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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關東軍為何選擇「九一八」發動侵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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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關東軍為何選擇「九一八」發動侵略中國

2021年09月16日 18:20 最後更新:11:31

摘要:今日是「九·一八」事變爆發81周年,對於所有的華夏兒女來說,那是一個不容遺忘的日子,回顧那段歷史,警示人們勿忘國恥。1931年9月18日,從這一天起,東北成為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14年的殖民地;從這一天起,東北父老鄉親淪為亡國奴;從這一天起,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侵略戰爭打響,中國人民空前團結起來,長達14年的浴血奮戰,前仆後繼,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吞併中國、稱霸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而採取的一個蓄謀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驟。早在1927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

侵入瀋陽的日軍裝甲車 

日軍很快攻佔東北軍駐地瀋陽北大營

日軍在瀋陽城牆上向中國軍隊進攻 

尋找發動戰爭的口實

日本法西斯為發動侵略戰爭,不斷製造事端,大肆渲染「滿蒙危機」,為行使武力尋找借口。1931年春夏發生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萬寶山是長春的小村鎮,當時漢奸郝永德將盜租的農田轉包給無籍朝鮮人耕種,並在其他農戶耕地上開掘溝渠,引起糾紛。日本遂出動武裝警察,鎮壓當地農民,雙方發生衝突但無傷亡。而後在日警的武力保護下,強行開渠竣工,使農民遭受巨大損失。這樣一樁強盜事件,日本侵略者卻顛倒黑白,捏造數百名朝鮮農民被害,釀成在朝鮮各地的排華風潮。

所謂「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軍部派遣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邊境屯墾地區,進行軍事偵察,搜集情報。當其一行到達蘇鄂公府附近時,被屯墾第3團關玉衡部捕獲,並將其秘密處死。7月關東軍偵知此事,便將這一事件視為“解決滿蒙問題開端的絕好機會”。

於是,「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成了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口實。在中國東北的法西斯組織滿洲青年聯盟,派人前往關東軍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還組成了“母國遊說團”,回日本拜訪政軍等各界人物,舉行集會。日本各法西斯團體和右翼組織也召開聯合大會,叫囂解決“滿蒙問題”,“除斷然使用武力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執政的民政黨也通過決議:“對於侵犯既得利益的行為,要毅然行使自衛權”。至“九一八”事變前,日本侵略者煽動的侵華狂潮,已席捲了日本列島。

  關東軍原計劃9月底行動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馬上任關東軍司令官,立即聽取了關於「滿蒙」情況的彙報和作戰計劃報告,隨即發出“訓示”,表示“已下重大決心……應付多變之時局,共圖伸展國運之大業”。

接著,本庄會見了關東軍的兩大支柱——第2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和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森連中將,並對所屬部隊進行了巡視,檢閱了以攻擊中國軍隊為目標的軍事演習。本庄訓示中明確提出對於危害日本的「滿蒙」權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應“主動採取斷然措施”,予以膺懲;並要求各部隊“萬一發生事變……要有必勝的決心和準備,不許稍有麻痹”。

到9月18日事變當天,本庄才回到旅順關東軍司令部。至此,關東軍已處於臨戰狀態。經過長達三年之久的精心策劃和充分準備,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期迫在眉睫。

關東軍原計劃是於9月底發動事變,並按分工做好了準備。儘管關東軍的活動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但還是走漏了風聲,外務省已經風聞關東軍在策劃陰謀,外務大臣幣原為此向陸軍大臣南次郎提出質問。鑒於這種情況,軍部中央決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東北,「以防患於未然」。

對於軍部派建川去東北的意圖,一般認為是讓其「勸說」關東軍暫緩行動。但眾所周知,建川是主張行使武力的強硬派,對關東軍的策劃持支持態度,與其說讓其「勸說」,不如說前去點火。美國學者甚至認為,建川作為昭和天皇的親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導關東軍的。於是,建川在臨行前授意橋本欣五郎給關東軍發出了密碼電報,告之:“事已暴露,必須立即動手。”同時還通過大川周明派中島信一立即飛往東北,向關東軍通報有關情況。

 防泄密提前發動侵華戰爭

關東軍接到橋本電報後,當即於15日午後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今田等人主張立即動手,花谷等主張與建川見面後再做決定,意見不一。至16日凌晨2時,坂垣詐稱暫停行動。然而僅過了幾小時,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於9月18日發動事變。之所以出現變故,並不是因為建川要來東北發生動搖,而是為防止泄密,並排除所謂「不堅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為此人愛吹,嘴不嚴)。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農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這一天,在中國瀋陽,日本法西斯製造了柳條湖事件,悍然以武力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9月18日下午7時許,帶著「勸說」使命的建川美次到達瀋陽,但他並沒「勸說」,而是在日本飯館裏酒足飯飽後,躺在了藝妓的懷裏。此時,關東軍守備隊川島中隊已全副武裝出發了。

