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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是骨子裡現代的作家,他的文章自帶「彈幕」

受訪者:楊早,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文學所研究員,《沈從文集》《汪曾祺集》《寧作我:汪曾祺文學自傳》編者。

書鄉:聽說您剛剛從高郵回來。您在2007年已經編過一本《汪曾祺集》,這次又編了一本有關他的文學自傳,今年還有一本《拾讀汪曾祺》要出版。您是否一直把汪曾祺當成是研究的對象?

楊早:我的祖籍也是高郵,汪曾祺的母親是我祖父的堂姑——他的母親姓「楊」,我們算是遠親。其實在十年前,我一直比較排斥自己去研究汪曾祺。一個原因是我確實喜歡他的作品,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有這層關係在,我很擔心自己只會看到他好的部分,看不到弱點,這樣就不是一個合格的研究者。除此之外,我也沒有找到很好的方法。汪曾祺並不是一個容易研究的作家,他的重頭在語言和氣質,但語言和氣質又是很難說清楚的。

書鄉:您最早接觸到汪曾祺的作品是在什麼時候?

楊早:我最早讀汪曾祺應該是1981年,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當時家裏面訂了《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期刊,我很愛看當代文學,閱讀了不少新時期的小說。讀到《人民教育》里選的《受戒》之後,當時就覺得這篇小說很不一樣。它沒有任何的主題意義,但是很美,讓人心中久久不能忘記,但又說不出來它講了什麼,就像做了一個遙遠的夢。那個時候讓我感覺到「不一樣」的小說一個是汪曾祺的《受戒》,另一個是阿城的《孩子王》。《受戒》不是那種會讓人憤怒的小說,而同時期的有的作品都會讓人產生憤怒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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