1969年年初至1970年年初，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全國性戰備高潮。「準備打仗」成了九大的指導思想之一。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珍寶島戰鬥英雄孫玉國被請上九大主席台作報告。這是黨代會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說到這裏，還要從九大的籌備講起。 1966年，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此事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江青秘密策划了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實際上涉及中央領導層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北京市被批評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這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嚴重的政治色彩。此後，批判涉及的範圍迅速擴大。
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遭到誣陷，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加以「篡軍反黨」等罪名，遭到軟禁。1966年年底，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責為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停止工作。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作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這兩次會議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全國黨的各級組織全部處於癱瘓狀態，從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再至基層黨組織，都不能正常工作。
1967年秋，毛澤東指示張春橋、姚文元就九大準備工作和什麼時候召開等問題，在上海做些調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調查報告，假借群眾的名義，提出召開九大之前要先修改黨章。同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關於徵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並附發姚文元的報告。此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實際上成了主持九大籌備工作的領導機構。
1968年10月召開中央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為九大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全會通過新黨章草案和九大代表產生辦法。全會還批准對劉少奇的所謂「審查報告」，給劉少奇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作出了完全錯誤的政治結論和“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1969年3月9日至27日，中央文革碰頭會召集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各大軍區和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開會，對九大進行具體的籌備工作。
在此前後，國際形勢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美蘇爭霸一時出現了蘇攻美守的局面。中蘇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從1968年起兩國邊境衝突事件顯著增加。8月，以蘇軍為首的華沙條約組織部隊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動大規模突然襲擊，蘇聯領導人相繼提出「有限主權論」和“國際專政論”，更使中國領導人加重了對蘇聯大規模入侵的緊迫性、嚴重性的估計。同時，「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軍隊和地方的戰備工作受到嚴重衝擊，有的已陷於癱瘓和停頓。為應付可能的突發事件，加強戒備的問題被尖銳地提了出來。
這時，蘇聯在中國北方陳兵百萬，向中國發出新的戰爭威脅，甚至進行核恐嚇。蘇聯邊防軍三次 (1969年3月2日、3月15日和3月17日)侵入中國領土珍寶島，發生了中蘇邊界的武裝衝突珍寶島事件。這件事進一步強化了毛澤東對國際形勢、尤其是對「社會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估計，給九大以重要的影響。在九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九大的任務是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準備打仗。這樣，加強戰備，準備打仗，成了即將召開的九大的一個重要內容。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9年4月1日，黨的九大在人民大會堂拉開了帷幕。
根據安排，來自珍寶島前沿的孫玉國登上主席台，報告他們是怎樣打垮蘇軍武裝挑釁的。當他講到我英勇的邊防軍於3月2日全殲入侵的蘇軍時，毛澤東從座位上站立起來，帶頭為孫玉國、為英勇的邊防軍鼓掌，緊接著全場起立，報以長時間的暴風雨般的掌聲。孫玉國繼續發言，當他講到我邊防軍把蘇聯的先進坦克炸癱在我國內河一側，講到我軍3月15日又一次打敗蘇軍挑釁時，毛澤東又一次站起來，帶頭為他鼓掌。這一次，孫玉國大膽地走到主席台的中央，向毛澤東敬了禮，毛澤東親切地與他握手，台上台下，掌聲雷動。這不僅表現出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捍衛祖國領土完整的決心和姿態，無疑也寄託了對在戰鬥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的殷切期望。
從此之後，珍寶島戰鬥事迹轟動全國，戰鬥英雄孫玉國的名字傳遍大江南北，家喻戶曉。他的工作職務，也由邊防站長而逐級上升為副團長、團長、省軍區副司令員。1974年，33歲的他被任命為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成為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最年輕的高級將領。但他也難以逃脫歷史條件的影響，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段彎路，很快由輝煌回歸平凡。1982年，他按正團職轉業後開始再次創業，歷任軍工廠廠長、瀋陽軍區後勤部經貿局進出口部總經理、經貿局總經理助理、經貿局副局長等職。
九大前後這次高度緊張的戰備，直到1969年年底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後，戰爭立即爆發的跡象減少，才開始有所緩和。但這次大規模戰備對國內政治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一方面，緊張的空氣和一系列加強戰備的堅決措施，對於抑制武鬥、平息動亂起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緊張的氣氛又助長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大戰即將來臨的認識也對剛剛有所恢復的經濟工作產生多方面影響。1969年年底，原來的許多中央領導人，不僅包括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這些已經被「打倒」了的，而且包括雖然已在群眾中點名批判但還不算是被「打倒」的，都被緊急地分別疏散到外地，從而被完全排除在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之外。
