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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長征中的「密碼腦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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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長征中的「密碼腦袋」(圖)

2021年09月14日 17:55 最後更新:11:11

1949年春,毛澤東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接見二局骨幹

記得我小的時候,父親從來沒有講過他在戰爭年代的事情,即便我偶爾提到這個話題,父親也總是笑而不答。後來在「文革」期間,父親被罷了官,遭到關押,又身患重病。

在醫院裡,為了讓我堅定革命信念,他開始零星地談到了他在紅軍時期的經歷。經過許多次談話,我才對革命戰爭時期父親從事的工作有所了解。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之際,特撰此文,作為對革命前輩的紀念。

  毛澤東據二局的情報,力主紅軍掉頭西進

在艱苦的長征路中,我的父親曹祥仁一直是中央紅軍二局的破譯科長,副科長為鄒畢兆。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後,依靠二局掌握的敵「追剿」紅軍行動部署的情報,連續從薄弱環節突破3道封鎖線,但於11月下旬在湘江遇到強大阻擊。血戰湘江後,中央紅軍從8萬多人銳減到3萬人。

據一局參謀呂黎平回憶:「1934年12月中旬,根據曹祥仁破譯的敵報,我們獲悉,蔣介石已判明中央紅軍要與在湘西的紅2、6軍團會師的意圖,調集重兵在城步、靖縣、武崗一帶,布成一個口袋形的陣勢,等待紅軍往裏鑽。」繼續進軍湘西,勢必凶多吉少,但博古和李德仍堅持原計劃不變。毛主席當時已無軍事指揮權,但他跟二局一起行軍,對敵情掌握得很清楚。在湖南通道和貴州黎平分別召開的兩次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就是根據二局的情報,苦口婆心地擺明危機,力主掉頭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西進。在周恩來、朱德等領導的支持下,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放棄與紅2、6軍團會師的原定計劃,改向黔北的遵義進軍,並作出了在川黔邊境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使紅軍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危險,開闢了勝利的前景。

  在中央紅軍的危急關頭,二局破譯了敵人的情報

1935年1月17日遵義會議結束,毛主席重新統帥紅軍,為革命帶來了生機。1月19日,中央紅軍分3路向貴州土城推進,準備在瀘州至宜賓一線北渡長江,進入四川,與紅4方面軍會合。

1月24日拿下土城之後,劉湘、劉文輝等四川軍閥為阻止紅軍入川,出動8個旅對紅軍實行合圍。紅軍集中主力,力圖殲滅從南面尾隨跟進的川軍教導師第3旅和第4旅。川軍是有名的「雙槍(步槍和煙槍)軍」。本來朱總司令和劉伯承總長對川軍的作戰方式都很熟悉,但在實際作戰中,由於川軍有強烈的護鄉意識,又慣于山地作戰,再加上新裝備的捷克造小迫擊炮在山地作戰中極有殺傷力,其戰鬥力大大出乎總部首長的預料。

1月28日5時,紅3、5軍團,紅1軍團的一部和軍委幹部團分南北兩路向青崗坡的敵軍發起攻擊,戰鬥極為慘烈,雖然殲滅了不少敵軍,但我軍也付出了較大的傷亡。此時川軍主帥劉湘下令,要將「飢疲不堪」的紅軍“一網打盡”,又增派兩個旅火速趕來增援。情況萬分危急。軍委決定撤出戰鬥。

父親回憶說,戰鬥還未結束,路邊已躺滿傷兵,情狀催人淚下。天色漸黑,部隊仍陷在狹長的山谷之中,四周槍炮不斷,人心不免慌亂。指揮員們紛紛向四周打量著,判斷著:哪裏是敵人?哪裏可以突出重圍?此時朱總司令鎮定自若。他拔出駁殼槍,指著旁邊的小山頭,命令警衛連:「走,跟我上去看看!」總司令的大智大勇使大家迅速鎮定下來。周恩來、王稼祥這時滿面征塵地急促趕來,對二局局長曾希聖和父親說:“你們趕快搞清情況。我們來幫你們做飯。”軍委二局馬上在空地上架線偵收。父親和鄒畢兆當即破譯密電。他們在敵軍往來的電文中發現:周圍佈滿了敵軍,敵軍的合圍僅有一個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攏,外圍只有蔣介石坐鎮指揮的貴陽空虛。軍委據此決策,立即從包圍圈的空當兒中撤出,擺脫當面敵軍,西渡赤水,脫離絕地。土城戰役是中央紅軍的生死之戰。在這個過程中,軍委二局的情報工作起了關鍵作用。

