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天,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三年的游擊戰爭,主力部隊和地方武裝迅速發展到約10萬人,並開闢了10餘塊蘇區(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維埃區域,簡稱中央蘇區)。對此,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接連發動了五次對蘇區的大規模「圍剿」,企圖在3到6個月內消滅紅軍。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積極的反「圍剿」鬥爭,前四次都取得了勝利,但左傾錯誤思想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從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等指揮下,貫徹積極防禦的方針,實行「誘敵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戰術原則,先後粉碎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圍剿」。反「圍剿」的勝利,使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擁有21座縣城、面積5萬平方公里、居民達250萬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
第三次反「圍剿」結束不久,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1.7萬多人在中共地下黨員趙博生和進步軍官董振堂等率領下,於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寧都舉行起義,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團。這期間,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的反「圍剿」也取得重大勝利。
1932年7月,國民黨當局同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蔣介石調集30萬軍隊,發動了對鄂豫皖根據地的進攻。由於張國燾的錯誤領導,紅四方面軍數戰不利,被迫撤離根據地。與此同時,國民黨10萬軍隊還向湘鄂西根據地發動進攻。紅三軍團在夏曦等人的錯誤指揮下,傷亡慘重,被迫轉移到黔東。
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3日至8日在江西寧都縣東山壩鄉小源村榜山祠召開全體會議(即寧都會議)。此次會議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積極進攻戰略」同毛澤東為代表的「積極防禦戰略」鬥爭的總爆發。會議排擠和剝奪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和指揮權。
1932年底,國民黨調集30個師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紅軍在周恩來和朱德的指揮下,根據毛澤東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採取聲東擊西,大兵團伏擊,集中優勢兵力,堅決圍殲的作戰方針,消滅國民黨3個師,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國民黨先後調集100萬軍隊向各地紅軍進攻,而以50萬軍隊從9月下旬開始向中央根據地進攻。
毛澤東此時已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臨時中央直接領導這次反「圍剿」鬥爭。此時的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依靠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負責軍事指揮。他們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方針,而實行軍事冒險主義的方針,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即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以外戰勝敵人。使紅軍陷於被動地位;在進攻遭受挫折後,又採取消極防禦方針,實行分兵防禦、短促突擊,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同裝備優良的國民黨軍隊拼消耗。這樣,戰局的發展對紅軍日漸不利。
1933年11月,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抗日反蔣,並派代表同紅軍談判合作。這對紅軍打破第五次「圍剿」是一個有利的機會。但左傾領導人繼續把中間派看成最危險的敵人,不肯在軍事上同第十九路軍進行配合,結果使紅軍錯失良機。蔣介石在打敗第十九路軍後,完成對中央根據地的四面包圍。
正值前方紅軍鏖戰之際,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建議並經臨時中央決定,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的名義和組織,將前方總部撤回後方,併入中革軍委機關。按照這個決定,朱德、周恩來被調回後方。中央根據地的紅軍各軍團和其他獨立師、團直接由中革軍委指揮作戰。通過這一措施,李德進一步控制了軍事指揮權。1934年1月,紅一方面軍總部與中革軍委合併,紅一方面軍再次稱中央紅軍。
1934年1月,中共的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這次全會不顧敵強己弱和第五次反「圍剿」的不利形勢,宣稱中國革命進入到「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階段,把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推向頂點。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書記處,博古仍為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
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的惡果,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4月中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江西廣昌。4月28日廣昌失守。廣昌保衛戰是紅軍歷史上最典型的陣地戰、消耗戰,使紅軍遭受重大傷亡。在歷時18天的戰鬥中,紅軍斃傷俘敵2600餘人,而自身傷亡高達5000餘人。
廣昌失守後,根據地日益縮小,軍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國民黨軍隊調整部署,加緊對根據地中心地區的「圍剿」,紅軍雖經頑強抵抗,但節節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根據地僅存瑞金、會昌、雩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
10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根據地腹地,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8.6萬多人撤離根據地,踏上向西突圍的征途。
第五次反「圍剿」是中共軍戰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軍事失敗,其根本原因是戰略指導上的失誤,中央蘇區軍民全力以赴,為保衛蘇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付出了巨大代價,給予國民黨軍大量殺傷。但由於中共中央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使這次反「圍剿」作戰始終處於被動,以致在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的情況下,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