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日是「九·一八」事變爆發81周年，對於所有的華夏兒女來說，那是一個不容遺忘的日子，回顧那段歷史，警示人們勿忘國恥。1931年9月18日，從這一天起，東北成為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14年的殖民地；從這一天起，東北父老鄉親淪為亡國奴；從這一天起，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侵略戰爭打響，中國人民空前團結起來，長達14年的浴血奮戰，前仆後繼，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吞併中國、稱霸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而採取的一個蓄謀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驟。早在1927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

侵入瀋陽的日軍裝甲車 

日軍很快攻佔東北軍駐地瀋陽北大營

日軍在瀋陽城牆上向中國軍隊進攻 

尋找發動戰爭的口實

日本法西斯為發動侵略戰爭，不斷製造事端，大肆渲染「滿蒙危機」，為行使武力尋找借口。1931年春夏發生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萬寶山是長春的小村鎮，當時漢奸郝永德將盜租的農田轉包給無籍朝鮮人耕種，並在其他農戶耕地上開掘溝渠，引起糾紛。日本遂出動武裝警察，鎮壓當地農民，雙方發生衝突但無傷亡。而後在日警的武力保護下，強行開渠竣工，使農民遭受巨大損失。這樣一樁強盜事件，日本侵略者卻顛倒黑白，捏造數百名朝鮮農民被害，釀成在朝鮮各地的排華風潮。

所謂「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軍部派遣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邊境屯墾地區，進行軍事偵察，搜集情報。當其一行到達蘇鄂公府附近時，被屯墾第3團關玉衡部捕獲，並將其秘密處死。7月關東軍偵知此事，便將這一事件視為“解決滿蒙問題開端的絕好機會”。

於是，「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成了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口實。在中國東北的法西斯組織滿洲青年聯盟，派人前往關東軍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還組成了“母國遊說團”，回日本拜訪政軍等各界人物，舉行集會。日本各法西斯團體和右翼組織也召開聯合大會，叫囂解決“滿蒙問題”，“除斷然使用武力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執政的民政黨也通過決議：“對於侵犯既得利益的行為，要毅然行使自衛權”。至“九一八”事變前，日本侵略者煽動的侵華狂潮，已席捲了日本列島。

　　關東軍原計劃9月底行動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馬上任關東軍司令官，立即聽取了關於「滿蒙」情況的彙報和作戰計劃報告，隨即發出“訓示”，表示“已下重大決心……應付多變之時局，共圖伸展國運之大業”。

接著，本庄會見了關東軍的兩大支柱——第2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和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森連中將，並對所屬部隊進行了巡視，檢閱了以攻擊中國軍隊為目標的軍事演習。本庄訓示中明確提出對於危害日本的「滿蒙」權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應“主動採取斷然措施”，予以膺懲；並要求各部隊“萬一發生事變……要有必勝的決心和準備，不許稍有麻痹”。

到9月18日事變當天，本庄才回到旅順關東軍司令部。至此，關東軍已處於臨戰狀態。經過長達三年之久的精心策劃和充分準備，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期迫在眉睫。

關東軍原計劃是於9月底發動事變，並按分工做好了準備。儘管關東軍的活動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但還是走漏了風聲，外務省已經風聞關東軍在策劃陰謀，外務大臣幣原為此向陸軍大臣南次郎提出質問。鑒於這種情況，軍部中央決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東北，「以防患於未然」。

對於軍部派建川去東北的意圖，一般認為是讓其「勸說」關東軍暫緩行動。但眾所周知，建川是主張行使武力的強硬派，對關東軍的策劃持支持態度，與其說讓其「勸說」，不如說前去點火。美國學者甚至認為，建川作為昭和天皇的親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導關東軍的。於是，建川在臨行前授意橋本欣五郎給關東軍發出了密碼電報，告之：“事已暴露，必須立即動手。”同時還通過大川周明派中島信一立即飛往東北，向關東軍通報有關情況。

　防泄密提前發動侵華戰爭

關東軍接到橋本電報後，當即於15日午後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今田等人主張立即動手，花谷等主張與建川見面後再做決定，意見不一。至16日凌晨2時，坂垣詐稱暫停行動。然而僅過了幾小時，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於9月18日發動事變。之所以出現變故，並不是因為建川要來東北發生動搖，而是為防止泄密，並排除所謂「不堅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為此人愛吹，嘴不嚴)。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農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這一天，在中國瀋陽，日本法西斯製造了柳條湖事件，悍然以武力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9月18日下午7時許，帶著「勸說」使命的建川美次到達瀋陽，但他並沒「勸說」，而是在日本飯館裏酒足飯飽後，躺在了藝妓的懷裏。此時，關東軍守備隊川島中隊已全副武裝出發了。