 毛澤東親自主管軍委二局,要求絕對封鎖破譯敵軍密碼的消息

土城突圍之後,博古回憶,父親破譯了敵人的密電碼,掌握了敵人的行軍路線、出發時間等,於是毛主席指揮行軍,甩掉尾追的敵人,猶如神助,順利地二渡赤水。

此後,毛主席親自主管軍委二局,要求絕對封鎖破譯敵軍密碼的消息。鄒畢兆回憶,毛澤東活用二局情報,寫下了紅軍運動戰的如神妙筆。

1935年2月中下旬紅軍二渡赤水、再占遵義、消滅王家烈軍主力後,又擊潰和消滅了吳奇偉的兩個師。蔣介石立即向遵義增調大軍。當他即將完成圍殲紅軍的部署之時,紅軍已四渡赤水,跨過烏江。4月1日紅軍再逼貴陽。蔣急調滇軍保駕,並判斷中央紅軍要向東與賀龍的紅2、6軍團會師,或者返回江西根據地,即令各部向東集結,形成兩道防線,堵住紅軍向東之路。紅軍便以一部出甕安,示意要東進,使蔣介石錯上加錯,索性把滇軍也調往東線。至此,毛主席調動敵軍東進的目的已完全達到,隨即揮師西出雲南,向北挺進,把蔣介石的所有軍隊都遠遠地甩在了後邊。

在約兩個月的時間裡,中央紅軍在不大的地域內,避實擊虛,四渡赤水,於40萬人的圍堵敵軍密集部署、犬牙交錯的陣地之間銜枚疾走,穿插運動,爭取了主動,走出了危局。這是毛主席戰略英明、戰術靈活的體現,也是二局情報工作準確、及時,成功配合紅軍行軍作戰的又一典範。

  毛澤東巧用二局情報,指揮紅軍先敵一步搶渡金沙江

令1、3軍團分別從龍街、洪門渡口(因無船而難渡)沿山谷小道,兼程向皎平渡彙集,渡江北上。部隊按指定時間趕到,依次渡江,於5月9日到達北岸。當萬耀煌師按蔣介石的手令於5月10日趕到江邊時,紅軍已全部渡過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燒毀。敵人一無所獲,只能望江興嘆。

中央紅軍順利渡過金沙江,跳出幾十萬敵人的包圍圈,為北上與紅4方面軍會合,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勝利,使蔣介石合圍紅軍的企圖成了泡影。

毛澤東說:「如果沒有二局,長征是否能順利到達陝北都很難說。」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甘寧根據地的吳起鎮。1936年10月紅1、2、4方面軍在甘肅會師,勝利結束長征。是年年底,2、4方面軍的技偵力量歸入軍委二局。這支特殊的部隊被任弼時譽為「密碼腦袋」。

鄒畢兆曾詳細記錄了中央紅軍破譯工作成果,取名為《心血的貢獻》。鄒畢兆調離二局後,這本記錄交由父親珍藏。解放戰爭時期,父親從華北赴東北戰場前,又將其轉交給接替自己職務的彭富九保存。彭富九回憶,從1932年秋到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在緊張激烈的戰爭環境中,在艱苦的長征路上,在曾希聖局長的領導和參與下,曹祥仁、鄒畢兆所在的破譯科共破譯國民黨軍各類密碼860多種,其中曹祥仁破譯速度最快、數量最多。

1939年初在安塞二局一次幹部會議上,毛主席在講話時談起長征。據參加會議的江波回憶,毛主席說:「如果沒有二局,長征是否能順利到達陝北都很難說。」因為長征時離開根據地不可能依靠群眾取得敵情,地下工作也很難起作用。毛主席還當場題詞“好的二局”。周恩來曾說:“在江西和長征路上偵察工作起著很大作用,關係著全軍生命性的問題。那時候曹祥仁同志立了很大功勞。”

1975年,父親在逆境中病逝。

我們今日紀念長征,緬懷父親和千千萬萬為了勞苦大眾而英勇獻身的紅軍戰士,唯願紅軍的精神和理想長存。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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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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