二.毛澤東力挺朱德、陳毅當九大代表，划去女兒李訥的名字
早在1967年11月初，毛澤東就曾指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要“吐故納新”……11月，中央文革小組整理出一份籌備九大的通報，明確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湧現的“新生力量”選入黨的中央委員會；要把“叛徒、特務、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統統清除出去，以根除隱患”。這些實際成為九大準備工作的指導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黨代會，完全破壞了民主推選黨代表的傳統。在九大代表的產生工作中，由於黨組織癱瘓，根本無法進行正常的選舉，大都是由革命委員會同各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協商決定或上級組織指定的。一批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指責為“老右”，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而被排斥在九大之外；林彪、江青一夥及其爪牙，成了九大的代表；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代表，有的是在確定為九大的代表以後，才趕辦入黨手續的。
為了改變上述狀況，毛澤東、周恩來都力所能及地做了許多努力。
德高望重的朱老總出席九大，也有一番不尋常的經歷。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夥就企圖揪斗朱德。他們鼓動一些人在中南海貼出“打倒朱德”、“炮轟朱德”、“黑司令”的大字報，還把這類大字報貼到街上。1968年，謝富治等又製造出“偽黨”假案，誣陷朱德是“中國（馬列）共產黨”中央書記……要進行批判。
毛澤東直接進行干預，堅決制止了他們的陰謀活動，提出，朱德同志是紅司令，如果要開他的批判會，我就出席作陪。直到九大前，有人仍然以莫須有的罪名，企圖阻止朱德參加大會。是毛澤東的堅決提名，才使陰謀未能得逞。
在九大期間的4月21日，朱德在華北組會議上說：「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四十多年，幾乎天天在一起。把我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是不符合事實的，毛主席聽到也會反對的……」對林彪、江青一夥的陰謀進行了揭露。
可是，林彪、江青一夥並不甘心，在九屆一中全會上，又策劃不選朱德進政治局。毛澤東說，朱毛是聯在一起的。堅持把朱德選進政治局。後來，毛澤東見到朱德時說：「人家說你是黑司令，我開始說你是紅司令，現在還說你是紅司令。」
陳毅是著名的人民解放軍元帥，共和國傑出的外交家，國務院副總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他就靠邊站了，沒有工作，遭到的衝擊並不比別人少。他被列為九大代表，是毛澤東堅持的結果。當時對他的所謂問題，並沒有平反，也沒有個公允的結論。
陳毅向毛澤東提出：「我怎麼能出席這樣的會？我是右派啊!」
毛澤東說：「好啊，那你就代表右派嘛!」
還有許多老同志作為九大代表出席這次會議，是經毛澤東親自提名，做了許多論爭才讓參加的。
以上不難看出，毛澤東不得不親自干預出席會議代表的產生，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的做法，足見阻力之大，問題之嚴重。
毛澤東的女兒李訥也曾被列入九大代表的名單之中。至於代表是怎麼選上的，無須細論。值得一說的是，這份代表名單不知是誰送到毛澤東那裏了，還是誰跟毛澤東講過這件事情，總之，毛澤東知道了李訥也是九大代表。他很不贊成。在那份代表名單上，他提起筆來把李訥的名字給圈去了，並指定從警衛部隊補選一名代表。這樣，警衛一中隊的副區隊長耿文喜就成了九大代表。
在九大代表的推選上，周恩來也盡了最大努力。
根據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精神，周恩來起草了一份原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準備擔任九大代表的名單，包括：朱德、陳雲、董必武、鄧子恢、李富春、李先念、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張鼎丞、王震、胡耀邦、譚啟龍、楊勇、方毅、賽福鼎、范文瀾等。他們中有的人不久前還被剝奪出席全會的資格。
報，提出應說服兩地的幹部群眾，將王恩茂（新疆）和陳康（雲南）補選為九大代表。他把電報送毛澤東閱，並註明：王、陳二人如不當代表，「恐對全局不利」。當得知外交部所報九大代表候選人中沒有耿飈時，經過徵求有關方面意見，他表示：一定要向中央建議，讓耿飈出席九大。3月底，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又就徐海東作九大代表和進入九大主席團一事，在有關會議上作出說明，並介紹徐海東的歷史功績。
九大醞釀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規定中央委員人數不超過250人；規定毛澤東、林彪為當然候選人；規定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提名為九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的人數不得超過53人。
由於存在一系列不正常因素，使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的醞釀、預選過程延續達10天之久。林彪、江青兩個幫派體系中的一批骨幹和親信進入中央委員會，而許多有長期革命鬥爭經驗的老同志和經過黨多年培養、真正德才兼備的人卻被排擠在外。名額由原定的不得超過250人改為279人。大會選舉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佔19%，僅為原八屆中央委員會總人數的29%。從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可以看出，林彪、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幾乎全部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中央的地位。
毛澤東曾多次預計，「文化大革命」能在一兩年、兩三年內有一個好的結束。但局勢的發展卻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即便自信的毛澤東也難以駕馭，多次的預計流於落空。黨的九大的召開，並沒有像毛澤東所預計的那樣，使這場「文化大革命」以勝利的姿態趨向結束，隨即進入“鞏固勝利成果”的階段。恰恰相反，由於思想上、政治上「左」傾錯誤的加深和組織上的嚴重不純，實際上是潛伏著更深的危機，醞釀著更加複雜尖銳的鬥爭。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在那樣嚴重不正常的環境下，仍有代表在選舉中頂住壓力，堅持原則，將並非候選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寫在選票上。從中我們也看到，正義的力量是任何勢力都壓不倒的，這也是我們黨歷經磨難而屹立不倒的生命力所在。
三.毛澤東突然提名要林彪當主席團主席，自己當副主席
九大開幕那天，毛澤東身著一身整齊的中山服裝，精神很好，仍舊乘坐那輛蘇制的大吉斯保險車，出中南海西門直駛人民大會堂西南門。