他們以巡查南滿鐵路為名，到達了瀋陽城以北的東北軍第7旅駐地北大營西南約800米的地方。這裏當時叫做柳條湖村(曾訛傳為「柳條溝」)。川島中隊到達後，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領幾名士兵，在南滿鐵路一側路軌的連接處安裝上炸 葯，然後點燃了導火索。時間大約是22時20分左右。

隨著一聲爆炸，寂靜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壞的鐵軌和枕木的碎片，飛落到鐵路兩旁。據後來滿鐵調查，爆炸只造成了輕微的破壞。關東軍只進行小規模破壞是有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車阻礙或顛覆，不使旅客滯留現場，防陰謀敗露；第二，關東軍只需在現場留守少數人員，可集中兵力進攻北大營；第三，可保證將鐵路及時修好，便於以後的軍事運輸。

實施爆破之後，川島中隊隨即趕到現場，向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發起攻擊。並用電話向坂垣報告。坂垣接到報告後，遂根據事先的計劃，下達了全面進攻的命令。關東軍各部隊接到命令後，立即按《攻取奉天城計劃》出動。夜23時許，安裝在獨立守備隊院內的巨型榴彈炮開始向北大營轟擊，一場災難降臨到了瀋陽城。

　　張學良不抵抗原因成謎

”，讓張對日本之挑釁不作抵抗。

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張學良給臧式毅、榮臻發來密電：「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必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由此看來，張學良是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在1990年張學良接受日本記者採訪時，沒有提及蔣介石的密電，而說當時的中央政策行政院長孫科，下達過一個指示，內容是“相應處理”，意思是說中央不負責任。這等於張學良承擔了不抵抗的責任。

張學良為什麼不進行抵抗呢？張學良解釋是判斷失誤。他認為，判斷一件事，「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想對方環境、處境和利害關係」，因此，“我的判斷是，日本那樣做，不僅對中國不幸，對日本來說，要受國際上的責備，後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戰爭，那我當時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

對於張學良的表白，日本學者認為「考慮到他現今的處境，不得不做如是說」。不管是張學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也好，還是判斷失誤也好，他推行了不抵抗政策，客觀上挫傷了東北軍愛國官兵抵禦外侮的積極性，致使東北軍迅即潰敗，將東北的大好河山丟掉。在這個意義上，張學良要承擔丟失國土的歷史責任的。

　24小時內瀋陽內外淪陷

由於不抵抗主義，東北軍的防務只能是建立在「逃跑主義」基礎上，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精銳第7旅，擬定了敵進我退的方案。不抵抗主義和逃跑主義也造成了防務鬆懈，官不守職。

事變發生當夜，第7旅主官，只有參謀長趙鎮藩和620團團長王鐵漢留守營中，當敵向北大營發起進攻時，趙鎮藩急忙用電話向榮臻請示辦法，榮命令：「不准抵抗，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在敵攻進營垣大肆殺戮的情況下，趙鎮藩下令部隊按計劃一邊掩護一邊向東撤退。

在突圍中，620團王鐵漢部進行了英勇抗擊，其他各部被敵分割，突圍情形極為混亂。至19日晨5時左右，敵完全佔領北大營，並將其付之一炬。北大營之戰，日軍以區區4個中隊數百人，進攻東北軍近萬人勁旅，結局卻是日軍獲勝。這在戰史上極為罕見。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主義造成的。如果我軍迎頭抗擊，完全可消滅敵人，日侵略計劃難以實現。

在關東軍獨立守備隊進攻北大營的同時，日軍步兵第29聯隊侵入商埠地，向瀋陽城發起攻擊。由於中國軍警接到不抵抗命令，除個別略有抵抗外，基本上對日進攻沒進行有組織的抵抗。遼寧省政府幾次與日本駐沈總領事館交涉，要求日軍停止進攻，甚至表示要「打開城門，以示沒抵抗之意」，但日領館卻回答：“中國軍隊破壞滿鐵鐵路，責任在中國”，並以“軍人行動，領事無權過問”相推諉。

日軍第29聯隊幾乎未遇抵抗，很快從瀋陽城西北角突入城內，到19日晨6時左右，佔領了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等軍政機關。瀋陽城失陷了。接著，由遼陽趕來增援的日軍第2師團主力，到達瀋陽後，立即投入戰鬥，很快佔領了瀋陽航空處及兵工廠。然後又向瀋陽(東北軍講武堂所在地)發起進攻，所在教職員和學生也由於不抵抗命令，隨敗退下來的第7旅官兵一起撤退。19日中午時分，日軍佔領東大營。至此，瀋陽內外全部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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