他們以巡查南滿鐵路為名,到達了瀋陽城以北的東北軍第7旅駐地北大營西南約800米的地方。這裏當時叫做柳條湖村(曾訛傳為「柳條溝」)。川島中隊到達後,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領幾名士兵,在南滿鐵路一側路軌的連接處安裝上炸 葯,然後點燃了導火索。時間大約是22時20分左右。

隨著一聲爆炸,寂靜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壞的鐵軌和枕木的碎片,飛落到鐵路兩旁。據後來滿鐵調查,爆炸只造成了輕微的破壞。關東軍只進行小規模破壞是有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車阻礙或顛覆,不使旅客滯留現場,防陰謀敗露;第二,關東軍只需在現場留守少數人員,可集中兵力進攻北大營;第三,可保證將鐵路及時修好,便於以後的軍事運輸。

實施爆破之後,川島中隊隨即趕到現場,向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發起攻擊。並用電話向坂垣報告。坂垣接到報告後,遂根據事先的計劃,下達了全面進攻的命令。關東軍各部隊接到命令後,立即按《攻取奉天城計劃》出動。夜23時許,安裝在獨立守備隊院內的巨型榴彈炮開始向北大營轟擊,一場災難降臨到了瀋陽城。

  張學良不抵抗原因成謎

”,讓張對日本之挑釁不作抵抗。

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張學良給臧式毅、榮臻發來密電:「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必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由此看來,張學良是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在1990年張學良接受日本記者採訪時,沒有提及蔣介石的密電,而說當時的中央政策行政院長孫科,下達過一個指示,內容是“相應處理”,意思是說中央不負責任。這等於張學良承擔了不抵抗的責任。

張學良為什麼不進行抵抗呢?張學良解釋是判斷失誤。他認為,判斷一件事,「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想對方環境、處境和利害關係」,因此,“我的判斷是,日本那樣做,不僅對中國不幸,對日本來說,要受國際上的責備,後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戰爭,那我當時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

對於張學良的表白,日本學者認為「考慮到他現今的處境,不得不做如是說」。不管是張學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也好,還是判斷失誤也好,他推行了不抵抗政策,客觀上挫傷了東北軍愛國官兵抵禦外侮的積極性,致使東北軍迅即潰敗,將東北的大好河山丟掉。在這個意義上,張學良要承擔丟失國土的歷史責任的。

 24小時內瀋陽內外淪陷

由於不抵抗主義,東北軍的防務只能是建立在「逃跑主義」基礎上,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精銳第7旅,擬定了敵進我退的方案。不抵抗主義和逃跑主義也造成了防務鬆懈,官不守職。

事變發生當夜,第7旅主官,只有參謀長趙鎮藩和620團團長王鐵漢留守營中,當敵向北大營發起進攻時,趙鎮藩急忙用電話向榮臻請示辦法,榮命令:「不准抵抗,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在敵攻進營垣大肆殺戮的情況下,趙鎮藩下令部隊按計劃一邊掩護一邊向東撤退。

在突圍中,620團王鐵漢部進行了英勇抗擊,其他各部被敵分割,突圍情形極為混亂。至19日晨5時左右,敵完全佔領北大營,並將其付之一炬。北大營之戰,日軍以區區4個中隊數百人,進攻東北軍近萬人勁旅,結局卻是日軍獲勝。這在戰史上極為罕見。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主義造成的。如果我軍迎頭抗擊,完全可消滅敵人,日侵略計劃難以實現。

在關東軍獨立守備隊進攻北大營的同時,日軍步兵第29聯隊侵入商埠地,向瀋陽城發起攻擊。由於中國軍警接到不抵抗命令,除個別略有抵抗外,基本上對日進攻沒進行有組織的抵抗。遼寧省政府幾次與日本駐沈總領事館交涉,要求日軍停止進攻,甚至表示要「打開城門,以示沒抵抗之意」,但日領館卻回答:“中國軍隊破壞滿鐵鐵路,責任在中國”,並以“軍人行動,領事無權過問”相推諉。

日軍第29聯隊幾乎未遇抵抗,很快從瀋陽城西北角突入城內,到19日晨6時左右,佔領了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等軍政機關。瀋陽城失陷了。接著,由遼陽趕來增援的日軍第2師團主力,到達瀋陽後,立即投入戰鬥,很快佔領了瀋陽航空處及兵工廠。然後又向瀋陽(東北軍講武堂所在地)發起進攻,所在教職員和學生也由於不抵抗命令,隨敗退下來的第7旅官兵一起撤退。19日中午時分,日軍佔領東大營。至此,瀋陽內外全部淪陷。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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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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