4月的北京，不冷不熱，樹木花草已長出新綠，這是北京一年之中最好季節之一。毛澤東下車後直接進入118廳準備開會。118廳位於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舞台的一側，它的進出口在西南小院，車輛往來較為方便。這裏的廳室寬敞樸素且適用，附近還有幾間小屋，作附屬用房也很方便。「文化大革命」以來，毛澤東多次在這裏小住，會見客人，甚至一些小型會議也在這裏舉行。從這裏去大禮堂主席台，也可以說是最為便當的了。
預定舉行開幕式的時間到了。出席會議的主席團成員也已到齊入座了。毛澤東從118廳出來，從南側進入主席台正中，其他前排就座成員包括林彪、周恩來等也分別入座，自然還是林彪在毛澤東左邊，周恩來在毛澤東右邊。全體代表起立，掌聲大震。
在掌聲平息後，毛澤東宣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這時掌聲再起。按程序，大會要通過主席團名單，然後推舉大會主席。就在這時，發生了一場大家意想不到的小風波。 毛澤東突然說：「我推舉林彪同志當主席。」林彪吃了一驚，馬上慌張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澤東仍然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大家說好不好？”林彪更急了，連連向會場擺手說：“不好不好!毛主席當主席，大家都同意舉手。”全場立即齊刷刷地舉起手來。這時，毛澤東才同意當大會主席團主席，並提議林彪當副主席。 毛澤東為什麼要這樣做？很多人，包括現場的人，也包括今天的筆者，至今仍沒有弄明白。也許，毛澤東確實不樂意做主席團主席這種事務性工作，也許他就是無意那麼一說。總之，這是一個怎麼也解不開的謎。
四.九大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個人崇拜盛行的縮影，毛澤東如何看待個人崇拜
話、不准透露會議情況。包括大會開幕式，代表們是採取秘密的辦法進入會場。 九大的突出特點是從始至終為強烈的個人崇拜和「左」的狂熱氣氛所籠罩。代表們一到北京就為“來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身邊，而感到無比的幸福和激動”。毛澤東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一登上主席台，立即“全場歡聲雷動，掌聲震耳”。毛澤東一開口講話，便不斷地被“萬歲”和“萬壽無疆”的呼聲打斷。會議的基調就是大讚大頌大批，大讚大頌的中心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兼及林彪和江青，大批的主要對象是所謂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毛澤東在大會上的一個簡短開幕詞，竟被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打斷10次。林彪所做的政治報告被稱讚為“劃時代的偉大報告”、“20世紀60年代的《共產黨宣言》”、“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偉大綱領”等。九大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個人崇拜盛行的一個縮影和再現。
黨內個人崇拜的滋長和「左」傾思想的發展相互交織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黨的八大曾明確提出，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還重申了黨反對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頌的方針。然而，這些規定在後來的實踐中，不但沒有堅持下來，而且反其道而行之。隨著「左」傾錯誤發生和發展，個人崇拜的風氣也日益盛行。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當時，全國上下，熱氣騰騰，正在掀起一個生產高潮。在黨內，隨著批評反冒進的範圍越來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領導同志互相攀比，提出的生產指標越來越高。毛澤東的頭腦越來越不冷靜。成都會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召開的。
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批評反冒進的同時，還提出關於兩種個人崇拜的論點。他說：
「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澤東的這段話，分析了兩種不同的個人崇拜並加以區別。而實際上，這所謂的兩種個人崇拜是很難區別的，結果是鼓勵和助長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從的個人崇拜。在這次會上，柯慶施就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
在成都會議的發言中，一些中央領導人都對毛澤東說了一些讚揚的話。有的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學習。主席的許多優點是不是可以學到呢？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些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學到的。有的提出：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有的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黨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如此集中地頌揚毛澤東個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
1964年蘇聯的赫魯曉夫遭遇「克里姆林宮政變」被迫下台。美國記者斯諾曾經問毛澤東：蘇聯人說中國正在搞個人崇拜，是否屬實？毛澤東回答說，赫魯曉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中國確有個人崇拜，也需要有點個人崇拜。
當林彪搞個人崇拜活動發展到極致，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態度才有所轉變。實事求是地講，儘管毛澤東欣賞個人崇拜，但他從來不把自己當作神。1966年7月8日，他在給江青的信中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毛澤東甚至感到自己不得已而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覺。他在信中說：“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他還指示中宣部負責人“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多次要求降低頌揚他的調子。1968年，針對林彪稱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澤東對工作人員說：“人的一句話怎麼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麼多。我的話怎麼可能有那麼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
通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對於個人崇拜，毛澤東有時是歡迎的，有時也表示「討嫌」。然而，林彪、江青一夥，對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卻是別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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